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禹腹鲧”与库瓦达制

《天问》:“伯禹愎鲧,夫何以变化?”愎应从一本作腹,“腹鲧”犹言腹于鲧(《天问》颇具此种寓被动式于主动式之句法,如“惊[于]女采薇”“何卒官[于]汤”)。《山海经·海内经》郭注引《归藏·启筮》:“鲧死,三岁不腐,剖之以吴刀,化为黄龙。”《初学记》卷23、《路史·可后纪》注引作:“鮌殛死,三岁不腐,副之以吴刀,是用出禹。”鲧有腹禹、生禹之故事实无疑。然另一传说,禹系其母吞物破腹而生。如《吴越春秋·越王无余外传》:“女嬉……剖胁而产高密(禹)。”《三国志·蜀书·秦宓传》注引《帝王世纪》:“修己……臆圯胸折,而生[禹]于石纽。”《淮南子·修务训》:“禹生于石。”高注:“禹母修己,感石而生禹,柝(拆)胸而出。”《竹书》沈约注:“修己背剖而生禹于石纽。”近世学者或谓曲折反映原始产科手术。此与启母化石、石破而生启之传说基本同型,记载虽晚而其事甚古,盖母系氏族社会之观念也。而《天问》《归藏》却谓伯鲧腹禹,父权已有抬头之势;自修己破肚生禹至伯鲧剖腹出禹,其间殆有从母系氏族到父系氏族递嬗衍变之蛛丝马迹可寻(鲧禹似已实行“对偶婚”)。     

禹杀父,启屠母

《续汉书·郡国志》注引《续博物志》:“[祝其]县东北独居山,南有渊水,即羽泉,俗谓此为惩父山。《元和志》同。”杨宽先生云:“俗谓羽山为惩父山,当必先有禹惩鲧之传说。”(《中国上古史导论》,《古史辨》七·下)案:鲧殛死。[清]刘梦鹏《屈子章句》曾疑《天问》“勤子屠母”暗指禹之“屠父”,虽非是,亦石破天惊之语矣。观《淮南子·修务训》及高注禹“为治水解祷,以身为质”,岂夏人传统巫术有以酋长或其替身祭神禳灾之习惯欤?禹之“惩父”或“殛父”,或因其治水不成,乃以其“替身”为牺(或以象征性之献祭仪式)以平息神怒、禳息洪祸,或如后代之“奠基祭”(Feundation     

“归我子”新解

《淮南子》说: 禹治鸿水,通轘辕山,化为熊。谓涂山氏曰:“欲饷,闻鼓声乃来。”禹跳石,误中鼓。涂山氏往,见禹方作熊,惭而去。至嵩高山下,化为石。方生启,禹曰:“归我子!”石破北方而启生。(《汉书·武帝纪》颜注引) 旧注都将“归我子”释为:“还我的儿子来!”(如北大《先秦文学史参考资料》)可是古代典籍中从来没有禹的其他儿子夭折的记载,禹怎么会要上天“归还”他的儿子呢? 今按,此文“归”字当是“馈”字之     

从上古神话谱系看黄河文化的源出与演变

在上古神话谱系下,“女娲造人”意指生命的孕育与文化的延续,“夸父追日”意指超越自我极限、打破命运束缚。水神共工将天上之水引向人间,开启了天人关系的建构;巨人朴父在天地初开之际治理洪水,确保了天人关系的稳固。“河神巨灵”的神话故事显示了开辟河道对于先民生存发展的必要性,《楚辞》以“神遇”河伯的方式展现了天人关系之和合共生。从“授禹《河图》”到“大禹治水”、从神话叙事到历史叙事,体现了人类社会与自然世界从角力、对抗到和解、共存的演变过程。通过上古神话谱系,可知黄河既是实存的生态系统,又是情理合一的文化生命。黄河文化在演变过程中,勾勒出国人的生活图景,显示出先民的生存智慧。借助上古神话谱系探析黄河文化的源出与演变,有助于把握黄河文化乃至中华文化的本质与真谛。     

孙悟空“石生”的文化探源

《西游记》中孙悟空"石生"现象是中国古代石头生殖崇拜文化观念的继承和延续,孙悟空形象是灵石崇拜中石头具有保护神功能的艺术化再现,也是对"石头精神"的诗意化诠释。因此,中国古代的石头崇拜观念是孙悟空形象得以产生的文化根源。     

禹名小考

上个世纪 2 0年代 ,“古史辨”派主将顾颉刚先生在《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一文中 ,提出禹本是一只虫 ,他依据的是《说文》 :“禹 ,虫也 ,从 ,象形。”这在当时的学界确实振聋发聩。此论一出 ,当即就有学者撰文反驳 (参《古史辨》第一册 )。鲁迅先生在小说《理水》中对此也曾加以嘲讽。现在看来 ,顾先生仅据字形立论 ,确实难以服人 ,何况禹的时代 ,文字尚未产生 ,后人在口碑其史迹时 ,自然是有音无字 ,直到文字产生后 ,人们才据音立字。所以上古人 (神 )名 ,多有异写 ,如黄帝又作皇帝 ,皋陶又作咎繇等 ,其例甚多。因此 ,仅据字形而论上古…     

禹的两种出生说试释

<正> 白寿彝先生主编的《中国通史纲要》中列举了关于禹出生的两种截然相反的传说:一是禹为其母亲脩已无夫而生;一是禹为其父亲鲧死后剖腹而生。“总之,无论按哪一种说法,禹都非由父母配合而生,而另有神奇的诞生的经历”。(第50页)这里,作者提出了问题,却没作解答。笔者不揣谫陋,缀辑所闻,试解这一千古哑谜,以就教于读者方家。前一传说当本于《史记·夏本纪》《正义所引《帝王纪》,其文云:“脩已见流星贯昴,梦接意感,又吞神珠薏苡,胸坼而生禹。”后一传说当本于《山海经·海内经》,其文云:“鲧窃帝之息壤,以湮洪水,不待帝命。帝令祝融杀鲧于羽郊,鲧复生禹。帝乃命卒布土以定九州。”     

湖口石钟山山名探考

湖口石钟山,历史悠久。《吕氏春秋》载,“禹於是疏河诀江,为彭蠡之障”。《江西考古录》载:“禹疏九江,石钟山正其疏凿遗迹”。据近年来在石钟山泛舟岩发掘的资料证明,商周时期石钟山就有人类生活。     

酒文化在古代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

酒在中国古代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十分重要,作用广大而深远。中国的酒文化源远流长,很值得我们作一番认真的研究。在中国上古和中古时期,人类社会生活(尤其上中层)无一处不以酒为纽带,围绕着酒形成了整个的文化氛围。但上古酒文化与中古以后酒文化有所不同。早在商代之前,酒就出现在人类生活之中,传说造酒的是杜康和仪狄二人。《说文解字》的酒字:“古者仪狄作酒醪,禹尝之而美,遂疏仪狄,杜康作秫酒。”《世本》、《战国策》等书也说:“仪狄作酒而美,进之禹。禹饮而甘之,遂疏仪狄,绝旨酒。日‘后世必有以酒亡其国者’”云云,指认仪狄和杜康都是酿酒始祖。地下考古发掘,找到目前我国最     

巴蜀神话始源初探

巴蜀神话始源初探贾雯鹤一、试析“禹要涂山氏”的文化蕴涵《尚书·皋陶漠》载禹曾云：“予创若时，娶于山。”此外，《楚辞·天问》、《吕览·音初》、《世本·帝系》等篇都曾记载“禹娶涂山氏”的神话传说。然而，涂山的地望却成了千古聚讼的问题。晋人常璩《华阳国志·...     

《尚书》所载的大禹

禹的出现,虽然以继承鲧平治水土旧业为职掌,却是舜继尧大业后首先任命的最重要的人选,足见其时洪水与人们生活密切相关的程度。《尚书·禹贡》是禹治水取得成功之后,划九州,叙山川方位兼及物产贡赋及交通等情况的政治地理著作。     

魏文帝《典论论文》“齐气”说

魏文帝《典论论文》云:“徐干时有齐气”。李善注引《汉书地理志》为证,谓“齐俗文体舒缓,而徐干亦有斯累”。历宋元明清无异辞。黄侃谓“文帝论文主于遒健,故以齐气为嫌”(骆鸿凯《文选学》附编一引),则是以“齐气”为平弱,实申李注。惟近人范宁《魏文帝<典论论文>齐气解》(《国文月刊》第36期)据《初学记》所引,以为“齐气”乃“高气”之误,云“所谓高气是一种韧性的反抗精神,这种精神表现在行为上就是落落寡合”。或又据《魏志·王粲传》注所引,谓“齐气”当作“逸气”,皆非是。     

张汤新议

张汤(?——公元前115年),西汉武帝时杜陵(今陕西长安县东南)人,由“刀笔吏”到“致位三公”(《汉书·张汤传》,以下凡不注皆引此),以“务在深文,拘守职之吏”和“痛绳以罪”而震慴一时。自司马迁《史记》把张汤纳入《酷吏列传》以来,封建文人对张汤的评价,多半是毁骂加鞭挞,把他称为“酷吏”、“酷吏之魁”。例如明朝李贽在《藏书》内,不仅把张汤列在《贼臣传·残贼》一节,还大骂张汤是“坏尽”的“猾贼”,“害天下不小”(见《史纲评要》174页)。我认为这些看法是片面的。     

大禹治水神话研究中的新发现

大禹治水是中国古代著名的神话传说。在《尚书》、《山海经》、《论语》、《淮南子》、《墨子》、《史记》等古籍中,禹的形象已被塑造得栩栩如生,包括地方志在内的各种文献的有关记载更是连篇累牍。其中年代较早内容较为完备的当推《史记·夏本纪》。根据这些古籍的记载,在尧的时代,中国北方曾发生了一场特大洪水,“当帝尧之时,鸿水滔天,浩浩怀山襄陵,下民其忧。”于是尧用鲧治水,久未成功,即杀鲧并任用鲧之子禹治水。禹劳苦焦思,居外十三年而不敢入。他纠正了过去以塞为主的治水方法,改以疏导为主,实行“高高下下,疏川导滞,锺水丰物”的措施,使洪水大治、九州开启、山川奠定,卑湿之地均可种植水稻,“食少,调有余相给,以均诸     

夏桀殷纣异说

说暴君的人,必数桀、纣,就如同讲圣君必数尧、舜、禹、汤、武王一样。今查各书引桀、纣事多相同,可知其必多附会。其中原因之一,大约既亡之后,兴者必言前王的罪恶,而得到伐暴有名,拥护自己的才多。今比较来看:桀宠妹嬉(《晋语一》),纣宠妲己(同前)。桀为酒池可以运舟,一鼓而牛饮者三千人(刘向《新序》),纣以酒为池悬肉为林,使男女裸相逐其间,为长夜之饮《史记·殷本纪》)。桀为琼台瑶室,以临云雨(《刘向《列女传》),纣造倾宫瑶台,七年乃成,其大     

郭沫若旧体诗词楹联注释的再商榷

最近,我在《求索》一九八五年第一期和《湖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一九八五年第二期上,连续发表了两篇文章,就有些注家对郭沫若旧体诗词和楹联的注释,提出了一些不同意见。近日读《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二卷的注释(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又发现了一些新的疑点,兹提出质疑,望编注诸家和读者不吝赐教。一、说“商盘”抗日战争期间,沈钧儒和郭沫若同在国统区中心,他们时相过从,情深谊笃。沈钧儒爱石,“凡游迹所至,必拾取一二小石归,以为纪念”。侯外庐曾榜其斋曰:“与石居”。郭沫若在一九四二年八月七日亦填《水龙吟》词以赞。词上阙开头一二句是:“商盘孔鼎无存,禹碑本是升庵造。”(《蜩螗集》) 所谓“商盘孔鼎”,《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二卷的注释是:“商盘,殷代的青铜器,一般铸造精美,刻有铭文。孔鼎,指卫孔悝鼎,《礼·祭统》载有此鼎铭。”这里对“孔     

从周代婚姻礼俗看《关睢》

三百篇中,最为国人所熟知者,自然要数《关雎》。而它的“取冠三百”的特殊地位,又历来引起说《诗》者的普遍关注。 对于《关雎》,诸如“后妃之德”、“刺时”种种陈说,今人已断然不取。现在较普遍的说法为以下两种:1、恋歌说。持此说者,甚或将其述解成现今乡间男女自由恋爱的那副情景。这种以今论古的做法显然是不足取的。2、婚歌说。此说实承郑振锋所谓“娶亲时所唱的乐歌”(《文学大纲·诗经与楚辞》)而来。有论者因以反证上古婚礼有吹吹打打的举乐之俗。这又实在是一种误解。 上古婚礼是不举乐的。古代的婚仪体现为一种系列性的过程,是谓“六礼”: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亲迎指婿男亲至女家迎娶,即使贵为天子诸侯,亦必躬行其礼,以示亲敬。亲迎之礼的主要内容,据《礼记·昏义》、《仪礼·士昏礼》,有车迎而无举乐。按《礼记》的说法,“取妇之家,三日不举乐”,“嫁女之家,三夜不息烛”(《曾子问》),“昏礼不用乐”,“昏礼不贺”     

赤兔马小考

《三国演义》吕布、关羽所骑曰赤免马。案《三国志·魏志·吕布传》:“布有良马曰赤兔。”斐注引《曹瞒传》:“时人语曰:人中有吕布,马中有赤兔。”《后汉书·吕布传》:“布常御良马,号曰赤兔,能驰城飞堑。”俱不及于关羽。(唐)李贺《马诗》之八:“赤兔无人用,当须吕布骑。”又《吕将军》诗云:“吕将军,骑赤兔。”并用此也。外国学者或以其色“赤”而谓是马即大宛之汗血马(汗腺流异质色微红,或云毛细管渗血系病态),证据不足。日本人有猜测其系马超自西羌携入者,虽无稽;然其为西戎名马之血裔,可能却颇大。(清)王琦《李贺诗集注》引《杜子美集·画马赞·注》云《穆天子传》有飞兔。案穆王八骏无此     

司马迁生于景帝中元五年之一证

司马迁的生年问题,历来有着许多不同的说法,不过正如郑鹤声先生指出的那样,有些是“没有什么根据随便说的,只有根据张守(竹卩)或司马贞两说推算而得的,较为可靠。” 张守(竹卩)的说法见于《史记·太史公自序》“五年而当太初元年”下,《正义》曰:“按迁年四十二岁。” 司马贞之说见同书“迁为太史令”下,《索隐》引《博物志》曰:“太史令茂陵是武里大夫司马(迁),年二十八,三年六月乙卯、除六百石也。” 两说正好相差十年,如《正义》是对的,则《索隐》误三十八为二十八:如《索隐》是对的,则《正义》误三十二为四十二。都只是一个数目字之差,出现差错的可能性相等,又无其它可靠的材料以资依据。因此在共同都认为“只有两说较为可靠”的前提下,又有从张、从司马氏之争。王同维、     

王弼“崇本息末”思想新探

王弼的政治哲学集中体现在一个看起来似乎矛盾的命题中:“崇本以息末,守母以存子。”(《老子指略》)在王弼的哲学术语中,本与母同义,子与末同义。“母,本也;子,末也。”(《老子》52章注)“守母以存子”的另一种说法就是“崇本以举其末。”(《老子》38章注)那么,何以一方面要“息末”,而同时又要“举末”、“存子”呢?对此,有的学者在“息”字上作文章,认为它的意思是“养息”。但王弼对“息末”的表述很明白,是指坚决去掉有为的政治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