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写实小说"的文学史形象——兼论当代文学史写作中的若干问题

以近年来出版的当代文学史著作为考察对象,对其中有关＂新写实小说＂的论述进行＂细读＂,对不同文学史中关于＂新写实小说＂的性质、基本特征、代表作家作品、生成逻辑、历史脉络、文学史意义等的论析进行对比分析后发现,文学史对＂新写实小说＂基本形象的认识趋同,但是,对其生成逻辑、文学史脉络及其文学史意义的认识存在较大差异,这种差异反映了当代文学史写作中的普遍焦虑。而厘清文学史中＂批评化＂的概念成为推进文学史写作的重要步骤。     

现当代文学史编写的文学史哲学反思

从文学史哲学层面反省现当代文学史编写,如下问题有待深入思考:编写者缺乏本体性的“文学”观念自觉,导致文学史的编写缺乏“中心意识”支持,文学事实选择及作家作品评价随意性很大;在传统“圆型”时间观念作用下,现当代文学强调的是文学的时代之“变”而非文学史内部的“通”,古今文学缺乏必要的对话;文学史叙述的空间意识不足,自然-地理形态的文学史外部空间,与文学“物自体”的内部空间尚未能进入文学史表述;对文学史编写的目的理解存在偏差,突出文学史的文学教育与学术传承功能,而缺乏文学史哲学意义上的对文学“古与今”、“常与变”的演变规律的探讨.     

现代文学史的“边缘”书写——读陈子善《这些人,这些书——在文学史视野下》

与时下流行的普遍具有宏大体系建构的＂20世纪中国文学史＂相比,陈子善先生的文学史书写确实显得有些＂另类＂,或者借用他新近出版的《边缘识小》一书的＂边缘＂二字概括,可能更为精当。他说：＂我所讨论的,并非文学史上的‘宏大叙事’,并非当下学界关注的具有理论深度的中心论题,只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的一些并不重大的具体问题,只是我个人感兴趣的自以为有点意思甚至比较好玩的人、书、事,     

文学史的理性与实践

在中国文学史写作的进程中,探寻文学史自身的话语和问题非常重要。中国文学史家自觉将世界文化交流意识融入了文学史写作,高等教育的体制和思想方法也直接影响了文学史的叙述。２０世纪中国文学史写作虽已成为过去,但文学史的理性与实践有着永恒意义。文学多功能的认识和教育素质的文学培养,及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更加密切的联系,都将为文学史未来写作提供新思路、多途径。     

论文学史的分期

文学史研究的历史源远流长,文学史分期的自觉则是近现代以来才开始出现。自觉的文学史分期不能产生于中国传统的以直观性、经验性为主的思维方法的文学研究阶段,也不能产生于西方传统的以思辨性、抽象性为主的思维方法的文学研究阶段。文学史分期的自觉是以科学的历史观、文学史观进行文学史研究为重要标志的。本文考察了文学史撰写实践中有代表性的几种不同分期的依据,进而试图以文学活动的四要素为基础,提出社会史的发展、文学观念的变革、文体的流变是文学史分期参照的三个主要方面。     

重写文学史:一段问题史

重写文学史是20世纪80年代中国文学界的一段问题史。本文主要考察了“重写文学史”的话语背景、理论预设和实际效果,认为它在反思既有文学史写作的单一性与政治性的前提下,试图解构传统文学史的意识形态图景,追求文学史叙述的审美性和个人性。文学史的“重写”使文学史回到了文学本体,实现了文学史写作的多种可能性,同时也使中国文学史在现代知识谱系的构建中逐渐旁落和边缘化。     

祛除遮蔽与重返文学现场——以“十七年”文学为例谈文学史研究的一种思维方式

＂十七年＂文学创作的主导视点理性具有以偏概全的特点,这种特点也延伸至新时期以来对＂十七年＂文学的研究中。文章以＂十七年＂文学创作和研究为例,详细探讨文学史研究中复合视点理性建立的必要性,它是祛除文学史遮蔽,发现历史的复杂性,进而重返文学现场的前提,对于文学史研究的客观性和整体有机性具有积极的意义。     

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研究:表述危机和"重新出发"

文学史是国家意识、民族精神和历史观念塑型的重要组成部分 ,文学史写作受制于知识、道德、政治和权力等多种关系的制约 ,因而向来受到重视。 2 0世纪 80年代中期以来 ,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写作在新观念、新方法的推动下出现了繁荣景象。但不可否认。在繁荣的表象背后 ,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写作存在着内在的庞杂、分歧甚至混乱。文章对 80年代中期以来的现当代文学史写作的基本特征作了概括 ,深入分析了这些特征与时代发展、社会变迁以及中外思想文化的相互关系 ,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现当代文学史学科进一步健康发展的理论前提。     

文学史写作的四种意识

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写作有两大特征,一是数量剧增、令人惊异;二是大多平庸、佳作寥寥.形成此种不良现象的原因固然很多,但欠缺必要的"文学史意识"却是最根本的原因.从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写作中存在的若干实际问题看,尊重意识、责任意识、审美意识和压缩意识的欠缺是最为突出的.     

20世纪初期文学史撰述中的文体认同问题

中国文学史撰述是近代才开始出现的学术活动。从1907年到1936年的三十年时间里,出现了近百种文学史著作。文学史著述的热潮恰值中国古代文学从观念到体式开始走向新调整的时期,同时也是中国新文学蓬勃发展之际。固守古典者试图以撰写文学史的方式建立起古典文体的经典性、合理性及其合法性地位;新文体的倡导者和实践者要为“新文学”定位,极力证明中国新文学的合法合理地位,证明“新文学”就是文学,着力于创造新的美学原则。“文学”与“新文学”的文体之争,显示了两种不同文学观念在文学史撰述中的立场。早期中国文学史的撰述从两个方面为中国文学的现代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理论资源和历史基础。一方面,中国古典形态的文学通过各种中国文学史获得了文学史的认同,不仅古典诗词成为现代各派作家共同使用的文体,保留了中国传统的古典美学精神,辞赋文章的文体风格与文体类型也被文学史承认,并成为当时人们生活中运用的文体。另一方面,新文学的现代文体经过艰难抗争,取得了文学史的合理合法地位,小说、诗歌、散文、戏剧四种文体,从概念厘定到内涵确立,已经成为中国文学的正宗。同时,现代文学的文体创造又在自觉和不自觉状态中承继了中国古典文学的某些特征,...     

一种范式的生成及可能——对《近二十年中国文艺思潮论（1917-1937）》的再考察

李何林的《近二十年中国文艺思潮论（1917-1937）》一书,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范式中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脉络建构的历史节点之一。1930年代唯物史观社会史的输入和撰写潮流为文学史书写引入了眼光,《思潮论》以＂阶级性＂为主导,建构了文艺思潮和社会变动的双层互动结构,整合了文学史叙述。并以鲁迅和瞿秋白作为其叙述的支撑者。而对鲁迅的叙述,展示着这种文学史书写范式的可能和限界处。作为与所叙数次论争同时而异地的不在场史家,和源于生命体验的马克思主义信仰者,李何林的书写位置影响了其书写风格——跳出人事纷争,单纯以＂言＂证＂言＂;大胆评述,以理论统摄刚刚逝去的史事,做一颇具现代性的明了纯粹的结构。而《思潮论》自出版后几经浮沉,及其被承继的特性,折射着此类范式的历史命运和发展可能。     

"重写文学史"的必要性与悖谬性--文学史批评的解释学导论

随着对追求编史工作客观性传统的重视,"文学史"的释义循环与悖谬性特征得以揭示.正是文学史的循环性决定了重写文学史命题的悖谬性;也决定了重写文学史的必要性.     

“文学的自觉时代”论理

鲁迅先生首先提出了魏晋为“文学的自觉时代”,后来的文学史界采信并发展之。考查中外各种文学史著。“文学的自觉”都是经过许多次。中国文学史在魏晋前后,至少还有四次“文学的自觉时代”,即先秦“摆脱巫文化束缚的时代”,中唐至宋金“摆脱文人垄断的时代”,明清之际“注入市民意识和市民精神的时代”,“五四”运动开启的“新文学时代”。中国古代文学据此可以划分为四个时期。     

对文学史重构的一个侧面考察——王立先生的文学主题学研究评述

王立先生文学主题学研究,可分为文人抒情文学的主题与意象研究、叙事文学题材母题的分类型研究、武侠文学及通俗文学通题研究、佛经文学及小说母题中外溯源比较研究、主题学研究学术史和研究范型的方法论总结等方面。文学主题学批评,摒弃了传统批评着力于＂社会——人物——作品＂的研究,把作家作品个案集锦式研究,转换到文本内在演变的关注上。王立的主题学研究论从史出,具有跨学科性、跨文体性,理论色彩鲜明而系统性突出,是运用外来和邻近学科理论进行文学史贯通问题研究的成功范例。     

论文学史热中的现代文学史观

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的“文学史观讨论”和“重写文学史”的讨论，使陈旧的现代文学史观处于被改铸、修正的状态，特别是“重写文学史”的讨论，从不同于“政治标准第一”的视角重新评估有关文学现象和作家，对于开拓现代文学史研究及文学史观新局面具有启发意义。中国现代文学具有某种宽容的素质，因此在对它的历史叙述中，也必然吁求着方法、角度、体例的宽容性和多元性。可这时期的现代文学史观的建设与开拓虽然相当活跃，却无法称为“多元”。此外，文学史观须具有可操作性，然而在这些讨论中，学者们指责了那种写文学史的人未必有自己史观的现象，而对那种光提出空洞的、想当然的文学史观却不顾其可否操作的现象指责乏力。这些观念上的缺憾导致了新时期现代文学史写作“热闹”而欠丰富的局面     

20世纪50年代中国文学史学的理论问题

中国文学史在50年代发生了根本转变,其标志是,已往文学史的进化论观念转变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文学史观.这个时期的文学史,在写法上,评判的立场占据上风,对材料的重视让位于理论的阐释力.文章从中国文学史参与民族现代性寻求的角度探讨了这一转变的理论内涵.     

中国现代文学史观的变迁

传统的文学史写作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遭到了学术界的广泛质疑。钱理群、陈思和、谢冕等人先后提出贯穿20世纪的整体文学史观,试图从时间维度上来推动重写贯穿百年的文学史。金克木和刘登翰则提出将文艺研究作“立体研究”,试图从空间上对文学史进行理论整合。在此基础上,朱德发提出“现代中国文学史”的学科理念与设想,它不仅从时间维度上将传统的中国近代、现代和当代文学贯穿成一个整体,而且在空间上将原先被排除在外的一些文学纳入文学史范畴．真正实现文学史写作从时间到空间的立体型整合,完成了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从史观到研究的结构性突破。     

俗文学研究与文学史编写——以20世纪上半叶出版的中国文学史为中心

20世纪上半叶的俗文学研究伴随着文学史编著的逐步成熟逐渐占据了中国文学史叙述主流话语的地位。从世纪初传统文学观念对俗文学的排斥,到20年代雅、俗文学对举,再到30—40年代俗文学成为文学史的叙述话语中心．20世纪上半叶的俗文学之史述研究折射出中国俗文学学科建设的历史轨辙。     

"现代性"乌托邦与现代文学史建构

"现代性"在1980年代中国学术界的风行带有浓厚的乌托邦色彩,它也成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与"重写文学史"提出之后文学史建构的重要维度,它不仅仅是对1950年代以来政治意识形态的文学史观的解构,也给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增加了"世界"向度与审美的"现代"品格.但"现代性"概念的泛化与内涵的模糊也遮蔽了"通俗文学"、"旧体文学"等文学史事件,以"现代性"视角建构文学史有其积极意义,但它的历史局限也是不能忽视的.     

论20世纪中国新文学史著述范式的嬗变

20世纪中国新文学史的研究和写作实践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并隐含着三种著述范式的发展与嬗变:20~40年代的新文学史主要以语体/文化为中心,以科学性的进化论为内核,是新文学的合法化叙事;50~70年代的新文学史主要以作家/政治为中心,以阶级性的反映论为内核,是新中国的合法化叙事;80~90年代的新文学史主要以文本/美学为中心,以现代性的生成论为内核,是新时代的合法化叙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