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鲁斯特的音乐世界

音乐不仅是普鲁斯特喜爱的艺术形式之一,同时也在其创作中占有重要的位置,既为《追忆似水年华》的结构提供了助力,也成为小说的一个重要主题。音乐与主要人物角色的爱情故事有关,被赋予了唤起和启示的功能,为人物角色揭开掩盖在真实之上的面纱。小说中对音乐家及其作品的引用不仅展现了小说家丰富的音乐知识,同时也成为理解其艺术和美学观点的切入点。     

“经济逻辑”与解放区长篇小说的文本裂隙 ——以《种谷记》和《高干大》为例

在“新民主主义”论的历史语境下,“突击文化”与“经济逻辑”间产生个体与集体、理想与现实的矛盾冲突。这种矛盾在长篇小说《种谷记》和《高干大》中却因作者在冲突中确立小说主题的努力使两部作品出现文本上的裂隙：《种谷记》拖沓、结构松散、主题含混;《高干大》中段情节急转,主次情节混乱,小说的整体性大受影响。这使得二者刚跻身解放区文学的经典序列边缘就退了出来。不过,也正因此,《种谷记》和《高干大》保存了那个正走向全面体制化、同一化历史进程中的社会在文化、观念上的演变痕迹,使其以鲜明的过渡性特征成为历史转折期的文学标本。     

从论“礼”到论“性”——唐代学者对《大学》《中庸》的意义转换

"四书"中的《大学》《中庸》两篇原隶属于《礼记》,属于"五经"体系下的内容。随着学术核心话题转变为心性论,唐代学者们对礼学经典的解读也有了新的学术标准和学术旨趣。他们开始从"德""仁""心""性"等心性论方面对《大学》《中庸》两篇进行解读,学术重心开始由重"礼"转向重"性",并最终使它们脱离了礼学体系,成为儒家的心性资源和经典依据,开启了经典研究的新方向和理论构建的新话题,这些都为理学的兴起奠定了基础。     

《雷雨》版本变迁下的人物形象塑造——以“文化版”与“开明版”比照下周冲形象变化为例

《雷雨》这部伟大剧作的出现代表了中国话剧艺术最高水平,然而,它的命运却是一部悲剧史,相对于它的初版本(文化版),《雷雨》开明版对人物形象进行较大修改。本文从周冲这一角色出发来探讨版本变迁对人物塑造的影响,周冲淡化了原来的悲剧色彩,人物形象比以前显得更为苍白,在艺术上它是一个极大的败笔。     

重审“经史之分”——检视皮锡瑞对《春秋》和《左传》的定性

晚清学者皮锡瑞《经学通论》在当前经学中影响力极大,书中宣称《春秋》是孔子所作的经,不是史。他严厉批判杜预,反对杜预以《左传》解读《春秋》的做法。按照"经史之分"的规定,《左传》被视为纯粹的史书,不宜用作诠释《春秋》。以此得出的结论,就是认为《春秋》和《左传》应该予以分拆,了不相干。然而,皮氏这一批评意见充满各种谬误,既误解杜预原来的本意,他所主张的"经史之分"也实不可靠。     

孔子对儒家“终极关怀”的奠基——以《论语》论“命”为例

单音节的"命"在<论语>中有"生命"、"使命"、"命运"等三种基本涵义,而复音节的"天命"既是"使命"的源头,又与"命运"相联.这样,"命"与人类的生存休戚相关,它基本上统摄了人类生活的全部.<论语>通过对"致命"、"不辱命"以及"不受命"等"命"的阐释,表达了孔子对人类的生死、人类的生存、人类的生活之终极意义的沉思,诠释了孔子终极关怀思想的基本内涵:内圣与外王.后期儒家正是沿着孔子对终极关怀思想的这一奠基而一路走来.     

《左传》对季平子的态度——兼论左氏的尊“礼”观

司马迁《史记》关于季平子的记载具有"尊君抑臣"的倾向。《左传》记载季平子的事迹,既体现了左氏对季平子的维护,又表现了他对平子失德、失礼行为的批判,呈现出一种客观的态度。左氏理性的评价与礼坏乐崩的时代背景及他对"礼"的推崇不可分割。     

“崇尚眉山之体”——苏轼对元代文学的影响

翁方纲“苏学盛于北”之语，主要指金代，但元代也适用。元代的文学创作颇受苏轼影响，其“影响”表现为互为联系的两个侧面一是苏轼的为人，为学，理论，创作，对元代文学的影响；二是元人对苏轼的推崇。     

从“异化劳动”到“社会交往”——试析望月清司对《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解读

望月清司是日本著名的市民社会主义学派的奠基人。他在深入细致解读马克思大量文本的基础上,提出了以市民社会理论为基轴的历史理论。但是在解读《巴黎手稿》之时,他面临着"市民社会"概念为何在此书中明显"缺席"的问题。他认为这是由于"异化劳动"四重规定中的第一规定到第二规定的过渡存在的理论缺环所造成的。这一环应由《穆勒评注》的"社会交往"来补充,而这也恰恰是异化理论向市民社会理论的推进,从而证明"市民社会"理论并未消失。但是,望月以"孤立人"的逻辑来把握异化劳动理论的解读有过于强烈的目的论色彩,其对《穆勒评注》的评价也有过高之嫌,对于马克思思想进程的真实逻辑带来了不可避免的遮蔽。     

梁漱溟的“药方”——对一些争论的再思考

通过对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中若干有争议的问题进行辨析,认为梁漱溟的人生三路向的说法体现的是他对人与物质和精神之关系的理解和态度,亦是对人的物质性与精神性的一种处理方式;而梁对人之发展路向的理解并非仅仅是一个混合型的佛教徒及儒教徒对人的理解,亦综合了很多包括学科认识局限在内的时代因素。论文还从佛家的角度对梁漱溟所提出的文化改造方案进行了一些澄清,认为这一方案并非如人所论是自相矛盾的。     

游艺对“科学”与“伪科学”的划界——游艺对儒家天道观诠释和构建的一个侧面

游艺在对儒家天道观诠释和构建过程中,对"科学"和"伪科学"进行了划界:把天文测算与吉凶占候区分开来;把地理观察与风水堪舆区分开来;把"科学"含义上的"数"与吉凶含义上的"数"区分开来。在他之前,徐光启、熊明遇、方以智都曾对占验文化进行过批判,使其划界工作有了理性自觉的思想基础。而这种划界,又使他构建的儒家天道更加倾向于科学天道,使儒学天道在不放弃人文理性的前提下,达到科学理性和人文理性的和谐。这种划界,既符合其研究天文历法的主旨,也对应于天道和人事联系的理性内核。当然,他的划界也具有不彻底性,其根源在于:他的科学理性和儒家性命文化中与占验有关的内容有融合的成分;但这并不影响其在学术思想史上的意义。     

对“走向民间”的再反思——以《九月寓言》和《心灵史》为例

20世纪90年代,中国社会文化的急剧转型,导致中心离散和价值多元,也带来知识群体的精神疲乏与角色茫然.走向民间便是重建精神理想的一种选择.在文学领域,它使作家摆脱了主流意识形态宏大话语和巨型叙事的束缚,重新回到个人立场上的写作常态,并使当代文学延续了民族古老的文化传统,呈现出鲜明的本土特征.但在走向民间的实践中,也出现了诸如价值判断的迷失,过分依恋民间文化而丧失个体立场,注重人性解放却拒斥现代文明等问题.走向民间的精神探求与文学实践还远未结束,对这些问题仍有必要作进一步的反思.     

对乡村精神坐标的重新寻找——关于贾平凹《秦腔》的“叙述残缺”

乡土作为写作中的一个重要母题被贾平凹重新阐释了。面对乡土的巨大变迁,他从叙述的视角、乡村伦理的萎缩、乡村精神的崩溃等多方面给予了详细的叙述和描写。他以双重身份站在客观的高度,在众多人物构成的嘈杂的日常活动的演绎中,在残缺的叙述中寻找乡土的灵魂和乡村精神的坐标。     

艰辛的“成长”之旅——对《荆棘鸟》的女性主义解读

文学创作与现实生活的联系较紧密,为更好地探索与解读《荆棘鸟》内的女性主义,研究人员先查阅了《荆棘鸟》的创作背景,通过专业的研究与调查,精准找出《荆棘鸟》对男性形象的颠覆,如弗兰克、卢克等,再以玛丽卡森、朱丝婷为例提出了《荆棘鸟》中女性主义的搭建,并对文中女性的艰辛成长进行了适宜解读,其内容包含混沌、觉醒与掌控命运,从而更为了解与熟悉《荆棘鸟》内的女性主义。     

从“体系计划构想论”到“伯尔尼笔记”——论《回到列宁》对列宁哲学思想研究的方法论贡献

在当前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中,方法论和研究范式的转换具有特殊的意义和作用。此种研究,需要从传统的理解模式变为在新的方法论视野下的研究。张一兵教授的《回到列宁》一书,以＂思想构境论＂为方法论支撑,通过对列宁思想发展的重构,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可资借鉴的解读案例。今天我们只有破除传统理解模式的制约,才能真实地再现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思想发生史。     

赫胥黎“存疑主义”对胡适小说研究的影响——以胡适《水浒传》、《红楼梦》考证为例

"存疑主义"是胡适在清代朴学的基础上,从赫胥黎自创的Agnosticism这个概念中截取的方法。这种方法在胡适对《水浒传》和《红楼梦》的考证中一直发挥着提纲挈领的作用,尤其是他的《〈水浒传〉考证》、《〈水浒传〉后考》、《百二十回〈忠义水浒传〉序》、《〈红楼梦〉考证》和《考证〈红楼梦〉的新材料》等重要论著,其写作过程和文章结构无不是"存疑主义"这一学术方法的体现。这种方法在胡适对白话小说文字的研究中也起到了一定的积极意义。     

对质疑“《导言》、《问题》不成熟论”的质疑——与林锋先生商榷

有学者对马克思的《问题》和《导言》这两部早期著作中的＂人类解放理论＂作了详细论述,以此为由对＂《问题》、《导言》不成熟论＂提出了质疑,并试图从＂五个方法论原则＂对＂《问题》、《导言》不成熟论＂进行驳斥。事实上,这五个驳斥都是经不起推敲的。足够的证据表明：《问题》和《导言》作为马克思的早期著作,尚未摆脱＂旧哲学＂的影响,仍带有明显的人本主义旧哲学的＂痕迹＂,的确具有＂不成熟性＂。该学者的＂质疑＂和＂驳斥＂是不能成立的。     

十七世纪来华耶稣会士对儒学概念的译介——以“天”的翻译为例

十六、十七世纪来华耶稣会士的"四书"西译活动实为"儒学西传"的源头,其译文直接奠定了欧洲启蒙思想家对于儒家思想的理解。在《中国哲学家孔子》一书里,"天"这一儒学概念在跨文化译介过程中,其"名"与"实"在语境更迭中出现了分离断裂,继而由译者凭借自身的神学知识及价值取向重新进行人为设定,原文与译词表面一一对应的背后掩盖的是中西异质文化之下不同的天人观。结合"礼仪之争"的历史背景,亦可从译文中切实了解到耶稣会士对于中国文化的理解以及他们如何为自己采取宽容适应儒家文化的传教政策进行辩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