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公案侠义小说接受新论

清代公案侠义小说维护忠义伦理,广受读者喜爱。学术界对其思想倾向多持贬抑态度。社会主流文化、价值标准对文学作品的思想倾向有明显的影响和制约。审视社会主流道德与小说的接受效应,公案侠义小说思想主题的形成,纯属自然,是民间道德价值取向的"集体无意识",其良好的接受效应,反映平民阶层对社会道德本体的认知自觉,展示出儒学的道德感召力与民间影响力。     

民间视野下的法律唱叙：近代文学中的圣谕宣讲与公案书写——以小说《跻春台》为中心的考察

晚清时期大量公案作品流行于坊间,对公案的书写并非仅有侠义公案一种类型。小说《跻春台》便呈现出另一种独特的公案叙述姿态。透过此书,“圣谕宣讲”这一清代特有而被令人遗忘的文化实践进入人们的视野。透过圣谕在民间的宣讲与传播,彰显出庶民的道德意识与秩序观念。《跻眷台》以公案的形式宣讲圣谕,一方面可以传播朝廷政令,另一方面又通过故事渲染等使民畏法,呈现双向互动。而这一切又是通过小说家、俗曲艺人等共同形成的“故事填充”以轻松娱乐的方式呈现出来,泄露出晚清时期多元而微妙的文化姿态。     

都市想象中的文学与社会

所谓都市应该是大城市,它体现为规模,也体现为一种有别于普通城市的气概。在当代生活中都市成为时代风尚的引领者,对当代社会的描写很大程度上是通过描写都市来把握时代脉动的。当代文学的都市描写,涉及作者、批评家和读者对于都市的基本感受,其中包括都市想象。都市想象有都市人对于所在都市的自我定位,也涉及外人对于都市的感受,这些主观内容有感官的客观感受,也有他们基于某些观念而得来的对于都市社会的理解和进一步的基本看法。即使生活在都市,也有都市想象对于自身生活的定位,生活在都市的人的生活状态,不是由都市的物质环境来环绕,也不止由它的文化和社会来框定,而是由当事人所处的想象框架来划定的。     

中国当代群众写作的文学大众化想象

按社会主义文学的梦想,社会主义文学不但被要求创造人民群众的主人公形象,人民的需要也被作为作家写作的历史使命,而且还提出让人民群众从文学的阅读和欣赏走向文学的创作,它体现了社会主义的文化策略和意识形态的价值诉求。这种群众写作解放了文学生产力,也消解了作家身份及其文学的创作特性,它使文化精英的作家及其创造性劳动被社会大众的模仿和游戏活动所代替,实现了文学的民间化、政治化和游戏化,也对社会主义文学质量产生了一定的抑制作用。     

中国语境下的法律与文学及其元问题透视

受激于西方法律与文学运动的影响使得近年来国内学术界将"法律与文学"研究纳入关注的视野。深厚的文化底蕴、特殊的国情现状使得中国语境下的法律与文学研究具有独特的发展形态和理论特色,也决定了"法律与文学"研究在中国具有与西方"法律与文学"研究截然不同的发展元动力。精英理论的本土化与精英理论的世俗化,是中国语境下法律与文学理论系谱研究的元问题,它牵扯到当今中国语境下对法律与文学的基本认识与理解,同时也反射出中国法律与文学对现代法治向何处去的揭秘与探索。     

中国语境中的法律实践概念

法律实践即以实现公平正义为目的而建立和维护良好社会秩序的规范性活动,在内容上可分为法律的思想实践、法律的规范实践和法律的应用实践三种类型。作为法律实践的重要支撑因素之一,法律理论与法律实践之间存在着复杂的相互关系,并通过法律实践理性、法律实践智慧和法律实践观念的中介、载体和桥梁作用应用于法律实践之中,而人类理想法律生活的观念构思乃是法律实践思维和法律实践思维方式的内在使命。     

“子见南子”:历史公案与现代想象

"子见南子"本来是无关情爱的礼节性拜见,但由于其本身存在着导向情爱想象的意义结构,在王充、朱熹等人的谈论中早已与敏感的男女情事相关。现代以来,林语堂的独幕剧《子见南子》以南子为中心展示了一种个性自由、男女平等的现代精神;胡玫电影把"子见南子"演绎为情爱故事暗合了来自西方文化的"史诗性"特征,对中国文化及民族史诗的重构具有积极意义。应该从宏阔的文化视野出发理解"子见南子"的意义。     

舆论监督：法律保护缺失原因新论

当前,在我国舆论监督法律保护中存在相关的社会认知缺失和沟通不畅,本文拟通过对舆论监督法律保护中社会认知共识的研究,为建立合理有效的舆论监督保障体系提供思路。     

古乐想象与文学呈现：明代乐府诗的复古和新变

人们对明代乐府诗评价不高,多斥之为“模拟剽窃”。其实明代从立国之初就大力提倡古乐,在此种背景下,文人试图通过拟写乐府诗恢复汉魏古乐,以形式上的相似形成对古乐的想象,同时将目光转向民间俗曲,但最终从古歌谣中获得滋养。明人在创作乐府诗的过程中,努力寻求古题乐府诗的“本义”,继承元白新乐府、咏史乐府诗传统,加强讽喻,采用附加题目、加入诗序、固守形式、追求多元风格等方式彰显个性化。所有这一切都表明,明代乐府诗已完全脱离歌辞系统,文学性进一步增强。     

跨文化语境下中国公案小说的西传与回溯——以荷兰高罗佩《迷宫案》为例

<迷宫案>是荷兰汉学家高罗佩用英语创作的二十四种狄公案系列小说中的第二种,也是由他亲自翻译为中文的唯一一种.高罗佩西传与回溯狄公故事的实践使中国公案小说在改良中得以重生,同时也向西方世界打开了一扇展示中国刑律制度和广博文化的窗口.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中国外交官陈来元也将<迷宫案>译介给中国读者,完成了该小说的二重回溯.漫长的跨文化传播历程使<迷宫案>小说及狄公形象得到多重阐释和想象,使之成为跨文化语境下中国公案小说西传与回溯的成功案例.     

改革激情与文学想象的焦虑

为了走出文学伤痕的抚摸和痛苦的记忆,改革文学以"向前看"的姿态集中书写了新时期人们的改革想象。西方物质层面的现代化参照,激起人们强烈的改革激情与欲望,而其思维模式、文化观念却还停留在前现代的状态;文学在完成改革者形象的塑造时,往往注重英雄观念的惯性表达,而忽略对人性内在的挖掘。在叙事结构方面,改革文学努力诉诸一定的现代意识,却大多求助于传统的叙述模式。这些相互冲突又相互依存的文学因素,构成了众多改革文本生产时内在充满张力的焦虑状态,直接表征了特定历史时段的文学情绪与文化心理。     

论明代公案小说与律治之关系

明代公案小说勃兴的社会原因之一是上层统治者注重律令在民间的传播。明代初年,统治者即规定律令须"小民周知",因此社会中律令讲读、学习、刊刻之风都十分兴盛。影响到公案小说,首先决定了它的基本内容和形式:内容上紧扣国家律令和百姓的司法实践,形式上"三词"俱全。其次,也决定了公案小说的兴衰走向:当小说与律令传播结合紧密时,其传播相对兴盛;当小说与现实法律需求疏远时,则传播低靡。     

文学想象与民族志书写——王小波同性恋作品的文学人类学解读

民族志方法(Ethnography)是最典型的解释性研究方法,也是一种文化展示的过程与结果;不仅仅是对某个族群民族事项的记载,也是关于小型社会中的边缘人群、或大都市小型社群的边缘人群的描写.本文主要选取王小波的三个同性恋文本——社会文本、小说文本、电影文本——来进行分析,以"纪实与想象"为视角切入,建立起三个文本之间的关联,并试图从中得出有关不同文本之间"想象再生产"的初步探讨.     

文学想象与文化群落的身份冲突

传统的文艺社会学关于文学作品中体现的社会观念问题曾经有过以“阶级性”为中心和以“人性”为中心的分野,但从学理上看,都是以一种一元论的价值观念和一元性的文学想象为特征的理论。从20世纪80年代“痞子文学”的社会影响开始,出现了文学想象和批评中的身份分裂现象。而从90年代后期到21世纪以来,文学想象中所体现的社会观念越来越离开了传统的价值冲突,而演变为不同文化群落的身份冲突,因此而为当代文艺社会学的研究启示了新的研究目标和前景。     

元曲公案戏中的清官与阴阳文化

用我国传统文化中的阴阳理论分析元杂剧公案戏,将压迫者一方视为阳,被压迫一方视为阴,随着双方力量对比的变化,阳可压制阴,阴也可压制阳。清官则高居阴阳之上,调整阴阳运动,维护阴阳平衡,从而达到稳定社会秩序的目的。     

论中国语境下的法律信仰

在中国的语境下法律并不能被信仰,"法律信仰"本身的用语就存在着错误.虽然本文中仍然使用"法律信仰"的表述,但是必须将这个词语内涵扩大解释为:法律信仰指信仰主体笃信法律是具有至高无上价值和理想的真理并且愿意为之献身的精神状态.实质上是对"程序正义"、"法律至上性"和"法治社会"这些法律价值、理想的信仰,而其根本上是对自由和正义等终极价值的信仰.法律信仰主要包含两方面内容:其一,对一定法律价值、理想的信仰;其二,对这种价值理想的精神基础或根据的信仰.     

论中国古代公案小说与古代判词的文体融合及其美学品格

判词是一种司法文体,经过漫长时期的发育演进,在唐代发展完备并完成其文学化的转型过程,形成了自身特有的文学品格,成为一种新的文学体裁。到宋元时期,它开始与此时发展成熟的中国古代公案小说联姻,并在明代孕育出一种形式独特的书判体公案小说。判词在公案小说中有如下独特的美学品格和表现功能：一是有卒章显志、强化主题的功能;二是小说情节发展的一个重要环节;三是在作品中起着结构上的组织作用。     

法律地理学及其空间想象

法律与空间研究是20世纪90年代西方社会科学领域研究的“空间转向”的产物,作为其研究范式的法律地理学包含“空间中的法律”（空间对法）、“法律下的空间”（法对空间）、“法律与空间”与“第三域”等研究领域,由此衍生出空间正义、城市权利和“第三域”等命题。法律地理学的核心概念“空间”有待达成共识,其研究过程中的“去空间化”倾向值得关注。国内法律地理学发展前景期待明朗。     

书坊主余象斗与公案小说

明代书坊主余象斗为了牟利,编撰、刊印了两部公案小说集《廉明公案》、《诸司公案》,相比于同时代的公案小说创作来说有所创新,客观上促进了明代公案小说的发展和繁荣。但是作为明代公案小说初创期的作品,还是存在明显的缺点和不足。这些创新和不足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其后的公案小说和其他类型小说的创作和传播。     

现代焦虑与文化想象：近年来中国电影中的父子关系

父子关系是反映家庭伦理的一扇窗口,其和谐与否事关子代健全人格的养成和综合素质的提升,与此同时,也受到整个社会价值观念的形塑和经济分配的影响。在近年来的中国电影中,编导常常站在子代的立场和视角,对于当下正在转型的中国式父子关系进行一定的刻画和表现,旨在表达子代的现代焦虑,反思传统父子关系的一些弊端,呼吁建立新型父子关系。“尊崇与启蒙”“因循与反叛”“怀念与想象”是进入这些电影文本的三重维度。把握和探讨电影中的父子关系,有利于以电影为媒介,化解父子的冲突与矛盾,构筑良好的家庭内部关系,建设幸福家庭、和谐社会,在传承与创新当中实现子代与父辈之间的相互尊重、彼此理解和平等对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