20世纪20—30年代江苏农村合作运动论略

农村合作运动是国民党政权定鼎南京后极力推行的一项国家社会经济政策。抗战前,江苏省率先进行农村合作运动,并为之设立了农村合作事业指导委员会与金融部门江苏省农民银行;出台了种种有利于合作社业务展开的举措,如加大农贷资金、采用多种贷款方式、限制借贷利率等。这些作法在加速江苏农村合作事业发展的同时,也或多或少地增加了农业生产的投入,改变了乡村借贷的传统格局,促使了农民思想观念的转型和乡村社会的现代化。但由于当时基层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结构尚未彻底变革,难以达到国民政府之初衷,然改良农村的努力则不应忽视。     

经济复兴与政治控制的互动——论民国时期江宁实验县合作运动的引入动机

1930年代的中国,农村破败,迫切需要变革,而国民政府同时还面临着在乡村社会构建合法性权威的问题。合作运动于此时的兴起将这两个问题融合在一起,并提供了解决的可能性,江宁实验县的设立正是国民党人实现这一目标的努力和尝试。具体而言,在江宁,合作运动的目标是以合作社为中介,通过复兴农村经济来加强对农村的渗透,进而增强国民政府在乡村社会统治的合法性,从而对乡村社会实行有效的基层控制。     

试论抗战前国统区农村合作运动的兴起和发展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初,面对中国农村经济衰败残破、肃杀荒凉之景,亟谋变通之法,视合作运动为救治良方,旨在以此解决中国农村经济问题,对抗中共土地革命,稳固基层统治秩序。从合作社的性质看,以官办合作社为主;从合作社的类型看,以信用合作社为主;从合作社的分布看,遍布全国大部分地区,但以少数省市为主。合作运动在少数地区相当程度的发展,既是对农村经济的微薄救济,又是国民党乡村统治的稳定因素,还是推动中国农村近代化历史进程的积极尝试。但是,由于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交替掠夺,导致中国农民的极端贫困化,合作社严重缺乏资金,由于国民党对合作运动推行乏力,合作法规漏洞百出,合作社每遭操纵利用和打击破坏,加之中国农民受教育者寥无几人,而许多人却莫名其妙,因此国统区农村合作运动不可能实现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并终将遭致流产的厄运。     

1927—1949年国共两党农村合作比较研究

为了摆脱经济困境 ,安定农村 ,获得农民对各自政权的支持 ,解放前国共两党都在农村大规模地开展了合作运动。国共两党农村合作运动的原因和目的、实际运作过程和绩效有同有异。虽然合作运动时间不长 ,但它却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国民党的合作实践为台湾合作运动的成功奠定了基础 ,而中共的农村合作则极大地影响了新中国的农业发展道路     

困境中的选择--对国民党乡村合作运动政策确立过程的论析

20世纪初 ,因乡村危机而起的合作主义思潮 ,为国人改造社会提供了一种可资借鉴的思路 ;孙中山为实现民生主义认同了合作制度 ,并形成以三民主义为理论基础、以民生为本位的合作理念 ,成为国民党乡村合作运动的意识形态依据 ;而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政府 ,为建立现代民族—国家和对抗中共土地革命又不得不使之法令化 ,且将之提升到国策层面来推行 ,产生了推行合作运动的强制性约束力。然而 ,国民党人认同并以行政力量将其付诸实施的过程 ,实际上又是一个不断改变、扩大甚至是扭曲其功能的过程。国民党人最终尝到的是“淮橘为枳”的滋味。     

农民合作视角下的乡村环境保护:合作化运动中晋东南的历史经验

乡村环境保护是我国农村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环节。本文从农民合作的视角出发,基于20世纪50年代晋东南地区合作化运动的丰富历史资料,来考察农民合作促进乡村环境保护的微观社会经济机制。这种微观机制,一方面表现在农民合作所带来的要素配置效率改进,可以从原本内卷化的家庭农业中调配出相当数量的劳动力从事植树造林和兴修水利工程等有助于环境保护和防止水土流失的活动;另一方面还表现为经由农民合作所形成的社区认同、关键行动者的带动作用以及约束性的制度对乡村环境保护的持久激励。     

国民政府乡村合作社运动的路径与绩效

民国时期,国民政府积极推动开展乡村合作社运动。基于对民众能力不足的认定以及不触动土地所有权这一前提基础的设定,国民政府制定出诸多以强化政府作用为核心的扶助性政策,自上而下加强对乡村合作社运动的推进,其实质是力图在政府主导下将西方的合作经济制度移植到民国乡村社会。但在实践中,此种强制性的制度变迁绩效明显不足,国民政府预设之通过开展合作复兴乡村及整合乡村社会的目标均未能达成。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的困境与路径选择

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是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制度动力和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载体。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与乡村振兴具有相互促进、互助共赢的内在逻辑关系。在“三新”实践中,常出现因缺乏对“三新”思想理解从而使得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建设效益不高、发展方向与方式不明确;资本逐利性使得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出现偏离与异化;经营管理机制不健全、不合理使得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能力不足等问题,致使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在助力乡村振兴时陷入困境。为克服这些困境,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应系统性引导乡村发展综合性产业,并将产业发展嵌入本地生态与乡土文化,创新经济增长点,倒逼乡村生态、文化价值观念重塑;以“三变”改革促进参与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农户成为利益共同体,建立内部化收益、成本、风险保障、考核、监督、激励发展机制,结合乡村非正式制度,有益于乡村产业顺利发展,生产生活有序进行,农民权益得到保障,更稳定、更多地分享收益;搭建与其他组织协作发展平台,实现城乡融合、要素互通,促进产业发展、乡村有效治理。     

教育推动、行政主导与制度变革——20世纪20,30年代乡村建设的三种路径比较

在20世纪20,30年代的乡村建设中,存在着国民党、共产党和作为中间势力的知识精英三种政治势力主导的不同路径的乡村建设运动.由于阶级属性、目标取向不同,各种政治势力在寻求解决农村问题道路上的出发点、运用的力量、采取的方式必有差异,由此导致了迥然不同的结果.     

民国乡村建设运动之"公共卫生"研究

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兴起过一场乡村建设运动,以中华职业教育社、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南京金陵大学、山东齐鲁大学等为代表的一些民间教育和学术团体以及大中专院校,为复兴日趋衰落的农村经济,到农村建立实验区(县),从事以兴办教育、改良农业、流通金融、提倡合作、公共卫生和移风易俗等为主要内容的乡村建设实验。据统计,当时600多个教育和学术团体及大中专院校在全国建立了1000多个乡村建设实验区(县)。研究乡村建设运动不仅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而且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它能为我们当今新农村建设提供有益的借鉴。…     

“弹性结构”与民国江西乡村改良运动的失效

在红军主力被迫长征、撤离江西后,为了争夺民心,巩固统治,国民党在江西发起了一场大规模的农村现代化改良运动.运动原定时限是1936年底,然而,此时江西农村依然贫穷落后,花了大量人力、物力、财力和精力的江西农村改良运动,却收效甚微,江西农村毫无复兴迹象.出现这种结局的根本原因,就在于传统乡村社会存在着不易改变的"弹性结构",这种结构就像一张巨型的"弹性之网",它可以在很大的程度上消减农村社会改良的绩效.     

乡村精英、社会资本与农村合作经济组织走向

农民合作的制度创新是需求者在制度稀缺环境下的自主选择,由此路径产生的合作经济组织存在制度供给不足问题,在此背景下,乡村精英的社会资本对正式制度供给起到了替代作用.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良好运转较大程度上仰赖于乡村精英的社会资本.乡村精英在组织内分享社会资本的利他行为出于谋取更多合作剩余、寻求认同感以及再生产社会资本的需要.在乡村精英主导的制度模式下,当收益不足以弥补其成本时,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走向就会发生改变.     

浅论梁漱溟的乡村建设方略

乡村建设是梁漱溟为复兴本真儒家人生和解决现实中国政治、经济问题而得出的一个结论或方案。这种初衷与国民党原无相关之处。因而梁漱溟从主观上一直力图摆脱国民党对乡村建设的控制，竭力避免乡村建设成为国民党加强官僚政治的工具。无奈乡村建设实验权和财权一直仰给于国民党，梁漱溟又不愿与国民党发生直接冲突，因而最后乡村建设逐渐偏离了其理想设计，落入了国民党的控制。     

演化博弈视角下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参与乡村治理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经济社会各方面发生了巨大变化,乡村治理呈现多元化。新型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正在乡村经济社会发展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其在参与乡村治理过程中,能有效缓解传统治理主体缺失的矛盾,遏制乡村治理资源分散分布的趋势,规范乡村社会组织结构的有序化调整转型。作为乡村治理两个主体的政府和农民合作经济组织,长期稳定策略集中在各方均合作或者均不合作,取决于博弈双方利益分配机制的完善和治理成本的降低,从动态调整角度看,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与政府具有合作的趋势。因此,推动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积极参与乡村治理,重点要从理顺博弈双方的利益分配机制出发,同时控制影响博弈双方参与治理支出成本的不确定性因素。     

大庆市增强县域经济推动乡村振兴的路径研究

县域经济是连接城市经济和农村经济的关键纽带,县域振兴是实现乡村振兴的根本支撑,探索在县域层面整合城乡资源,增强县域经济实力辐射带动乡村及农业发展,是实现乡村振兴和城乡融合发展的合理选择。分析大庆市县域经济发展存在的短板,解析县域经济短板对乡村振兴构成的制约,进而探索增强县域经济以助推乡村振兴的实现路径。     

试论国民党地方自治失败的原因

地方自治是国民党统治时期规模宏大的社会政治运动,它起自1929年国民党三大,止于1946年“制宪国大”,前后历时18年,耗费了巨大的人力和物力,但其结果却是“成功之处甚少,失败之处太多”搞得“县政一塌糊涂”。它的实行加重了当时农村的经济凋零和人民的怨恨情绪,加速了国民党政治、经济的崩溃,成为国民党统治在大陆迅速覆灭的重要因素之一。     

国难中的乡村事业:抗战时期四川的乡村建设运动——以平教会为中心的考察

通过对抗战时期平教会在四开展的设立四川省设计委员会、进行全省社会调查、创办新都实验县、实施"新县制"和"行政督察区"实验以及创办"乡村建设育才院"等活动的梳理和考察,可以看出,在抗战这一特殊的历史境况下,由平教会主持或参与的乡村建设运动,促进了实验地的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和政治的改良,支持了抗战.平教会一方面在主观理论上试图保持自己处于独立超然的地位,另一方面,在客观实践中与政府合作,逐步被纳入国民党政治运作的轨道中.     

早期国民党乡村渗透的制度逻辑:从权力结构均衡分析

早期国民党通过军事手段获得执政地位,且通过保甲制来控制乡村,但并不意味着其获得了对乡村的支配优势,基于此,国民党组织力图向乡村渗透.为避免"党政合一"造成乡村治理的官僚化,国民党在基层推行"党政分开"并倡导"党义治国",但在当时中央权威不足的背景下,"党国体制"的调整导致了国民党基层治理权力的空洞化和劣化,这意味着社会权力的精英化过程中断,分散的社会权力更无力制约政治权力载体的资源汲取,也就不能阻止破产的、原子化的乡村社会权力载体被反体制精英重新组织化为反体制力量.     

20世纪50年代初国共两党农村土地改革政策比较研究

20世纪50年代初国共两党分别在台湾和大陆进行了农村的土地改革运动。台湾的土地改革使国民党在台湾站稳了脚跟,并促进了台湾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大陆的土地改革运动,巩固了新生的人民政权,促进了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工业化差异视角下的农村婚配秩序研究——基于浙东S、Q两村的经验比较

农村婚配问题是社会各界关注的重要议题。本文采用实地研究方法,在区域差异视角下对浙东不同工业化程度的地区进行考察,发现工业化核心地带和工业化边缘地带农村婚配秩序存在差异。在工业化核心地带的乡村,形成经济社会互嵌的社会经济结构,在本地工业整合作用下形成本地婚姻,就地城镇化会降低婚姻成本,完整的社会结构会提升婚姻稳定性,最终实现本地婚姻资源的高度适配。在工业化边缘地带的乡村,经济活动脱嵌于村庄社会,异地工业化的性别区隔推动本地婚姻圈的破裂,形成多样化的婚姻模式,县城城镇化推动婚姻成本上涨,瓦解的村庄结构和“无主体熟人社会”无法调解婚姻危机,婚姻稳定性较差,本地婚姻资源配置出现结构性失衡。东部沿海地区农村形成不同的婚配秩序,其背后是区域经济结构与乡村社会结构的差异。工业化差异为农村婚配问题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是研究经济活动对村庄社会、婚姻生活秩序影响的新切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