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一贯之道”新解

在《论语》中,孔子分别对曾子和子贡说到过＂一以贯之＂。古今学者对此做了大量的考证和诠释工作,以期洞见孔子＂一以贯之＂说的真义。孔子两次提到的＂一以贯之＂皆指涉＂一贯之道＂,然而,这个＂一贯之道＂又非曾子所讲的＂忠恕＂。孔子所说的＂一贯之道＂即是尧舜之世合理社会秩序的依据,也即＂道统＂。孔子是不得位者,故而只好笃守此道并寄希望于志于此道的＂士＂进德修业,时刻准备着承担大任。＂忠恕＂便是守道之方,它集中体现了成己及物的精神和士志于道的操守。明乎此,才能够恰当理解孔子认肯的＂曾点气象＂和被宋及以后儒者所深喜的＂民胞物与＂的精神境界。     

唐、宋时期的“驴鞠”

唐、宋时期的“驴鞠”中安唐、宋时期，有一种别开生面的体育活动──＂驴鞠＂。在唐代是女子的运动项目，如《新唐书·敬宗本纪》记载，敬亲曾令＂内国＂宫女＂分两朋驴鞠＂。郭知运的儿子郭英义也曾教女位乘驴击球，供其观赏（《新唐书·郭知远传》）。到了宋代，已不是...     

理论支持与实践证明：“两个必然”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两个必然＂原理是科学社会主义的核心理论,它指明了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的历史趋势,为实践中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支持。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特别是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影响了人们对＂两个必然＂的信念,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曾面临巨大的压力。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则为＂两个必然＂原理提供了实践证明。     

从“二分”思维到“圆融”思维——刘宗周与宋明理学“方法论”走向

明末大儒刘宗周曾撰《存疑杂著》,异于周、程、张、朱、陆、王等人阐释哲学理念间关系的＂二分＂式思维,主张哲学理念间的＂圆融＂与＂统合＂,开显出以＂即～即～＂为特色的＂一体圆融＂思维,将宋明理学家的方法论推向新阶段。     

论孔子与孟孙氏

论孔子与孟孙氏李启谦鲁国＂三桓＂主持国政１００多年，孔子正是生活在这个时期。孔子曾批评过＂三桓＂（见《论语·季氏》），据此人们认为孔子与＂三桓＂的关系是矛盾对立的关系。其实不尽然，因为孔子不仅批评过三家，而且也赞许过三家。如孔子曾说：＂自季孙之赐千锺...     

给大脑做一次“大扫除”

由于工作压力大,每天要应对的事情比较多,很多人整天感觉大脑乱糟糟的,白天脑袋昏昏沉沉,不能集中精力去工作和学习,晚上躺在床上又会想很多事情,翻来覆去难以入睡。专家称,这主要与大脑中存留的＂垃圾＂太多有关。只有给大脑做一次＂大扫除＂,消除杂念,彻底让大脑进行有效地休息,放松身心,才不会出现失眠、焦虑、注意力不集中、烦躁、厌食等不适。     

弘扬“孝”文化推进老龄工作问题研究

2500年前我国大思想家孔子创立了以＂仁爱孝悌＂为内核的伦理文化思想,对我国社会生活秩序做出了深层设计。沿着历史发展进程我们对＂孝＂文化进行考察,发现传统＂孝＂文化曾经历了农业社会的被强化及异化,工业社会的被弱化及丢失,以及在后工业社会、信息社会对＂孝＂文化产生了前所未有冲击的过程。＂孝＂文化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核心,是民族大家庭的凝聚剂,我们必须继承弘扬、自觉坚守,同时应根据时代需要,不断创新充实＂孝＂文化内涵,探索以＂孝＂文化建设引领我们做好老龄工作的新路径。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推进模式

探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推进模式,有利于更深刻地把握制度建设的内在规律、历史经验与未来趋势。从总结历史经验的角度看,我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历程中曾先后存在过三种主要范式,其中每一种范式大致包含了两种模式。这些模式大致可以概括为：＂精英-大众＂模式、＂大众-精英＂模式、＂民族-话语＂模式、＂本土-实践＂模式、＂情境-体验＂模式、＂多元-共享＂模式。当今时代,在综合运用的基础上,应着力发展＂情境-体验＂模式和＂多元-共享＂模式。     

“人民”话语中的“个体”言说困局——“新时期”初期小说的启蒙认同困境及其叙事表征（之二）

＂新时期＂初期,在新的历史意识的推动下,作家们开始重新建构＂文学＂和＂人＂之间的关系。在＂归来＂作家的笔下,＂人民＂成为一个不可置疑、不可分析的元话语。作为一种新的伦理样式和评价原则,其内部渗透着浓郁的革命伦理和政党伦理。＂知青＂作家则重构了以个体生命体验为核心的＂人民＂认同。＂人民＂褪去了主流政治话语曾强加于它的油彩,成为这一群体的带有民粹主义、理想化色彩的生命和精神寄托。在＂新时期＂初期小说中,＂人民＂主要是在＂精神返乡＂的意义上发挥其政治功能、道义功能或精神寄托功能。这种理想化、抽象化的＂人民＂话语昭示着＂新时期＂初期小说中个体化启蒙叙事的内在困境。     

巴蜀"朝天"地名变迁考

历史上巴蜀地区曾出现过多个＂朝天＂的地名,其中最有影响的一个是位于今四川省广元的朝天镇,一个是今重庆渝中区的朝天门。追溯＂朝天＂地名之出处,并分别对广元和重庆两地＂朝天＂地名变迁进行考证,其地名变化趋势显示了近1000多年来随着中国经济文化中心的东移南迁,四川盆地区位地缘变化的大背景。即宋元以来,四川盆地从向政治核心区关中地区的向心力变成向东南地区的向心力。     

全国律协的“五虎上将”——我在律师界的片段回忆

春节放假,难得轻松。于是,就泡在书房里整整报刊,翻翻旧书。有一天,翻到＂三国＂里的＂五虎上将＂,于是就触景生情想起了我在全国律师协会工作时的几位律师朋友。当然,在全国律协值得我想念的同事还有很多,但我今天特别要介绍的是曾被我们自己册封的＂五虎上将＂。说来话长,这还是一段难得而又有趣的缘分。     

中国改革与“总体性”的辩证法——黑格尔、马克思和卢卡奇“总体性”思想比较

思想是社会变革的先导,上个世纪80年代,对马克思主义的诠释所形成的＂视界融合＂曾为中国的改革开放提供了思想动力。＂总体性＂是黑格尔、马克思和卢卡奇思想的方法论特色：黑格尔从绝对精神的＂总体性＂出发,以之统摄万象,含纳无极,其意旨在＂精神＂;马克思使思辨哲学从＂天国＂降到＂人间＂,通过精神和市民社会的勾连而形成唯物史观的＂总体性＂,其特质在＂交往＂;而卢卡奇则通过黑格尔激活马克思,从而复活了辩证法的能动＂主体性＂,其意蕴在＂行动＂。从黑格尔、马克思到卢卡奇的＂总体性＂的思维方法,呈现出由＂精神＂而＂交往＂直到＂行动＂的辩证路向,而对这种路向进行比较的最大意义就是能再次为当前处于多元精神冲突中的改革困局提供思想上的点燃作用。     

对谁好脾气

那天,参加一个聚会,告别时,几位朋友都对我说：你这人十几年没变,还是那样的好性格、好脾气,和你聊天真是愉快有意思!我微笑。 我的脾气真的好吗？我想起了母亲曾对我说的话：＂你这孩子,人能干,心地也善良,就是脾气不好。＂老公也说我：＂你这人,一辈子全是脾气害了你。＂     

马克思论阈中的“自由”、“自觉”与审美

对于人的＂自由＂、＂自觉＂,马克思曾在人类学、社会学、哲学的三重关系中作了考察与论述。即作为＂类存在＂的人在＂真正的生产＂中得到规定的＂自由＂、＂自觉＂;作为在生产发展不同阶段上出现的不同社会形态中实际实现的＂自由＂、＂自觉＂;作为人对实践对象自身必然性的能动适应中获得的＂自由＂、＂自觉＂。三者分别揭示了＂自由＂、＂自觉＂的历史起点（历史根据）、历史形式和最高本质,既有联系亦有区别。同时也显示了＂自由＂、＂自觉＂的相互关系。马克思论阈中的＂自由＂、＂自觉＂,始终处于具体历史的关系中;无条件地、不加分析地把＂自由＂、＂自觉＂当做人和审美的＂本质＂,不仅倒置了第一性与第二性的关系,也将人和审美等同了起来,使其变成为非现实的知性抽象品,不是马克思的观点。     

于阗僧人法藏使宋补证

山东兖州兴隆塔地宫近期出土有《安葬舍利碑》一方,其中记载于阗僧人法藏曾出使宋朝。此事虽不明确见于宋代正史,而其真实性却是不容怀疑的。关于法藏其人,宋代文献多有记载,从中可以看出,法藏使宋的时间最早不会早于开宝四年（971）。以前因其曾在＂西天＂游历,故被宋朝误会成了天竺僧人。     

习惯了,父吼母啸

父母的婚姻景象：争吵!暴力!留在孩子心中的印迹：厌恶暴力,却又只会用暴力包裹自己。在父母摔摔打打、大呼小叫、争吵不停的一个个不眠之夜,我不知蒙着被子偷偷流过多少眼泪,因为积到耳朵里的泪水太多,甚至得了中耳炎。7岁那年,父亲生意失败,一蹶不振,开始酗酒,每天喝得醉醺醺地回家;母亲一向是个性格强势、脾气暴躁的人,于是打架、争吵成了他们夫妻俩每天的＂必修课＂。     

权力与体制的冲突：《临时约法》时期袁世凯权威重建的困境

当受益于民主政权失败的＂负面合法性＂的袁世凯担任国家元首已成定局时,出于对袁世凯个人政治品质的不信任及为了重新获得全国的统治权,国民党通过《临时约法》构建了一种＂总统的表面特权＂（尊严）与＂内阁总理的实际权力＂（效率）并存的二元体系。由此,权力与体制的冲突构成了民初共和宪政的内在矛盾,在这一矛盾和冲突中,袁世凯曾拥有的政治资源处于不断流失的状态,其权威重建的政治困境由此产生。     

打开笑的开关

老刘退休后,做了直肠癌手术。那场病变曾让他痛苦不堪、愁眉紧锁。可自从参加当地癌病友协会组织后,性格渐渐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对人生世事更加看得开了。在癌病友的＂群生活＂中,他们相互交流防病健身经验,消除了孤独感。     

中国城乡二元结构的演变与应有的方向

通过对中国城乡二元结构变化轨迹的归纳和分析,可以看出,中国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城乡二元结构体制,在特定时期曾为经济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但随着经济与社会的发展,逐步消解这种二元结构已势在必行。＂嘉兴模式＂和＂晋江模式＂在破解中国城乡二元结构的尝试中取得了较好的成效,也作出了一些有益的探索。它们的发展方向应该是中国城乡二元结构未来演变的应有方向。     

墨子哲学及其现代价值

墨子哲学及其现代价值崔永东作为平民阶层代言人的哲学家墨翟，其学说在先秦时期曾处于＂显学＂的地位，对当时的社会产生了广泛的影响。秦汉以后，虽然作为一个学术团体的墨家学派不存在了（史称＂墨学中绝＂），但墨子的思想在民间仍有一定的影响，它对下层劳动群众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