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亡恐惧与异己恐惧——论存在主义的死亡意识

死亡问题，向来与哲学的发生和发展紧密联系。对死亡的思考，也许正是存在主义哲学产生的契机：死亡恐惧，既为存在主义的情感之源，又乃存在主义哲学的推动剂。死亡意识的分歧，也规定着存在主义流派内在的差异。先期存在主义，以重造死亡恐惧，强化每一个个人“我自己的死”，进而过渡到充分意识“我自己的在”。后期存在主义，以异己恐惧取代死亡恐惧；在人神分离前提下，自然界、其他人、自己，都可能成为地狱。随死亡意识的更替，“向死的自由”，也迈向了“绝对的自由”     

面对危机事件时的恐惧心理分析及对策探讨——克服“非典恐惧综合症”的启示

“非典型肺炎”的流行给中国造成了巨大的影响。从心理学角度分析 ,由此引发的“非典恐惧综合症”则影响到人们正常的工作、学习和生活秩序。对面对危机时的恐惧心理本质、表现形式、原因及对策进行分析 ,有助于加强人们面对危机时的心理调控 ,完善个人人格。     

“技术恐惧文化背景下的克隆人”概念及其现代启示

在今日之技术社会中,令人恐怖的“克隆人”概念产生于一种与“造人”有关的技术恐惧的文化背景中,但这种技术恐惧感有人为加重的成分和趋向。我们在分析和部分消解人们对“克隆人”概念恐惧的同时,主张把防范克隆技术风险和创造出一种理性的技术文化背景有机地结合起来,并保持在免于技术恐惧的自由与一定技术恐惧感之间的必要张力。     

网络消费者行踪轨迹信息交换的规制困境及路径优化——基于社会交换理论的视角

网络服务提供者凭借技术优势及大数据等资源,获得建构和限制行踪轨迹信息交换条件的“权力”,造成网络消费者难以通过“个人控制”获得公平交换的困境。为了避免个人因对剥削和风险的模糊恐惧而拒绝披露其行踪轨迹,网络服务提供者往往选择通过自律承诺的方式,增强个人对其信息处理的控制感及信任感;而为了降低网络服务提供者违背承诺的风险,逐渐产生了由独立、专业的第三方充当“控制代理”的规制模式,实现了对困境的突破。未来规制路径优化的方向在于通过增强“分配正义”与“程序正义”保障公平交换的实现,并激励更广泛的第三方参与“控制代理”的监管互动与合作。     

中国学术信息

本刊讯2006年7月1-2日,“中国农民工问题与社会保护”研讨会在中国人民大学逸夫会议中心隆重召开。来自政府管理部门的官员代表、相关研究机构及高校的专家学者围绕农民工权益、劳动就业、社会管理等问题展开了广泛讨论。这是首次全国性较大规模的农民工问题学术研讨会。在农民工问题引起国内外广泛关注、国家将解决农民工问题列为现阶段重要任务的背景下,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保障研究中心与香港城市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联合召开此次研讨会,旨在为解决农民工问题给出建议。围绕着中国农民工问题与社会保护这一主题,与会专家学者进行了五场…     

政治恐惧：概念、机制及其功用

政治恐惧是人们面临社会危险而又无能为力时的一种情感体验。政治恐惧的产生,除了生理机制之外,还有社会与文化机制,在不同的社会背景下,致使人们产生恐惧的因素是不同的。政治恐惧是一种比较经济有效的集体行为诱致工具,无论是在变革社会还是在秩序社会,逃避危险和趋向安全是恐惧之人的普遍心态和行为,尽管在这两种社会条件下人们的行为结果不同。因为有政治恐惧存在,政治角色可以利用恐惧,操纵和获致其所欲的大众行为,以实现自己的目的。     

抒写隐形的中国——评梁鸿《出梁庄记》

青年学者梁鸿已成为当代中国新乡土文学写作的领军人物之一。她在2010年以《中国在梁庄》一书一炮打响,一路拿下“2010年度人民文学奖”“新浪2010年度十大好书”“《新京报》2010年度文学类好书”“《亚洲周刊》2010年度非虚构类十大好书”“第七届文津图书奖”等五项大奖。此书不仅在文学界掀起波澜,在经济学、社会学界也引起广泛重视。     

社会网络变迁背景下进城农民工社会资本构建研究--基于2010年CSSC贵州项目数据

基于2010年CSSC贵州项目数据，以网络结构观和格兰诺维特的“弱关系力量假设”为理论关照，进行实证研究发现，进城农民工的社会网络发生了变迁，主要是由作为人情网的“强关系”和作为信息桥的“弱关系”共同构成。在当前经济社会转型时期，社会网络的作用形式突破了以提供人情为主的方式，有效地加强了信息的传递作用。而有效拓展和推动进城农民工社会网络的变迁，增加其在城市赖以生存和发展的重要资本，将有助于加快农民工市民化的进程，助推中国的城镇化。     

公民社会的兴起与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构建

公民社会在中国的蓬勃兴起,使党、国家与社会具有各自相对的独立性,执政环境的变化,必然引起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基础发生一定程度的变迁。在公民社会的视野下,执政党的合法性基础既来自于与社会的合理分权和合作,也有赖于民主政治的发展。树立治理和“善治”的执政理念,提高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能力及党融入并主导公民社会,对于提升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具有积极意义。     

我国目前社会工作存在的矛盾与对策

社会工作是社会保障体系的组成部分，从属于社会互助范畴。八届人大四次会议批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的第七部分第六点“加快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中提出：“加快养老、失业、医疗保险制度改革，初步形成社会保险、社会救济、社会福利、优抚安置和社会互助、个人储蓄积累保障相结合的多层次社会保障制度。”社会互助除了传统的民间临时性的自发互助外，现代社会互助的主要形式就是社会工作。它是一种专业化的、社会化的社会互助，在发达国家已有很长的历史，发展到很高的水平。在我国，社…     

解析马丁·雅克中国进入“习近平时代”的观点

中国的发展日益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长期追踪分析中国问题的英国人马丁·雅克富有远见地预判中国将迎来“习近平时代”，并论证了“习近平时代”概念的内涵、特点和发展趋势。马丁·雅克从中国与全球发展关系的视角强调了“习近平时代”的重要性，认为“习近平时代”的中国，将对中国和世界产生双向且巨大的影响。此论在国际社会获得较为广泛的响应，有越来越多的人认为习近平阐释的“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能够实现，这在一定程度上呼应了马丁·雅克的观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定将担负起时代赋予的责任，为世界做出符合社会主义大国地位的国际贡献。     

关于企业家社会资本的若干思考

从某种意义上说 ,企业家工作的实质就是在企业内外构造、运营和发展广泛的人际关系网络。这种人际关系网络是企业家的社会资本 ,其形成主要是与企业家个人特性相关的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社会资本在动员和利用企业内外的稀缺资源、节约交易成本、从而在促进企业经营绩效的改善以及企业生存和发展能力的提高等方面有着广泛的贡献 ,因此 ,中国企业家必须注重构造和发展自己的社会资本。     

卡扎菲有关“社会主义”的理论

利比亚“九·一”革命领导人卡扎菲是一个世界瞩目的人物。自从1969年9月上台执政以来,他在利比亚不遗余力地推行他的“社会主义”,使利比亚这个原先默默无闻的国家在短短十几年里,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发生了巨大变化,引起了国际间的广泛注意。 对卡扎菲的“社会主义”,世人评说纷纭,褒贬不一。有人对之推崇备至,有人则嗤之以鼻。     

“空间信赖”与“空间恐惧”——中西方艺术的空间意识比较

原始艺术从一开始就是分成摹仿与反摹仿两支齐头并进的。正是基于这种事实,德国艺术理论家沃林格才假定:前者尚出自摹仿的艺术冲动,后者则当为抽象的艺术冲动。他进一步申论,认为抽象的心理根据为“空间恐惧”,摹仿的心理根据为“空间信赖”。他所谓的“空间恐惧”亦即人们不信赖自己的视觉印象,愈是努力把握当前的空间,便感到愈难把握其原状,比如“横看成岭侧成峰”的矛盾给人的困惑,就是“空间恐惧”的苦恼。沃林格认为,正是“空间恐惧”的深层心理造成了东方民族以抽象和反形似为特征的艺术。沃林格又指出,摹仿自然的艺术乃出于空间的信赖感,即人对自身把握三维空间的能力有充分的自信。他认为,古希腊自然主义的艺术心理就是由此出发,而这种艺术心理又经由文艺复兴的强调和阐发,遂发展成为西方人以忠实地再现客观物象为目的的审美思想。对沃氏这个理论,荣格(C.G.Jung)也非常重视。在他的著作中,对此多次作了阐发。但是,在沃氏那里,理论模式本身却缺乏民族的哲学文化观念的支持和说明,也很少有具体艺术现象为例证,因而显得语焉不详。而荣格的诠释又太囿于心理学范围,并且,无论沃林格或荣格对东方艺术,特别是中国艺术都知之甚少,即使是对埃及和印度的艺术也仅限于点到辄止。因此,对于中西方艺术和美学的比较研究,他们的理论,仅仅可作为讨论的起点,给我们一些思路上的启示。     

论“中国式现代化”的八大优势及其对“西方式现代化”的超越

<正>在中共二十大上，习近平总书记郑重宣告：“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一石激起千层浪，“中国式现代化”立刻得到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衷心拥护，也引起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中共二十大开幕后仅仅24小时世界各地500多家媒体用40多种语言对“中国式现代化”加以报道和评论。     

说“羊羔体”

由新闻事件促生的又一新词——“羊羔体”近期在报刊网络上广泛流传。如： （1）“羊羔体”,折行的散文？（《辽沈晚报》2010年10月24日第T06版：读周刊）     

执政论

执政就是通过所掌握的国家权力反映和调节不同群体利益的过程,是掌握这一领域(政治领域)的意思。执政必须具备某种性质才成其为执政,这种属性包含有合法性、权威性、公共性、公理性、政治性等。由于执政者直接面对的是社会和行政两个方面,因此,执政与社会的关系界限和执政与行政的关系界限以内,就是执政的范围。从政策过程的基本视角看,执政是决定“做什么”问题的过程(即决策或政策形成阶段),完善这一过程的体制无疑是民主体制;而行政是具体“怎么做”或“如何落实”执政方针的过程(即政策执行阶段),这一过程的完善主要依赖于政府官僚制。     

“网络恶搞”的后现代意蕴

从后现代哲学视角看，“网络恶搞”不是偶然的，不会因为网民的欢呼而被每个人所接受!也不会因为网 民的厌恶而消失。在今日，它的影响早已超出了网络，成为社会和文化的一部分。“网络恶搞”不仅在中国，甚 至在世界也成为一种潮流。这实际上反映了哲学的现代性向后现代的转向。对待“网络恶搞”态度就是对待后 现代的态度。     

思想政治工作客体信心确立的新认识

在当前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下，我国经济形势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经济运行和社会发展面临严峻的挑战。经济形势的变化引发了整个社会群体和个人心理状态的重大变化。对此，中宣部原常务副部长徐惟诚同志在《对当前思想政治工作的几点认识》中有过详细的论述，他指出，当前中国社会存在两大心理状态问题：一是期望值过高；二是信心不足。而个人心理期望值说到底就是个人的心理需要，“期望值过高”就是“心理需要”与现实满足度的失衡。     

当代中国大学生的"人文失落"

在科技革命迅猛发展的背景下，科技文化与人文文化的关系问题，已成为时代的重大课题。科技文化成为主导文化，科技文化与人文文化开始分离与对峙日益引起人们的忧虑。这一“分离与对峙”在中国当代大学生中已明显表现出来。严酷的实事——当代大学生的“人文失落”我们曾于２００１年分六大区，对全国在校大学生进行了随机抽样调查，调查对象达１万余人，调查结果表明，当代中国大学生的“人文失落”已成严酷事实。“个人本位”走向极端，明显疏于对他人和社会的关心——只有２５．３４％的同学认为当代大学生“有社会责任感”，只有６．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