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粹屠犹的话语建构与创伤叙事——以阿特·斯皮格曼《鼠族》为例

不同的叙事方式与叙事主体,决定了对纳粹屠犹事件的不同叙事视角与内容,构成了历史真实的不同层面。而无论以何种方式对纳粹屠犹事件进行话语建构,都是一种创伤叙事。阿特·斯皮格曼的《鼠族》将图像与文本相结合,向我们描绘了纳粹对犹太人的种族屠杀行为及其后果,使我们了解到犹太人所经历的巨大浩劫与历史的真实细节,建构起一个令人震撼的创伤世界。这种创伤不仅属于幸存者,也属于其后代,甚至所有的人,纳粹屠犹的创伤不会终止。     

论犹太人铭记大屠杀的方式

“纳粹屠犹”和“南京大屠杀”是发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两场浩劫。这两场浩劫程度之惨烈、手段之残忍、后果之空前应该说几乎没有二致,惟一的差别恐怕是,“纳粹屠犹”的对象是犹太人,发生在欧洲,而“南京大屠杀”针对的是中国人,发生在亚洲。然而,二战结束50年(截止1995年)后,不仅每一个犹太人都牢记住了纳粹对犹太人的大屠杀,而且对“纳粹屠犹”的记念渗透到德国和欧洲社会的各个层面,纳粹屠杀犹太人的暴行为全世界所熟知的同时,像“纳粹屠犹”、“奥斯威辛”一类与这一历史浩劫联系在一起的词汇早就超越了字面的含义,已经成为20世纪种族灭绝主义的象征,成为人类暴行的代名词。在社会学、历史学、哲学、国际关系学、文学等诸多人文学科中,它们不仅仅是学术名词,更意味着人类对暴行、历史苦难和人性的重新认识。然而,“南京大屠杀”当时在中国以外的地方却几乎鲜为人知。这样一种结果的出现应该说与犹太人在浩劫之后采取的铭记大屠杀的方式和努力是分不开的。本文将从这一思考出发,通过对犹太人在战后所采取的一系列铭记大屠杀方式的论述,以期借鉴,使我们对“南京大屠杀”的铭记上升到一个新的台阶。     

二战纳粹大屠杀原因剖析

二战期间,德国纳粹之所以大规模屠杀犹太人,是因为要满足其战争的需要。其假借“进化论”,在灭犹的同时,剥夺犹太人的财产,犯下种种罪行。     

纳粹德国排犹政策的演变及根源探析

纳粹德国从20世纪30年代上台以来一直执行着反犹和排犹政策。从排犹主义逐渐发展到种族灭绝,纳粹排犹政策先后经历了三个不同阶段。其中每个阶段都有着明显不同于其它阶段的特点,而且促使排犹政策变化的具体原因也不尽相同。纳粹对犹太人实行的迫害和灭绝政策的根源是多方面的。其中既包含着历史传统、思想基础,也包含了社会心理和国际环境。正是这几股反犹的涓涓细流在当时德国的土壤上汇成了纳粹屠犹的滔滔恶浪。     

互伸援手：二战时期的中犹友谊

中华民族和犹太民族在历史上一直互相尊重、同情和支持。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 ,面对共同的敌人———法西斯主义对文明世界的疯狂进攻 ,中犹两个民族互伸援手 ,谱下了中犹友谊的崭新篇章。一、中国人民对欧洲犹太人命运的关注早在纳粹德国掀起反犹恶浪之初 ,中国人民就十分关注远在千里之外的欧洲犹太人的命运。希特勒于 193 3年初在德国上台 ,随即就迫不及待地发动了反犹运动。 5月 11日 ,排犹浊浪开始波及德国文化界。纳粹宣传部长戈培尔在柏林等地组织大规模的焚书活动 ,将犹太人写的书及其他“非德意志”书籍 (如共产主义书籍 )均付之一…     

纳粹德国《绝育法》新探——从纳粹《绝育法》看纳粹政权的邪恶性

种族主义是纳粹意识形态的重要支柱,正是在这种意识形态的支配下,纳粹政权开始了疯狂的屠杀。这些被害者,仅仅因为他们是犹太人、吉普赛人、残疾人或身体有缺陷者而惨遭屠杀,这是纳粹政权邪恶本质的典型体现。纳粹的《绝育法》在纳粹种族政策中有着特殊的地位,它是纳粹种族理论的第一次实践。在纳粹《绝育法》实施过程中纳粹运用了种种手段来实施其种族计划。通过对纳粹《绝育法》的研究,能使我们更好的理解纳粹政权的邪恶性。     

来华犹太人的国籍和法律问题(1840-1945)

1840年后,来华的犹太人主要有三大群体:第一是从中东、南亚和东南亚来华经商办实业的塞法迪犹太人;第二是为逃避反犹恶浪、革命和内战来华谋生的俄国犹太人;第三是从纳粹统治下的欧洲亡命来华的犹太难民。对这三大犹太移民群体来华概况及其法律地位,特别是国籍问题进行比较研究,是在来华犹太人研究方面的深化和新领域。     

“Shoah”的词源、内涵及其普及化——一项语义社会学的考察

在二战期间及战后初期已被人们用来指称"纳粹灭绝犹太人行动"的词汇分别有"Final Solution"、"Hurban"、"Pogrom"、"Holocaust"等,而源自《希伯来圣经》的"Shoah"一词只是到二战结束后才被赋予特定的内涵,逐渐超越以上诸多词汇发展为犹太集体记忆中指称那场空前大浩劫的主要专有名词;尤其是1953年纳粹屠犹与英雄主义纪念法的通过,标志着该词的最终普及化与正统化。从语义社会学的角度考察"Shoah"一词的概念变迁,该词的内涵更新和广泛普及与以色列的民族国家建构进程相伴相随,因而在创伤记忆国家化的框架中被赋予了强烈的英雄主义色彩。     

国际学术界关于犹太人问题研究的发展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在关于纳粹统治时期犹太人问题的研究方面,国际学术界开始出现了一种重心上的转移,即由对纳粹迫害者的罪行研究转移到对犹太受迫害者的生存状况研究上来了。本文通过对20世纪30年代以来国际学术界有关犹太人问题的研究状况进行的学术梳理,通过对海外学者最有代表性的相关研究的介绍与评价,回答了这场研究重心的转移是如何发生的问题。     

俄国犹太人来华之潮流和哈津沪俄犹社团的形成与发展

19世纪80年代起在俄国和东欧掀起的反犹狂潮,导致几万俄国犹太人穿过西伯利亚来到中国东北,再辗转南下,形成了哈尔滨、天津、上海三个俄犹社团。其间,中国东方铁路的修筑、俄国在华势力的兴衰、日俄战争、俄国190 5年和1917年两次革命、苏联对华政策的调整和日本侵占东北等一系列事态发展,又成了推动俄国犹太人先是来到东北,后来又离开东北南下的动因。来华俄国犹太人具有三个明显的特点。其一,经过艰苦拼搏,逐渐成为中产阶级。其二,希望在中国长期居留,努力融入中国文化。其三,社团意识强,社区活动积极。他们逐渐成为来华犹太人中最有影响的中坚力量。     

抗战初期国民政府对犹太人的关注与处置

二战期间,为避免纳粹的迫害,大量中欧犹太人移居他国。在大多数国家拒不接纳犹太人的情况下,中国对犹太人敞开大门,收容了大量犹太人。面对来华犹太人的增多,国民政府立法院院长孙科以及云南省主席龙云,建议在西南地区划区域安置犹太人。此外,国民政府还考虑接受犹太人白尔克拉斯的建议,从中欧移植十万犹太人到中国西南地区,史称“白尔克拉斯计划”。碍于中德关系,德国反对安置犹太人,国民政府高层对此意见不一致,而战时中国国内难民问题严重,部分人因狭隘的民族主义对犹太人持有偏见,也反对安置和移植犹太人,导致计划最终被搁置。虽然计划流产,但国民政府对犹太人的关注与处置,体现了中国人民对犹太人的同情,是中国援助犹太民族行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战时民族利益及国际道义两者间,国民政府最终选择了民族利益,但也没有完全放弃国际道义。     

旅沪俄犹与上海犹太总会

俄籍犹人来华定居,始自19世纪末。1896年8月28日,中国钦差驻俄大臣许景澄,奉谕旨允准,与总部设在俄都彼得堡之华俄道胜银行订定建造经理东省铁路(又称:“东清铁路”,“中长铁路”,后惯称“中东铁路”)合同,同时中国政府以库平银500万两入股华俄道胜银行。9月2日,该项入股合同正式签订。于是,华俄道胜银行遂由外国银行变为中外合办银行,并在上海等中国各地遍设分行。 中东铁路自1897年开始修建。哈尔滨及其邻近地区很快便成为筑路者的聚居中心。1899年,第一批精力充沛、甘冒风险和善于经商的俄籍犹太人,来到这座刚诞生不久的新城,开办起一些商店和工场、作坊。随着哈尔滨俄侨人口的迅速增加,旅哈俄犹的人口也逐年增多。     

以“人”对抗极权——对《极权主义的起源》的一种解读

正1944年,波兰,纳粹军官正在驱赶犹太人进入集中营,一个小男孩奋力反抗。这就是美国电影《x战警》的开头。小男孩后来成为了片中的"万磁王",一个具有非凡的特异功能的人。不知是否是电影创作者的故意,安排了犹太人与超能人的重合。而二者之间的确具有着某种共性,都是社会上的边缘群体、受孤立的群体。     

近代以来中犹文化交流

近代以来中国境内的犹太人与中国人之间存在着一种良性的双向文化交流。在这种文化交流中 ,中犹两个古老文明所拥有的诸多共同点发挥着促进作用。然而 ,英籍塞法迪犹太人、俄国犹太人和欧洲犹太难民这三大群体之间又因社会历史背景的不同而存在着很大的差异 ,三者在中国社会中所处的地位也是如此不同 ,以致它们对中国文化的态度及与中国文化交流的程度也是很不一样的。     

二战后在华犹太人研究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在华犹太人逐渐离去。在欧洲犹太难民、塞法迪犹商和俄国犹太人这三个群体的内部,不同的人在不同时候离去的原因是不一样的,不能刻意归于政治原因和意识形态因素。在文革前的17年里,仍然有许多犹太人生活在新中国,他们的主要组织上海犹太社团委员会在中国政府支持下顺利开展工作。同时,香港的犹太社团一直十分活跃。当中国改革开放后,许多犹太人又回到了内地,出现了新的犹太居民群体,积极参与当地的新一轮发展热潮。     

历史记录着他们——俄罗斯犹太人在华活动

1881年和1894年,因俄国的两次排犹反犹浪潮,推动了犹太人的迁移行动。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俄国犹太人开始陆续向中国东北地区移民,主要居住在哈尔滨等城市。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后,许多俄罗斯犹太人和大批白俄来到中国东北,也有部分人到了天津和上海等城市。他们属于较穷苦的阿什肯纳兹犹太人,构成了中国最早的一批犹太难民。他们在华的经济、文化、宗教活动对当时的部分中国城市生活起过一定的作用。     

一加一大于二

在纳粹德国建立的奥斯维辛集中营，一个犹太人对他的儿子说：“现在我们唯一的财富就是智慧。当别人说1加1等于2的时候，你应该想到大于2。”纳粹在奥斯维辛毒死536，724人，这父子俩却活了下来。     

埃及版的“出埃及记”

本文详细介绍了埃及历史学家马涅托对犹太人出埃及这一事件的记述,分析了其中的反犹要素,并指出造成马涅托"恐犹症"的历史原因以及马涅托对古代世界反犹主义的影响。     

新中世纪学复合论域研究解析——以中世纪欧洲犹太人问题为例

20世纪80年代以来,体现后现代规定性的新中世纪学取代传统中世纪学,渐成国际学术界的主流。欧洲中世纪犹太人论域典型地反映出新中世纪学与传统中世纪学的学术分野。新中世纪学专家推翻了传统中世纪学关于犹太人从古典时期开始遍布欧洲的定论、帮助阿拉伯人征服西班牙的第五纵队的定谳、垄断欧洲贸易的定式。新中世纪学专家通过在复合论域,解读1096年十字军莱茵兰屠犹事件文本及其与大屠杀的现代学理构造机理的同一性和内在联系,揭示了欧洲犹太人千年创伤史为犹太复国主义提供历史基础与逻辑前提的学术归旨。     

对犹太人隔都的历史考察

隔都是中世纪欧洲社会通过法律手段对犹太人实行强削隔离而设立的犹太区.它人为地将犹太人从非犹太社会中分离开来,对犹太人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负面影响.但同时,隔都生活又将犹太人紧紧地凝聚在一起,使犹太人非但没有被同化,而且还完整地保留了自己独特的宗教信仰、文化传统、生活方式,使犹太民族历经劫难却顽强地生存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