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检察机关宪法定位的理论基础

我国宪法将检察机关的性质定位为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有着深厚的理论基础。检察官的客观义务理论、司法公正理论、权力监督制约理论、权利的公力救济理论、马克思主义法学的法律监督思想等共同构成了这一理论基础。     

基于符号学理论的翻译研究现状调查与分析

作为一般方法论的符号学可以广泛应用于许多学科,用来研究语言、文学、艺术、大众传播、文化交流和自然科学等领域,具有鲜明的跨学科、跨文化特征。中国符号学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虽然发展时间不长,但起点高、速度快。很多学者采用符号学的方法探讨同样身为交叉学科、肩负异质文化交流重任的翻译理论与实践。这种结合可以充分发挥符号学方法论的优势,拓展翻译研究的视野,深化翻译研究的意义,将翻译研究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信任研究理论基础比较

近年来,信任研究方兴未艾,已经成为许多社会科学学科研究的重要课题。不同的学科的研究视角不同,其结果是在信任概念、信任形成的前因、形成机制等方面形成了不同的研究范式。本文试图对不同学科的信任研究的理论基础作比较分析,梳理信任研究的理论及其演化路径,并在此基础上进行简单评述,以资借鉴。     

索绪尔符号学的认识论基础——《普通语言学手稿》研究

索绪尔结构主义符号学的根本特征之一就是"能指-所指"的二元对立。但人们往往将其理解为反映或表达的关系,即"所指"被理解为对客观对象的反映、或对预先存在的概念的表达。然而,近年发现的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手稿》充分证明:索绪尔符号学的认识论基础既非唯物反映论,亦非先验理性论;他所说的"所指"既不是客观事物的反映,也不是先于语言符号的概念的表达。为此,索绪尔严格区分了"内在现象"与"外在现象",其中,"外在现象"指客观事物和先于语言符号的概念,而"内在现象"才是其"所指"。索绪尔认为,能指与所指在语言符号之外或语言符号之前并不存在,它们是语言任意创造的,因而它们是同质的,都是"内在的精神"现象。     

转型经济学的学科定位与展望

转型经济学是20世纪末迅速发展起来的以中国和前苏联、东欧等国家的体制转型、社会重构与经济发展实践为主要研究对象的一个新的经济学研究领域,它是一门以经济学为基础、不断从经济学的最新成果中汲取养分的经济学分支学科。转型经济学的产生在于帮助人们认识转型过程中所发生的问题,从中找出规律性,帮助决策者制定更有效的措施,从而建立起现代市场经济体制,以保证社会经济健康稳定的发展。对转型经济学进行准确的学科定位有利于转型经济学在与其他经济学学科的相互学习、融合与互动中不断向前发展。从而使转型经济学成为一门既具有相当历史厚度,又紧贴当代各国经济改革发展现实,并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前瞻未来、并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学科。     

“意义”的符号学内涵与意义理论批判

“意义”的符号学内涵说明意义奠基于能指、所指、符号之间的系统性差异关系,它催生了语言工具论向语言本体论的转变,并使意义的探求从向外求转至向内求.从意向主义理论到以“真”为核心的意义理论,乃至达米特与哈贝马斯对意义理论的修正,都无法摆脱意义确定性的束缚和外部决定论.差异是意义产生的条件,也是意义运作的背景.差异同时产生系统,系统是作为差异形态的系统,差异也总是系统性差异.意义即是对意义的描述,意义理论的视阈只能在符号运作的层面.     

叙事学在学科体系中的定位、意义及其再认知

叙事学发展史讲述了一个“先胜后败、濒临死亡、忽又奇迹般复活的故事”。探索这个故事,对于再认知叙事学于学科体系中的定位和意义非常重要。特别是在翻译《劳特利奇叙事理论百科全书》的过程中,对“再认知叙事学”这课题有了更深入的研究和认识,进一步认为叙事学不仅仅是人类认识世界的工具。叙事是人类天生具有的能力,它将人的思维和科学分析紧密联系,要进一步发展叙事学,就要牢记它是敞开的,而非凝固不前的;它的博大精深在于一个“联”字。     

符号学视野下的翻译研究

从符号学的角度开展翻译研究,有利于揭示语言符号的指称意义、言内意义和语用意义,也有助于译者在翻译中有效地运用这三种符号学意义,提高翻译质量.符号学理论背景下的翻译过程是一个典型的解码过程,解码又是一个意指过程,翻译的最高标准即再现源语符号系统的全部信息,全部信息既包括形式也包括意义.     

论公共关系的涵义与学科定位

本文认为 ,科学地理解公共关系的涵义 ,明确公共关系学的学科定位 ,对于公共关系专业人员学习公共关系的理论 ,完善知识结构 ,提升公共关系人员的素质以及公共关系学学科的发展 ,都具有重要意义。     

关于文学批评学的学科定位

“文学批评学”作为一门新学科,其学科定位问题亟待解决。本文首先对文学批评学学科定位的几种观点进行介绍和评述;其次对文学理论、文学批评、文学批评学三者的联系与区别进行论析,从理论上明确文学批评学的学科定位;最后进一步为“文学批评学”进行“学科正名”。     

文本问题的差异与对话——巴赫金与洛特曼的文化符号学理论研究

文本问题是巴赫金与洛特曼在各自的符号学理论中都论述到的一个重要问题,他们在文本语言的定位、文本意义的探求、文本意义的解释上,都有着各自的角度,但对文本语言特性的确认、文本间关系性的重视、文本意义的开放性解释,却有着共通之处.巴赫金与洛特曼之间的互动与应答,在文本系统内外形成了开放性对话,从不同角度丰富了文艺符号学理论.     

3W:华文文学的学科基础问题

海外华文文学学科要走向成熟,必须更好地解决三个基础性的问题,第一是弄清楚海外华文文学要研究些什么,第二是明确由谁来研究海外华文文学,第三是搞明白为谁而研究海外华文文学.海外华文文学,不能当作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一部分来研究;相反,要关注它的既不同于中国文学而又介于中国文学和世界文学之间的那种身份,以及这种身份所包含的海外华人面临中西文化冲突时如何从自身的生存经验出发融合中西文化矛盾,从而获得不可或缺的精神支柱的独特经验.海外华文文学研究的主体存在着差异,所以包容的态度和宽容的精神十分必要.研究者要意识到各自的局限,不能包办华文文学研究.我们只能书写各自的华文文学史,所以贯彻和而不同的原则与坚持自己立场、坦率地表达个人意见这两者并不矛盾.     

符号学全球化和跨文化符号学的认识论意义——朝向人类理论实践的一个全球新启蒙时代

一般符号学可被视为学术知识的再组织者,也可视为对以下三个文化区域内人文学话语进行再调整的总观点、总展望:即西方传统,非西方传统,以及全球跨文化学术领域。此观点不基于现行符号学职业实况,而是基于如何最好地利用符号学名称来最好地推进人文科学的进展,因此跨文化的或国际性的符号学,将参照人文科学全体的演变情境加以定位。为此,符号学首先应对导致学科分隔过严的现行全球人文科学制度进行检讨。这是今日理论符号学的主要任务所在。任何按照学科制度组织的知识成果,当然都是主要的知识来源,但这些知识结论多相关于具体学科结构的前提条件和运作框架;换言之,学科成果的运用价值,也是受到此学科结构性条件的限制的。如果将按学科本位产生的结论超越其学科制度条件加以扩大运用,就不免会引生不当结论。而这正是今日人文科学中普遍存在的现象。符号学的目的之一在于,通过比较的和跨学科的研究来重新检讨学科中心主义带来的认知限制。换言之,符号学有助于通过分析的和综合的方式来解剖和重估学科制度内的学术产品。本文作者认为,人类面临着在全球范围内发生一种科学启蒙时代的必要性。而符号学,在象征的意义上,正被“要求”领导此全球化学术的运动。②存在有两类不同的知识概念:知识内容和对知识内容的使用。如果说一般科学学科关系于前者,那么一般符号学就关系于后者。     

关于教育法学学科基础和内容组织结构的讨论

教育法学的学科基础及其内容组织结构是教育法学自身建设的重要问题。教育法学作为综合性边缘学科,要以教育学和法学为其主要学科基础,社会学、伦理学、教育管理学以及其他有关学科也在不同程度上成为教育法学的学科基础。从教材的角度来探讨教育法学的内容组织结构,与其研究任务、研究对象和内容相适应,可以由基本理论、运行理论和主要教育法规界说三个部分组成。     

语言文化研究的符号学观照

以符号学的观点观照,一切人类的文化现象和精神活动都是在运用符号的方式来表达人类的各种成果及人类存在的意义。语言文化研究与符号学密不可分,二者的接缘和碰撞是一种趋势,以文本研究为基础,以信息的传递过程为关注点,以两个模式化体系的同构性特征为参照,以广泛的对话为立场,以符号域的动态平衡观为依托,寻求符号学切入语言文化研究的契合点,进而从符号学的角度探索语言文化研究,必然会使语言文化研究获得理论支撑和视域拓展。     

比较文学的理论形态、理论建设与学科变迁（专题讨论）——超越“国别文学”的“世界文学”：比较文学的理论形态和学科变迁

比较文学在欧洲和美国都是博学之士的专业性行为,是一项要求很高、具体成果的学术水平容易判别的学术研究。按钱钟书先生的意见,比较文学研究者需要至少掌握两门外语、读通至少一个国家的文学发展史,并有本国语言文学的功底。这种高难度的学术研究,理论上在中国是不应该很兴盛的。但是,近20年来比较文学却在中国得到了长足发展。个中缘由,除了中国渴望快速了解和认识世界,希望融入世界、尤其是经济发展使中国确实在很大程度上融入全球化等客观情势之外,更有比较文学在中国发展过程中超越学术范式的群体性热情、集体化冲动、制度性支持等原因。为此,本刊特邀请中国第一个比较文学系——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比较文学系林精华教授、李冰梅教授、胡燕春副教授撰文,就比较文学的一些基本问题各抒己见。这组专题讨论文章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切入来讨论比较文学,其对比较学作为理论、学科和方法之不同形态的新认识,对于我们重新认识比较文学的学术价值和精神价值不无裨益。     

中国商民运动的研究缘起及理论基础

“商民协会”是北伐前后中国商人团体中出现的新事物,国民党“二大”以后,对于商民运动与其他各阶级运动同等重视.为领导革命,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成立农民、工人、青年、商民和妇女等部,并在通过工人运动、农民运动、青年运动、妇女运动等决议案的同时通过了商民运动决议案,作为指导商民运动的纲领性文件.可见,在大革命时期,商民运动受到高度重视.尽管学术界对大革命史研究的成果甚丰,而且研究大革命史的学者都很注意民众运动,但对当时曾被“同等重视”的商民运动却基本没有提及.本文在详述商民运动学术缘起的同时,论析商民运动的目标背景和理论基础,进而指出其深入研究的必要性.     

比较文学的理论形态、理论建设与学科变迁（专题讨论）——超越“国别文学”的“世界文学”：比较文学的理论形态和学科变迁

比较文学在欧洲和美国都是博学之士的专业性行为,是一项要求很高、具体成果的学术水平容易判别的学术研究。按钱钟书先生的意见,比较文学研究者需要至少掌握两门外语、读通至少一个国家的文学发展史,并有本国语言文学的功底。这种高难度的学术研究,理论上在中国是不应该很兴盛的。但是,近20年来比较文学却在中国得到了长足发展。个中缘由,除了中国渴望快速了解和认识世界,希望融入世界、尤其是经济发展使中国确实在很大程度上融入全球化等客观情势之外,更有比较文学在中国发展过程中超越学术范式的群体性热情、集体化冲动、制度性支持等原因。为此,本刊特邀请中国第一个比较文学系——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比较文学系林精华教授、李冰梅教授、胡燕春副教授撰文,就比较文学的一些基本问题各抒己见。这组专题讨论文章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切入来讨论比较文学,其对比较学作为理论、学科和方法之不同形态的新认识,对于我们重新认识比较文学的学术价值和精神价值不无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