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学者关于孔子及儒学在现代世界中作用的研究

一百多年来,以儒学为核心的传统中国文化的作用问题,引起了海内外的广泛争论。本世纪初,儒学在中国是强大的思想上和政治上的力量,曾经为一些著名的政治领导者如袁世凯和最主要的知识分子如康有为、梁启超等所倡导。“五四”运动期间,孔子及儒学遭到谴责,被认为同“进步、自由和民主”是不相容的。民国时期,儒学似有所复兴,国民政府曾试图     

蔡元培的孔子及儒学观述评

蔡元培的孔子及儒学观述评陈信泰，韩钟文孔子、儒学是中国文化的代表或象征。在１９世纪末、２０世纪初新旧文化嬗替的剧变时代，蔡元培本着科学的、实事求是的精神，结合自己参加民主革命、领导文化教育改革的实践经验，既不盲目尊孔，也不盲目反孔，对孔子、儒学作了再...     

孟荀“心性论”与儒学意识

孟、荀二子,念兹在兹者均在于“价值世界”能否在人间证成之事上。只不过孟子立定心之大根大本,直探价值之超越真实,在扩充之工夫中,昂首人间。荀子则立足世界,以统类之心通贯历史与社会,在大无畏却极具忧患意识中,开展“道”的现世性格。两人虽于“心性”之主张不同,却仍有相补相辅之可能。孟子道心性,强调践形工夫下的价值开显;荀子则重在价值之客观化上,故重视社会实践下的道德行为。两人均是一种“化成世界”的观点,而且是以“价值世界”为“生活世界”的意义所在。孟子内化伸展的学说取向,深化了儒学价值根源的理论深度;荀子则于外向实践的主张里,客观化了价值实践的具体可能。孟、荀二子俱为“儒学意识”作了不同向度的深化和开展,其于儒学之发展,实各有其功,不必强分高下。     

乾元统天:孔子对帝天神道的革命——读熊十力《乾坤衍》

熊十力的思想宗于孔子《大易》,《乾坤衍》是其唯一一部易学专著,也是其晚年定论之作。在《乾坤衍》中,熊十力通过对乾坤两卦彖辞的解释进一步阐发了其体用不二、心物一元、心为物主的思想,认为乾坤两卦的彖辞最集中体现了晚年孔子大道儒学的内圣外王之道,孔子以乾元统天的思想颠覆了先民对帝天神道的迷思,把人从神那里解放出来,确立了性命自主、自由独立的人性自觉和以刚健、中正、纯粹、精诚等乾元精神为主导的个体修身原则;并进而打破了古帝王自命以上天之子的宗法专制神权,导出了中国古代选贤举能、民主大同、天下为公等进步社会理想。     

近代日本国家构想中的“民本主义”

在近代日本建构现代国家的历史进程中,儒学的"民本主义"理论为北一辉、吉野作造等思想家在其宪政构想中论证权力的人民性价值提供了重要的东方理论资源。这一事实表明,民主主义价值观绝非近代欧洲文明所独有,它是人类文明的共同成果,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人文基础。同时,"民本主义"在近代日本遭遇挫折的教训则揭示出平衡"民主"与"自由"、正确认识民主价值的普遍性与民主实践的复杂性,是现代国家健康发展之不可缺少的条件。     

新儒学的嬗变与明清小说的发展

王显春《新儒学的嬗变与明清小说的发展》(载《西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9年2期)一文认为:随着宋明以来新儒学弊端的出现,早期新儒学“存理灭欲”的苦行转向儒、道、佛三家互补的清虚质朴适意自然之途。明清小说也就在这块新儒学嬗变的沃土中应运而生,发展壮大。     

论儒学的人文精神及其现代意义

本文通过对儒学人文精神的形成、发展及其特点的分析 ,探讨了儒学在 2 0世纪大起大落的原因及其在现代社会的意义与价值。作者认为 ,从总体上看 ,宗法伦理是儒学理论的主干 ,而人则是其出发点与核心 ,对人的重视与对人伦关系的强调是儒家人生哲学的两重性格 ;随着封建国家专制集权的加强 ,儒家伦理异化为束缚人并阻碍人之实现的外在权威 ,本质上成为统治者的意志 ,这是孔子儒学的悲剧 ,但从汉代儒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和宋明理学的分析中仍可看到儒家人文精神的顽强表现 ;通过对 2 0世纪儒学起落的观照 ,说明只有打破封建桎梏 ,才能真正结束儒学的悲剧 ,使其人文精神在现代社会发挥积极作用 ,而儒学的人文精神在当前也需要与科学、民主、法治精神相结合     

梁漱溟民主观的演进及其特征——基于梁氏思想转变过程的历史性考察(1906-1949)

梁漱溟自言一生关切两个密不可分的问题:人生问题与社会问题。他对人生问题的追问大致经历了三个时期,即重事功、遁空门及归儒学;与之相对,在思考社会问题上,梁基本保持了一以贯之的态度,即寻求建立一种适合中国文化特质与社会结构的现代公共生活。从历史发展过程上讲,梁漱溟对民主的认知始于其思想历程的第一阶段,在第二阶段中暂时回避讨论民主,第三阶段则重新回顾民主的内涵与价值,反思其对中国社会进步之意义。就逻辑发展脉络而言,弃事功而遁空门与出佛家而归儒学的两次思想转变造就了他能够在文化比较的思路中观照现代公共生活并对民主政治给出独特的儒学式理论诠释。     

儒家伦理的普世价值

儒家伦理是否具有超越一切历史、超越一切地域的普世价值,学界对此在认识上存在尖锐的分歧。本文不涉及有关争论,只是从正面论证儒家伦理何以具有普世价值。本文认为,儒家伦理之所以具有普世价值,是因为儒学是生命的学问。既然儒学是生命的学问,那么就人的类本质而论,人要实现自己的生命价值,就不可能拒斥儒家伦理,因为儒家伦理所关涉的是人所以为人之最基本的伦理准则,一旦背离儒家伦理准则,人就会行同禽兽。本文还认为,作为人之生命价值取向的儒家伦理,具体表现为五常。五常并不是并列的关系,而是体用的关系,仁为体,而义、礼、智、信皆依仁以显用。而要实现以“仁”为核心的儒家伦理的现代意义与价值,儒学必须经由世俗化的途径以实现普世化。基于这一认识,本文最后对现代新儒家主张通过发掘儒学的宗教性以实现儒学的现代意义与价值的观点提出质疑,借以进一步强调儒学世俗化对于实现儒学现代意义与价值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三教并举状况下的隋唐儒学发展脉络

以三教并举为特征的隋唐时代,佛、道二教彰显出极大的影响力,以致遮蔽了儒学的光芒。历来治隋唐思想史者多以佛学为重点,对此时期儒学的发展有所忽略,研究成果较为欠缺。但是事实上此时期的儒学有其自身特征,且从文中子"三教可一"说到韩昌黎"传道"说,构成了应对佛、道二教的儒学自身发展脉络。外之则与隋唐政治社会发展状况密切相关,内之则表明了从经学向子学过渡以及理论化趋向的儒学新形态的萌生。     

孔子对中国文化传播媒介的编辑创构

杨海文认为,生活儒学预示了当代儒学发展的一种趋向,在今天,“回到孔夫子”应当是回到生活意义上的孔夫子。从“儒家全球伦理”的宏大视野看,道德金规则、和合思维、大同理想则是我们在当今这个复杂的时代中期望“回到孔夫子”的三大德性措施,更是生活儒学对于“回到孔夫子”的人文承诺。李翔海认为,21世纪是一个大变革的时代,既应以“圣之时者”的智性风貌来直面时代课题,又要注重通过“因革损益”的思想方法在综合中创新,在创新中综合,这或许是我们今天从“回到孔夫子”这个话题中得到的基本启示。王振铎认为,孔子通过编辑“六经”,将华夏旧藏典籍复活,并缔造成坚实定型的经典图书结构,形成了中华民族绵延至今的传统文化之根。作为开启华夏文化传播、促进百家文化大繁荣的宗师,孔子继往开来发展中华民族文化的伟大精神,值得我们发扬光大。     

从体用一源到本体与现象不二——儒学传统的现代跨越与张大

体用是宋明理学中最具有活力的一对概念。自张载以“体用殊绝”批判佛老以来,合体用、一天人事实上便已经成为理学发展的基本方向;直到当代新儒学的奠基人熊十力,仍以“体用不二”标宗;而其后继者牟宗三,则不仅以体用不二的观念梳理儒学的历史,而且更以体用一如的结...     

“中国文明实可谓以孔子为之代表”——梁启超国性论中的儒学观

一百余年前,在中国社会和思想界围绕孔子和儒学问题发生激烈争论的时代,梁启超能够对孔子和儒学作出比较合理的评价。有鉴于此,本文从国性:一国之能立于世界的特性;国学:国语、国教、国俗;国风:国命之兴替所攸系三方面,对梁启超的国性思想及其当代意义作一初步探讨,以丰富学术界对其孔子和儒学观的理解,并由此为人们提高坚持核心价值观的国家和民族之文化自主性与根基性的自觉提供一些思想史资料。     

儒学传统与时代精神——兼论儒学与新文化运动的和解

新文化运动否定了儒学作为现代社会时代精神的合理性,带来儒家命运的巨大转折。为重新复兴儒学,当代大陆新儒学往往多从政治角度思考儒学发展,而作为古典中国之时代精神的儒学,在自身发展中形成了多重维度的传统,不能简单的只从政治角度予以发挥,应予多元考量并从广义上理解儒学。新文化运动对儒学之批判,虽有其偏颇过激之处,但同时其自身也形成了一种新的传统。面对当代中国的现实问题,我们既要全面认识"广义儒学",也要接受新文化运动的民主科学等现代性精神。在古今两种传统汇合的基础上,一方面用现代性精神推进儒学传统的改造与赓续,一方面积极的发挥儒学传统的多维价值。     

儒道宜普及于庶民

一、儒道有恒常之价值在中国今日之言儒学,极易引起人之误解:以为儒学自清末以后,已被人扬弃打倒数十年,现在重谈,简直是封建、腐败、陈旧思想之复苏。大体而言,儒学的确是曾经过暗淡时期,然此并不等于其本身无价值。此好比一有道有才之人,又何能保证其一生必路路畅通而不遭谰言厄运哉?然即使是屡遭蹇舛,并无害于其为有道有才之质也。所谓“磨而不磷,涅而不缁”者也。儒道是人之道德行为上践履之道。当人践履至极,则道是已具备于人心之中,道、人心以及行为,皆融合无间而成为一主体。此孟子所谓“践形”也。儒学是将此道视为一套思想系统之学…     

孔子对美国文化的启示

读者也许会对本文标题中的两个主题究竟有何联系迷惑不解。让我们看一下孔子是如何说的:“先进于礼乐,野人也。后进于礼乐,君子也。如用之,则吾从先进”。(《论语·先进》)我认为,孔于尊重“野人”(乡民)对音乐的品味,或者说,孔子喜爱乡村音乐。此外,孔子还用音乐来比喻由于遵循传统的“礼”而致使社会有序:“乐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从之,纯如也皦如也,绎如也,以成。”     

先秦儒学起源巫史考

本世纪初,章太炎作《原儒》探讨儒的起源。30年代,胡适发表《说儒》。而后,郭沫若作《驳〈说儒〉》,与胡辩论,冯友兰则写了《原儒墨》,就儒、儒学的起源展开讨论,然此一讨论未能深入下去。近年来,海内外学者对儒学的研究进一步深化,而儒与儒学之起源仍是一个疑案,鉴于当前对儒学再思考的需要,弄清儒学之起源,已是一个无可回避的重要课题。本文认为,在中国上古时代,巫史原为一体,其后,“史”从“巫”中分离出来,形成独立的史官文化体系。孔子正是在继承与扬弃巫史文化的基础上创立了先秦的儒、儒学和儒家学派的。     

形中“生活儒学”与儒学的重构

宋明理学呈现出"两极游走"的理论走向,宋代理学本以其形上超越性著称,至朱熹极言"理在事先",遂立理学"形上绝对"、"纯粹超越"之"极";明代以"反理学"面目出现的气学、心学本意在纠此"偏执",然至罗钦顺以"万物生长收藏"为"理",王艮、李贽言百姓日用之"理",则又立"形下绝对"、"纯粹经验"之"极"。在宋明理学"游走两极"理论走向的借鉴之下,徐复观之"形而中学"秉持和发扬了"执两用中"的儒学传统,在探求现代新儒学转向之途时,或可作为展开的向度。以此路向展开的儒学,其实就是"生活儒学"。     

余英时:一个"韦伯式的问题"

余英时作为当代海外卓有建树的历史学家,通过挖掘丰富的史料,对中国儒学、禅宗、道家思想中的文化底蕴作了并行综合探究.他开发中国文化矿藏,寻觅支持中国发展的现代性伦理资源,指出任何民族的"经济"背后,都隐藏着重要的"文化"背景,而中国现代化过程中也同样有一个"韦伯式的问题".他发觉中国文化中"义之所在"、"直指本心"的精神与西方"因信称义"等思想同具普遍的合理价值,尤其是儒学中的"心、性"理论,为确立中国人"入世勤勉"心境发挥显著作用.然而,余先生似乎又不同意华人精神重返"儒学一尊"的旧途,由此为儒学的21世纪前景忧心.他上述思想主要体现于他的名著<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     

余英时儒学“现代游魂”说

现代儒学的困境正在于儒学面临着其赖以存在的“社会化”建制基业全面崩溃,以及儒学只能成为“托之空言”的论说,而不再是一种“见之行事”的生活方式,更丧失了全面安排人间秩序的能力,这是历史的必然。余英时认为。近代以来,儒学“死”去之后已成为一个找不到也不可能找到附体的“游魂”了。余英时认为儒学的出路不在于重新寻求建制化的“上行路线”,如康有为的“孔教”论述,也不是现代新儒家儒学“哲学化”的努力,而在于“下行路线,”即日常人生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