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文学革命”时期胡适语言文字变革空间的开拓

《文学改良刍议》在"温和"的行文之中实则是相当革命的内容,完全颠覆了中国古代文学既有的雅俗格局,为中国现代书面语的转型以及现代文学语言的诞生开拓了新的空间。《历史的文学观念论》建立一个整体的文言与白话二元对立,而由白话取代文学的历史与现实的场景,必然涉及到空前的复杂性。《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一文,"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思路表明胡适的白话思考与倡导的重大进展,"国语"的标出使得之前文言、白话二元对立的诸多问题都化零为整,而得到极大的超越。胡适这三篇在五四文学革命时期最为重要的论文,构成一个重要的语言文字变革的空间,并开放而不断生长。     

国语运动与现代民族国家的想象

19世纪末逐渐开始的国语运动既是以普及教育、动员民众、挽救危亡、富强国家为目的,又蕴涵着完善民族文化符号系统、促进民族文化革新与发展的现代性旨归.国语运动涵盖言文一致和国语统一两个方面,言文一致在于使知识能够普及一般民众,通过现代新型国民的塑造以建立现代民族国家;而国语统一则试图通过造就一种全民通用的国语并以达到团结国人之目的,借助语言共同体的形成以强化民族共同体的语言认同,从而进一步巩固民族国家的统一.     

“国语”如何统一——近代国语运动中的国语和方言观

近代国语运动以民众教育普及化为其初始目的,但与此同时,中国历来地域方言隔阂甚重,时人也认为民众之间因言语不通而互不团结,无益于国家强大。职是之故,推行国语被认为是民族国家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在近代国语建构和推广的过程中,由于语言统一和社会政治密切相关,如何认识、处理代表“国家”的国语和代表“地方”的方言之间的关系,成为政府和精英在语文规划中不得不面对的问题。     

国语统一与民族国家建设——清末民初"国语"教育思想的形成和发展述论

近代中国的“国语统一”思想是在中—日和中—西语言改革的对比视角中,从传统的书同文、语同音的思想转换成一种国语、国民和现代国家共生的现代语言建设思想,它是一种民族主义思想的体现。而国语教育也成为消弭地域主义,加强新兴的民族国家认同和民众团结的重要工具,这种语言教育思想对后世影响甚大。     

文学革命与国语运动的真相及胡适诸君的贡献

近年来,有学者对学术界在文学革命与国语运动问题上通行的看法提出质疑,认为文学革命与国语运动是北洋政府借推行北方官话与南方政治势力争夺文化领导权的语文革命;胡适文学革命理论是在误读西方历史基础上的向壁虚构,他关于文学革命历史的叙述夸大了包括自己在内的五四新文学家及语言学者对现代语言变革的贡献。我们认为上述观点是受西方学者解读西方近代语言变革历史时所使用的"语文政治学"研究视角启发而产生的结论,此结论严重偏离了中国实际。实际上对文学革命与国语运动,北洋政府的态度往往是保守的,有时候甚至是反动的;其承认与推广国语运动的举措,是被动滞后的。国语运动是一场以教育与文化普及为核心目标的现代启蒙运动,无论当时的学者还是政府,并没有多少南北政治方面的考虑。胡适文学革命理论成因复杂,它触及了中国文化现代转型时最核心的问题,胡适等白话文学运动的"旗手"对国语运动的贡献也得到了国语运动阵营的认可。相对于胡适因无法忘掉中国自身问题而误读西方文艺复兴史而言,由西方理论出发造成的对中国自身历史的误读,更是需要反思的。     

中国近现代教育中的“白话文运动”及意义

中国近现代史上文白之变的根本原因是社会需要,文学需要白话,教育更需要白话,因而,在教育领域有过一个与文学中同样重要的白话文运动。近代以来,中国教育从精英教育向国民教育的转变是一个从理念到实践的根本转变,这个转变将文言置于一个十分不利的位置上;教育的现代化、大众化强烈地需要一种通俗、易学的书面语。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教育领域自发萌动了一场语言变革,形成了中国近现代教育中的“白话文运动”。这个变革虽然也受益于胡适在文学领域中策动的白话文运动,但它是独立的、自主的,有自己的动机和谱系。套用胡适“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的说辞,中国近现代史上也应当有一个“国语的教育,教育的国语”的问题。     

论胡适语言变革的文化意蕴

胡适倡导的以白话替代文言的语言变革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以白话拒斥文言既是文化教育普及的需要 ,也是新文化翻译、传播的需要 ,而这又与反对形式主义、科学实证精神的张扬、独立人格的挺立联系在一起 ,显示胡适始终把语言的变革置于一个广阔的现代文化变革过程来理解。当然 ,胡适的以白话变换文言之举仍未逸出传统的二元对立思维     

工具主义·进化主义·世界主义——论晚清至五四语文运动的现代性动力

“语文”运动系指晚清至五四期间的切音字运动、简字运动、白话文运动、世界语运动以及国语运动等一系列语言变革活动。工具主义、进化主义和世界主义是这场语文变革的三大动力。在这场语文运动之中,一方面,语文运动家以工具主义、进化主义和世界主义为理论号召,实现了中国语文的现代性转变;另一方面,由这三大理论原则演绎的工具理性、进步原则和世界视野本身又成为了中国语文现代性的内在素质。这些因素在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历史进程中,又与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成分化合分解,共同推动了中国语文现代化的发展。     

“打折”的统一：中国国语运动中的“不统一主义”

中国近代国语运动在致力于“语言统一”的同时，也对统一“过度”的危险抱有深刻警惕，因而明确将“不统一主义”定为国语运动的宗旨之一，在整个世界范围内的语言民族主义潮流中都别具特色。“不统一主义”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力倡保护方言，反对国语一统天下；二是主张“蓝青官话”式的国语标准，不要求每个人都说得字正腔圆。造成国语运动这一特色的原因不止一个，既和国语运动领袖们的自由主义思想倾向有关，也和中国文化和社会传统本身对于地方性的宽容和高度赞许有关。这一特色提醒我们，中国近代的民族国家建设在走向权力集中化的同时，还存在着“疏松统一”的可能。     

“国语运动”与“白话文运动”的疏离与结合

1917年2月成立的国语研究会明确提出以"白话文体"取代"文言",与此同时,《新青年》发动了一场"白话文运动",二者相一致有进化论历史观和"言文一致"要求,"国语运动"立足于语言的"工具层面",《新青年》则主要从语言的"思想层面"出发,二者尚各行其事,两不搭界。改变这一疏离局面的,是身兼北大校长和国语研究会会长的蔡元培,而有1919年的"国语统一筹备会"的建立,"国语运动"与"白话文运动""遂呈双潮合一之观"。1923年《新学制国语教科书》收入鲁迅的《故乡》,是二者深入结合的标志之一。     

恢复“国语名”称的建议为何不被接受？──《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学习中的探讨和思考

我国历史上用以表示国家通用语的名称不下十种。在过去一百年里,使用较多的主要有＂国语＂＂普通话＂＂标准语＂＂共同语＂＂现代汉语（狭义）＂,等等。不过其中得到国家正式认可和有力支持的只有两种,即＂国语＂和＂普通话＂。前四十年大陆一直以＂国语＂为正式名称,后六十年则将＂普通话＂作为规范称谓。     

认同与困惑:近代白话文推行的社会反应

传统科举制度的废除和帝制王朝的覆灭,使得文言作为一种身份象征和文化资源失去旧有体制的权力保障.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白话文以"国语"的身份得到政府教育行政权力的认可,进入国民教育一知识的再生产体系,这为白话文提供了文化再生产的制度保障.不过,在传统文言教育和书写不断被边缘化,国语文取得社会权势地位这一转型过程中,不同地域和阶层的社会群体则经历了一个艰难的文化认同和集体心态的调适过程,这一点也凸显出中国现代文化转型的复杂性.     

诗界革命:现代新诗语言追求的先声

诗界革命与现代新诗在语言追求上是一脉相承的,他们同属于晚清语言变革运动的同一谱系,采用进化论及域外语言变迁史作为镜鉴,并且在变革文言与建构白话的方略上也有着共同的取向,即以口语、方言与外来语改造文言。因此,就语言变革而言,诗界革命足以被视为现代新诗的新声。     

复兴文言 接续传统

20世纪初期“白话文运动”当中的一些偏颇观点,至今仍阻碍着人们以公正客观的态度来对待文言和文言创作。为了促进当代文学的发展,应该打破机械的历史进化论和僵化的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充分认识到复兴文言创作的可行性与必要性,在白话创作已经成为主体的今天为文言创作留下宝贵的一席之地。     

“中国声音”的演进——近代中国文字拼音化思潮之四声存废论争

明清以降的古音学者以“体用之辨”的眼光看待四声，将其视作天然古音掺杂后世人为元素后愈行愈下的退化表现。而随着西方语言观传入中国，中国知识分子开始追求言文一致的文字拼音化改革，四声在新的知识范式下获得重视。尽管有部分学者提出了废除注音字母中四声符号的意见，不过主流的国语运动最终把四声确定为具有中国特性的代表元素。国语派知识分子提出国语罗马字方案，要求在新式中国拼音文字上用专门字母标识四声。这一做法在1930年代遭到左翼文化人的反对。左翼文字改革者提出拉丁化新文字方案，要求废除拼音文字字形中的四声。然而随着民族危机的加深，语言民族主义的诉求占据上风，拉丁化派也开始向国语派的立场靠拢。中国语言文字改革者最终回到了民国初年注音符号的立场。近代中国文字拼音化思潮中四声存废论争呈现出学理背后不同政治文化在文字场域的复杂竞争样态。     

诗人视野中的“五四”语言变革——以郑敏、余光中为例

＂五四＂白话文运动一直被描述为一场有利于全社会的语言变革运动,而实际上,社会不同领域对语言有不同要求,＂五四＂白话文运动真正的目标是要为中国社会的现代性转型打造一个利器,胡适以文学名义发起的变革恰恰忽略了文学自身对语言的要求。因此,＂五四＂以后就不断有诗人对胡适的白话文理论提出批评,进入20世纪后半期,郑敏、余光中等对这个问题做了更深入、系统的思考;在中国新文学史上诗人对＂五四＂语言变革的批评构成了一个独特的角度,由此出发可以更深入地认识这场变革的特点和意义。     

清末民初国语运动的国际动力--兼与赵慧峰先生商榷

我国清末民初国语运动的产生虽然也受到过欧美文化的某些影响,但主流国际动力主要来自日本.近代日本从推行国语入手普及教育,从而实现了国家的强盛.这一地缘政治的事实,成为我国国语运动产生的最直接的激发因素.因此,赵慧峰先生关于国语运动"首先受基督教‘教会罗马字运动'的影响"的观点是不准确的.     

春秋时代的“文言”变革与文学繁荣

文言是对直白的语言形式(言)进行自觉的文饰和美化(文),文言的问题是文学的重要问题。春秋时代完成了先秦时期旧体文言到新体文言的历史转变,与商周以来的古体文言相比,春秋时期的"新文言"呈现出表现方法自由灵活,修辞手段广泛应用,语言鲜活生动,形式多变,骈散结合,语助词普遍使用等特征。新体文言的成熟使得中国文学的发展有了新的格局与气象:各种文体逐渐完备,文学创作出现繁荣局面,"建言修辞"成为时代风尚,独立的文人阶层趋向形成,文学理论表现出体系性成熟。春秋时代的"文言"变革与文学繁荣标志着这一时期的中国文学已经进入全面成熟和自觉的历史时期。     

现代中国文学语言本体研究范式与现代文体的创制

中国文学现代性的肇端与发展,是近现代文学共同的话题。长期以来,中国文学的研究重点聚焦在内容和思想两个方面,这种研究思路潜隐一种二元对立的认识论基础,即内容/形式、思想/语言。中国现代文学从发生期开始就提倡语言变革,相对于内容层面而言,文学语言这一长期以来被视为形式层面的要素成为中国文学由古典向现代转变的重要支点。种种语言选择的主张和实践,使得从"精神"到"文体"的最终表达都有了全新的面貌。     

巴基斯坦建国理念的历史考察

殖民时期英属印度教派矛盾的加剧导致了穆斯林民族主义的兴起,巴基斯坦国家思想的提出是这场运动的产物。以阿赫默德汗的＂穆斯林民族论＂、伊克巴尔的＂穆斯林国家论＂和真纳的＂两个民族、两个国家论＂为思想基础和主要流派的＂两个民族＂理论是巴基斯坦立国运动的三大理论来源。作为英国落实＂退出印度＂政策的关键性步骤之一,《蒙巴顿方案》最终确认了成立巴基斯坦自治领的政治原则,＂两个民族＂理论实现了从早期穆斯林思想家的一种政治理想到建立穆斯林民族国家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