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安徽人口生育率下降与出生率回升的矛盾现象

安徽省统计局1987年1％人口抽样调查的部分汇总资料表明:1987年安徽人口出生率为18.92％,与1981年(人口普查结果)的18.73％相比略有上升,1986—87年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为2.27,与1981年的2.77相比下降了0.5。出现了一方面是出生率回升,另一方面是总和生育率下降的矛盾现象。本文仅就现有的资     

对影响粗出生率和一般生育率诸因素的分析

生育率的变化可以归结为反映一定社会变革、经济发展、观念形态及环境条件的一些中间生育变量作用的结果,不同的中间生育变量的变化,对生育率的影响是不同的。因此对一组中间生育变量的分析,能从中找出生育率变化的主要原因,这在我国已有人作了可喜的尝试,介绍了TFR=Cm×Cc×Ci×Ca×TF的关系模式（见《人口与经济》1983年第二期,秦芳芳:“中间生育变量对生育率的影响”）。本文将介绍另一种关系模式,并用一九八二年全国千分之一人口生育率抽样调查的资料,对我国一九七○年、一九八○年两个年度的生育率变化作一定量分析。 一、问题的提出     

试论时期总和生育率、终身生育率与政策生育率的关系

通过对总和生育率(TFR)、终身生育率(CFR)与政策生育率(PFR)的概念及相关数据分析,论证总和生育率与政策生育率是完全不同的概念,不可直接比较。在特定条件下TFR、CFR和政策生育率会产生差异,在一个国家生育水平下降的历史时期,TFR必然小于当年49岁组女性的CFR;"超生率"、"未婚率"、"未育率"和"不孕率"的变化,决定了政策生育率与终身生育率的差异。借鉴日本经济与人口发展相关数据,可以相信由平均初婚年龄推迟、女性有偶率下降导致的生育水平下降很可能成为对我国人口均衡发展的最大潜在威胁。因此,当前以及今后相当的时期内,我国的政策生育率应高于1.8。     

中国近期生育率的再估计

文章利用国家统计局的人口普查和人口变动抽样调查数据,在假设2010年普查漏报率与1990年普查漏报率相同的条件下,再次估计了2005年以来中国的生育率。普查同队列人口的比较计算表明,1990年0~5岁人口漏报率高达7.7%。以此漏报率调整了2010年0~5岁人口,进而推算相应年份的出生人口和生育率。同时,又通过总和生育率与出生率之间的关系,利用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出生率,间接估计了2005年以来的生育率。这两种方法得到的估计结果虽有差异,但可以认为存在一致性,也进一步证实了以往一些研究使用不同数据和方法进行估计得到的结果。估计结果表明,中国近期的生育水平不会低于1.5,很有可能在1.6左右的水平上。文章亦对研究假设和可能存在的缺陷进行了讨论。     

公共服务、人口再配置与城市生产率

新型城镇化的实施促进了公共服务的补偿式供给和地方政府的标尺竞争,由此形成的城市间人口再配置会通过人口与劳动力集聚的“规模效应”和人力资本导入的“结构效应”对城市生产率产生影响。文章从供给端的公共服务能力与结构、需求端的公共服务可及性角度,分析并检验公共服务通过人口再配置对城市生产率的作用机制与影响。对2010～2019年282个城市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表明：（1）公共服务供给能力与城市生产率呈倒U形关系,且通过人口再配置发挥作用;（2）在公共服务供给结构方面,发展提升型公共服务对城市生产率的影响比基础保障型更大,且更依赖于人口再配置的中介作用;（3）在公共服务可及性方面,人力资本增加会部分抑制人口再配置的作用;（4）对空间异质性的分析发现,不同城市群的规律特征不完全一致,公共服务通过人口再配置对城市发展系统的动态影响会最终反映在城市生产率的变化上,而作为城市生产率优势形成中“迁移选择”的能动因素,人力资本积累的直接贡献仅体现在领先城市群中。     

再论中国生育率转变的特征

１９８２年中国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提供了大量数据，使人们有可能从多方面对１９８１年的生育水平、生育模式和影响生育率的各种因素进行较详细的分析。同年还进行了１‰生育率抽样调查。１９８３年的《中国统计年鉴》则提供了各年份的人口数据和各地区的经济指标。作者曾依据这３项资料来源，对中国的生育水平、发展变化过程和影响因素进行过一些分析探讨，得到某些结论，写成《中国生育率的水平和变化》一文，提交１９８４年１２月２～８日在美国夏威夷州檀香山举行的“中国１９８２年人口普查国际讨论会”。此后，该文始终未以中文在国内发表。１１年后重读此文，觉得当时所概括的对某些规律性的认识和结论进一步为８０年代的人口发展所证实，现在仍有必要重申。     

人力资本、生育率与经济增长

本文通过对人口学与经济学共同关注的几个领域最新研究的回顾,阐明了经济学与人口学两个学科在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上的联系.同时,将这些研究成果与中国的发展现状结合起来进行分析,对更深刻地认识社会经济发展过程和相应的政策取向也大有裨益.     

京津沪超低总和生育率形成原因的再认识

京津沪超低总和生育率中是否存在显著的外来人口分母效应和本地妇女的总和生育率是否大于或小于1是两个本质不同的问题。统计数据和进一步的分析均表明,平均生育年龄的推迟不能完全解释京津沪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的大幅度下降。在分析和推算京津沪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和高校在校生的性别和年龄构成时,不仅1‰或1%普查抽样数据的样本容量明显不足,“五普”长表数据本身也存在显著的代表性误差。“五普”常住人口统计口径的变化导致京津沪大量短期外来人口的增加以及20世纪90年代末期高等学校招生规模的剧增,必然会导致京津沪育龄妇女的总和生育率在统计上显著下降。     

一般生育率

一般生育率(General Fertility Rate),也称生育率、普通生育率或育龄妇女生育率(Fertility Rate of Women of Childbearing Age)。它指的是每千名年龄在15—49岁的妇女在某年内所生育的孩子数,而不涉及到她们的婚姻状况。 育龄妇女在妇女总人数中所占比例的多寡和育龄妇女生育率的变化是直接影响出生率的两个重要因素。故一个国家若要改变其总出生率,无不在育龄妇女生育率上采取相应的政策和措施。     

上海、河北、陕西生育率中间变量分析

影响生育率的因素可分为直接因素和间接因素两大类。直接因素又称为生育率中间变量,包括生物学因素和行为学因素。间接因素包括社会、经济、文化和环境等因素。间接因素只有通过直接因素(中间变量)才能对生育率发生作用。1978年邦加茨(Bangaarts)提出     

出生率的社会性动因

我们是在生产力水平低,经济文化还相当落后的社会条件下实行计划生育国策的。当前,通常认为可以使人们自觉少生孩子的经济临界点,在大多数地区还没有达到。主要是社会性的控     

生育与粗出生率

从人口学角度研究生育,就是研究与人类繁殖有关的现象,即指人口中男性、女性或夫妇的再生产行为。在英语中,生育一词——Fertility与Natality可以互用,意义是一样的。 衡量生育次数多寡的计算方法有多种,最简单的是出生率(Birth Rate或Live Birth Rate),或者确切点说,称为粗出生率(Crude Birth Rate),它表示某年间每千人的出生数。     

总和生育率初探

最近,一些人口研究刊物陆续刊登了有关总和生育率指标的讨论及应用问题。由于总和生育率在人口预测中的广泛应用和生育率统计分析中出现的若干问题,引起了广大计划生育工作者和人口理论工作者的极大关注。本文想进一步就总和生育率指标进行探讨,谈谈自已一些不成熟的意见。     

评总和生育率

总和生育率作为衡量生育水平的综合指标,由于它抽象了年龄结构的影响,在人口再生产的分析中,起特殊重要作用。但对这一指标的认识,还有很大分歧,一说它是“评价计划生育工作成绩的最直接、最贴切的指标”;一说它“不能说明平均一个妇女一辈子生育的子女数……,更不能据以评价一个地区的计划生育工作进行的好差”。因此,阐明总和生育率指标的性质,分析影响它变动的各种因素,把握在普遍提倡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情况下,总和生育率的发展趋势,评价这个指标在计划生育指标体系中的作用,就很有必要。     

年龄组别生育率

由于妇女生育能力与年龄有密切的关系,所以,还必须通过不同年龄组别妇女的生育率的比较来了解妇女生育的趋势。年龄组别生育率指的是某一年龄组的妇女全年所生育的活产婴儿数与该年龄组妇女总人数的千分比(通常以五年为一组,15—49岁的育龄妇女共可分成七组;也有以某一年龄单独分组的,如25岁妇女为一组)。例如,拉美的特立尼达和多巴哥,1975年时其20—24岁年龄组的妇女的生育率为     

我国各省、市、自治区孩次别出生率初析

出生率是人口统计的最基本指标之一,它是分析和研究人口发展趋势的基础,也是制定人口规划和评估其实施情况时常用的基本参数。本文根据1982年和1990年全国人口普查汇总资料,计算了全国和各省、市、自治区分孩次的出生率,并对其地区差异、变动趋势及其相关因素作了初步的分析;本文还根据1989年的多孩出生率及1981年和1989年之间多孩出生率的变化,对全国各省、市、自治区作了初步的分类。     

法国人口出生率的下降

法国人口目前居世界第十五位,它是历史上出生率下降最早的国家。十八世纪时法国还是欧洲第一人口大国,但从十九世纪起出生率开始下降,1801年法国人口年出生率为32‰,1851年26‰,1901年更降至22‰。再加上两次世界大战的影响,使法国人口增长进一步下降,几乎处于停滞状态,现在法国人口为5358万(1980年1月1日),已退居西欧第四位。     

提高少数民族女性人口文化素质、降底生育率

当今世界,科技的发展,经济的振兴,社会的进步,愈来愈取决于劳动者素质的提高。据经济学家统计,小学毕业生可提高劳动生产率43％,中学毕业生可提高108％,大学毕业生可提高300％。西宁是全省政治、经济、科学文化的中心,而且也是多民族聚居的城市。各民族的文化素质,尤其是少数民族女性的文化素质,不仅决定着自身对经济发展的影响,而且还关系到下一代合格人才的培养。     

印度尼西亚人口出生率在下降

<正> 早在1957年,印尼私营组织已开始通过母亲和儿童诊所,向育龄妇女广泛供应避孕药具。政府方面则谨慎行事。直至1969年,半公营组织“国家家庭计划委员会”成立之后,全国性“家庭计划”才组织起来。印尼是个千岛之国,有3,000多个小岛散布在赤道上。瓜哇和巴厘两岛合计起来只占全国面积7%,却住着7,800万人,占全国1.2亿人口的64%。这种不合理的人口分布,阻碍着国家的发展,迫使政府推行全国性“家庭     

影响出生率诸因素浅论——兼析我国近年出生率的变化

<正> 人口的生产和再生产,既是一个自然过程又是一个社会过程。影响生育率的因素渗透于社会、经济、政治、意识形态、自然等各个领域。而生育率自身与影响它的诸因素之间是双向影响和制约的关系。在这种双向关系中,诸因素对生育率的作用程度在不同的时间序列和不同的空间范围都有所不同。即使在同一时空,由于条件不同,作用的方向和强度亦有差异,并由此产生不同的效应。生育率与诸因素共同构成一个多维度、多层次的作用系统。本文侧重分析这两个作用系统中各外部因素对生育率的单向作用,以求有益于揭示生育率变动的客观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