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扬“文革”落难现象之反思

从本世纪三十年代中后期到“文革”开始之前,周扬是中国现当代文艺思想史上一位显赫的人物,他的某些观点为“文革”提供了或直接或间接的理论依据。只是一个偶然的历史契机把他推到了极“左’文化路线的反面,他才尝到了灾难性的苦果。     

在历史的追忆中追寻未来——论白先勇、於梨华和聂华苓的文革题材小说

本文用哈布瓦赫的集体记忆中的“历史记忆”概念分析了白先勇、於梨华和聂华苓的几篇（部）关于“文革”题材的小说,认为作品表达了作者对高级知识分子和知识青年在“文革”中的遭遇和命运的反思,论文用“寻梦”概括了人物出国实现自身可能性的心理动机,说明他们在回来——出去——回来的循环中体现了作家对祖国情感的矛盾心态。     

童年经验与“六十年代出生作家”小说中的人物形象

童年经验对“六十年代出生作家”人物塑造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六十年代出生作家”常常以自己童年接触过的人作为小说中的人物原型,他们也常会不自觉地把自己童年时期建构起来的审美倾向和价值观念投射到小说人物的身上? 由于他们成长于“文革”时期,他们小说中的很多人物都被打上了“文革”的烙印?他们小说中的少儿形象多是孤独?空虚和迷茫的,且大都拥有浓厚的暴力情结;他们笔下的“右派”及“知青”则都拥有很多的缺点,平庸且世俗;他们小说中的很多“父亲”形象,也不再高大神圣,要么懦弱猥琐?要么残暴变态,和子女的关系都很紧张? 不过由于“六十年代出生作家”人数众多,其童年经验世界也存在着种种差异,若想更加全面地把握他们笔下的人物形象,我们还应分析和考察“六十年代出生作家”童年经验世界中的地域?家庭等多方面的因素?     

“文化大革命”时期小说的创作队伍

“文革”时期小说的创作队伍有三类：一是在“文革”前已创作出有影响作品而又被允许继续创作的，二是在“文革”前有习作练习或发表的；三是从未写过作品的。这样的创作队伍构成，反映了当时对“十七年”文艺的否定和现实政治的需要。与此相关，“处女作现象”和新时期一些有成就的作家在“文革”中开始起步，成为值得注意的问题。     

“文革”轶事

活学活用 “文革”某年。老记者某公,刚从干校回报社。新头目命令他去采访当时红极一时的某典型,一位“活学活用”标兵。他抖擞精神上路,很容易就找到了这位人物。 “请问,你原籍在什么地方?”     

红卫兵领袖与“三十六条权经”

古有三十六计,今有“三十六条权经”。前者是中国古代兵家韬略之精华,后者为“文革”期间红卫兵领袖的权术之“汇萃”。三十六条权经是当年在北京乃至中国显赫一时的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第一号人物蒯大富个人的演讲“作品”,又可谓是以蒯为代表的那一代红卫兵领袖们集体的历史“创作”。说它是个人“作品”,因为它是由蒯大富于1968年2月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举办的北京许多高校两派头目参加的大联合学习班上宣讲的。蒯本人并未正式出版发表过任何有关这类“权或经”,他当时以个人的总结和认识来向学习班里的战友们介绍自己参加“文革”政治…     

实事求是地评价石达开

章大炎说:“审名实一也,重佐证二也,戒妄牵三也,守凡例四也,断感情五也,汰华词六也,六者不具而能经师天下者无有。”三十年来,主要是“文革”冲击下,人们对太平天国人物和重大事件评价反复无常,不     

近年“文革”题材小说的叙事转变

十年“文革”,带给祖国和人民的灾难和伤痕是那 么深刻,以至于“文革”故事,依然存在于当今的文学 题材之中。但是当“文革”已距今有了近30年遥远的 距离,当人们已经变得理智,与“文革”刚刚结束的文 学叙事相比,近年的“文革”题材小说已经有了很大的 变化。这种变化不仅仅是题材范围的变化,更为突出的 是叙事方式的变化,即由“伤痕”的、“反思”的直接 对“四人帮”的控诉,变为从生活的不同层面平静地、 反讽地、直接或间接地叙述,因此带给“文革”题材的 叙述以别样的面貌。 一、叙事焦点的改变 　　叙事的平常化…     

我国心理学界对青少年理想的研究

一、概况我国心理学工作者对青少年理想的研究,“文革”前不多见,“文革”中是空白,“文革”后才逐渐增多起来。究其原因,“文革”前并未引起重视。“文革”中人们思想混乱,心理学也被打成“伪科学”,谈不到研究。“文革”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以来,我国政治、经济等方面情况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学校教育要求心理学工作者必须回答我国青少年理想的现     

神话思想的消解:从"伤痕小说"到"意识流小说"

作为新时期文学复苏的标志 ,“伤痕小说”和“意识流小说”共同表达了当代文学批判“文革”历史、消解神话思想的集体诉求。但受制于“文革”神话思想的语言禁锢 ,“伤痕小说”的这一叙事努力却始终未能摆脱“文革”文学的影响。相反 ,“意识流小说”在实践创作方法革新的同时 ,却凭借自身的“语言之流” ,试图解放业已被“文革”神话思想异化了的文学语言 ,进而实践消解“文革”神话思想的启蒙诉求。     

上海文革研究的史料准备

有人说“文革发生在中国,文革学在国外”。我以为,只有国内学者做出巨大的努力和贡献,才可能真正提升文革研究的层次和品质。其实,这些年中国的文革研究一直在进行,上海的文革研究亦并非是块“不毛之地”,其史料有著作、辞典、方志、大事记、报刊等出版物类;有档案、群众报刊、传单、民间日记等非出版物类。上海文革研究要在学术层次上有所提升,必需从搜集、整理史料着手。     

机构臃肿八大弊病

目前,广西壮族自治区一级的直属工作部门有113个(其中厅局以上机构100个),比“文革”前增加38个,干部职工总人数13,600多人,比“文革”前增加6,300多人。“文革”前,每个专区(市)一级机关一般为500—600人,现在1,400—1,500人。县一级机关的人数也比“文革”前多得多。从这些年的实践来看,不是“人多好办事”,也不是事业发展摊子一定要铺大;相反,党政机构臃肿,层次过多,摊子过大,有八大弊病:     

二维建构模式中的史诗体式追求──“十七年”长篇小说的审美反思

本文认为,“文革”前十七年我国长篇小说表现出在二维对立模式中追求史诗体式的审美建构特征,这既表现为以重大历史事件为建构基点的作品中,也表现为以人物为构思中心的作品中。     

《对“文革”的历史反思》讨论会综述

四川省青年改革研究会学术理论部于七月九日组织召开了《对“文革”的历史反思》讨论会,现将讨论情况综述如下: 一、反思“文革”的意义何在? 与会同志一致认为,不能满足于给“文革”作出一个一般性的政治结论,更不应该把“文革”、“封存”起来束之高阁,不让“文革”的参加者来研究。大家在发言中指出:“文革”作为一个浩大的政治运动和社会动乱,其历时之长久、涉及之广泛、影响之深远在中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目     

20世纪翁同龢研究述评

自翁同龢1904年去世至今 ,百年来学术界对他的研究大致经历了他死后至解放前、解放后至“文革”前、“文革”后至今三个阶段。就其一生 ,多数学者认为他是一位对近代中国历史有着重大影响的人物。甲午战争中坚持抗日 ,反对投降 ;戊戌运动中力图自强 ,促进变法 ,对国家民族做过有益的贡献。他为官清正、操守廉洁。但对其戊戌年间的变法思想、举荐康有为、在戊戌变法中的作用、开缺革职原因等存在不同的看法。     

“文革文学”与现代性

“文革文学”与现代性有着相当复杂的密切联系,这一问题长期被忽视,没有得到充分的阐释。以多元开放的现代性视角观照以革命样板戏为代表的“文革”主流文学及“文革”时期的“地下文学”与现代性的关系,便可整合其现代性特征。     

再谈"抄袭的一代"--答周祥森先生

拙文《我们是“抄袭的一代”？》闪烁登网后，《史学月刊》编辑部周祥森编审就“抄袭的一代”的界定依据发表了很好的意见。的确，这是拙文表述时用词欠推敲造成的一个疏忽，把“皆是”改成“大都”就较妥些，笔者对周先生的严谨表示钦佩。不过仍需说明一下，我真正的意思是“文革”对人所必需的宗教精神和道德精神的破坏实在太大，而我们这个时代严重的抄袭剽窃现象肯定是灾难性后果之一，殃及范围包括“文革”前、“文革”中、“文革”后成长起来的人们。老一代学者具有过去的“底子”，因而没有“蔚然成风”，“文革”中和“文革”后的一…     

《纪念毛泽东》与毛泽东画传编纂

毛泽东画传(画册)编纂是新中国建立以后发展起来的。50、60年代编纂的画传篇幅不大,然都有个人崇拜的倾向,“文革”时期的出版物尤甚。“文革”以后,篇幅较大的画传相继出版,不过70年代末出版的《毛泽东主席照片选集》(以下简称“《选集》”)等,仍有“两个凡是”的影响。     

论“文革”题材小说的嬗变

“文革”题材小说,以1977年刘心武的《班主任》为发端,很快因《伤痕》、《我应该怎么办》、《月兰》、《在小河那边》、《神圣的革命》、《枫》等大批短、中、长篇作品的问世形成高潮。但此后,便逐渐为“反思”、“寻根”、“改革”、“探索”的声浪所淹没(其间有一些作品以“知青小说”的面目出现,它们和一般的“文革”题材小说的不同之处,主要在于后者以“文革”社会为观察点,而前者却是聚焦于“文革”背景下的“知青”的生存状态)。如今,在相隔十多年之后,它们却又悄悄地同时又是成群结队地走上了文坛。 据笔者视野所及,仅从一些主要的文学期刊来看,去年以来就有短篇《青苹果》(沈嘉禄,《十月》1993、1)、《老家的皂角香》(鲁脉,《人民文学》1993、4)、《结局》(吕志青,《人民文学》1993,8);中篇《北京有个金太阳》(李锐,《收获》1993、2)。此外,笔者还读到一部不久前出版的长篇小说《无字碑》(叶玉生,海峡文艺出版社)。     

“文化大革命”中周恩来同极“左”思潮的斗争

“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在“文革”中，为了限制或减少“文革”的破坏作用，周恩来利用一切有利时机同“左”倾思潮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文化大革命”的第一阶段（1966年5月全面发动—1969年4月中共九大），周恩来为保护党内外干部、支持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捍卫党的原则而斗争。1．保护民主党派人士。1966年8月18日以后，红卫兵运动迅猛发展，在林彪、江青一伙的煽动下，大批民主党派负责人、无党派爱国人士、工商业界上层人物以及少数民族、宗教、华侨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