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巴西南非对话论坛合作成效及存在的问题

印度巴西南非对话论坛促进了三国的多领域合作和发展;印度巴西南非对话论坛促进了三国各自区域合作的深化和南南合作的发展;印度巴西南非对话论坛提高了三国的国际影响力,三国成为发展中国家的代言者。印度、巴西、南非三国在文化、宗教方面的差异,阻碍了印度巴西南非对话论坛政治合作的深化;经济上的竞争、互贸运费高以及缺乏地区合作的前景,导致印度巴西南非对话论坛经济合作扩展困难;缺乏合作机制,使得印度巴西南非对话论坛的发展前景不明朗。     

社会交往中"对话"的实现

“对话”是社会交往的产物。对话只能在个体差异被充分承认、且实现了个体相互交往的平等、并在相互倾听基础上相互理解的条件下产生。这几个方面是对话产生的必需条件,而这些必需条件的实现受诸多因素影响,因而,对话存在着,但不是必然存在。     

引导人类文明发展的有益对话--"世界文明国际论坛"纪要

世界风云呼唤着新的文明的建立。积极倡导和推动世界各种文明间的对话 ,不仅可以避免国与国之间不必要的冲突与对抗 ,营造世界范围内的祥和与平安氛围 ,而且可以促进国与国之间的友好合作 ,赢得更大的发展。世界各民族的文化 ,都是人类的宝贵财富。它们之间虽有差异和矛盾 ,但还是可以相互交流、相互沟通 ,乃至于交融互变的。应当说 ,世界文化的多样性将不断地为世界文明的发展注入新的内容与活力 ,转而促使世界文化更加丰富与灿烂。世界文明的张扬与构建 ,将有力地推动经济全球化发展规范有序 ,步入良性循环。世界文明的弘扬 ,就是为了营造一个文明而健康、发展有规则的文明世界。“世界文明国际论坛”本身就是一次各种文明的交流与对话的精彩尝试。     

“世界文学”与全球化文学界说

在谈到全球化语境中的文学问题时 ,人们很容易联想到歌德的“世界文学”观念 ,并认为“全球化”在文学领域就意味着出现“世界文学”现象。歌德的“世界文学”建立在一元论文化观念之上 ,是对全世界各民族文学发展的共同趋势和前景的期待 ,而非简单的全世界文学的集合体 ,其文化关系背景与当下的全球化有本质的不同。当下以经济领域为基点的全球化 ,反映了由于跨国公司的发展而带来的更广泛的经济实体间的相互反馈与对话。相应地 ,当下的世界范围内的文学交流和相互影响 ,也就不再是简单的不同价值观的文化对抗 ,而是不同文化的相互反馈、影响和对话     

倡导中国新诗的二次革命 推动华文诗歌的全球整合——首届“华文诗学名家国际论坛”综述

由西南师范大学中国诗学研究中心和中国新诗研究所主办的首届“华文诗学名家国际论坛”于2004年9月19至23日在西南师范大学隆重举行。来自亚洲、欧洲、美洲、澳洲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30余位华文诗学名家出席了本次论坛 ,围绕“倡导中国新诗的二次革命 ,推动中国新诗的再次复兴”和“华文诗歌在全世界的整合与繁荣问题”两大主题 ,开展了自由、活跃、科学的对话与研讨 ,并取得了广泛的共识。“新诗二次革命”的理念引起了比较广泛的反响。本届论坛学术委员会主席吕进的主题报告《三大重建 :新诗 ,二次革命与复兴》和骆寒超、陈玉兰联袂发表…     

倡导中国新诗的二次革命 推动华文诗歌的全球整合——首届“华文诗学名家国际论坛”综述

由西南师范大学中国诗学研究中心和中国新诗研究所主办的首届“华文诗学名家国际论坛”于2004年9月19至23日在西南师范大学隆重举行。来自亚洲、欧洲、美洲、澳洲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30余位华文诗学名家出席了本次论坛，围绕“倡导中国新诗的二次革命，推动中国新诗的再次复兴”和“华文诗歌在全世界的整合与繁荣问题”两大主题，开展了自由、活跃、科学的对话与研讨，并取得了广泛的共识。     

博鳌论坛开启两岸和平发展对话新局

博鳌亚洲论坛2008年年会于4月11日至13日在海南博鳌举行,本届年会最为亮眼并引起全球关注的当属“胡萧会”以及“台湾经济与两岸经贸展望”圆桌会议。博鳌亚洲论坛本着“平等、互惠、合作、共赢”宗旨的地区对话,为今后两岸经济交流合作提供了重要启示。萧万长把此次海南之行定位为“融冰之旅”希望开创新局面,使两岸的经贸合作在一个和平发展的环境下加快展开,为台湾社会和民众带来实际利益。     

“重复”：从“词”到“篇”——《故事新编》的结构特征之一

“重复”是鲁迅《故事新编》的一个重要文本现象,在小说中主要表现为两种形式：语词重复与段落重复。“重复”是“对位”的一种表现,它的运用使得这部小说集带有浓烈的“对话”意味。这种“对话”并不局限于小说内部意义的相互生发,某种程度上已成为小说文本的一种结构性事实。     

转换企业经营机制与全民所有制实现形式的改革

从本期起,我刊开辟“改革论坛”、“企业家论坛”发表企业家改革的经验和探索,欢迎厂长、经理、企业家撰写文章共同探讨深化改革问题,以促进经济上新台阶。     

杨逵小说的政治诗学（续）

三、“互文性”的文本建构策略 杨逵小说在构塑其“政治诗学”的基本形态时，还采用了“互文性”的文本建构策略。大家都知道，“互文性”一词，最早出现于法国的朱莉娅·克里斯蒂娃介绍巴赫金的文章之中，是为了陈述文本之间的相互联系；但是，在一些“互文性”特殊情况下，人们有时也使用“对话原则”。由于巴赫金本人提出过这样一种看法：     

伦理-经济概念互释中的意义对话及其价值异化

伦理—经济的概念互释与理论移植是指伦理学与经济学在概念、理论方面的相互诠释和相互移植,它是20世纪学术发展走向辩证综合的重要表征。互释与解释的过程,是“意义”对话和商谈的过程,也是价值让渡和价值互动的过程。但是,由于“意义”“理解”中难以避免的“过度解释”,以及“价值霸权”的现实语境,使互释与移植逻辑与历史地潜在价值异化的危险,“价值殖民”——“价值霸权”——“价值异化”,就是它的一般轨迹。意义对话的合理性与必要性,价值异化的危险性,使伦理—经济概念互释与理论移植处于选择的二难之中。超越二难的创造性的学术理念与学术智慧就是:价值生态。“价值生态”的要义是:以伦理—经济的价值生态的建立,而不是以伦理学或经济学某个学科的意义实现为互释与对话的价值目标;以生态法则进行伦理—经济的意义对话和价值互动。由此,互释与移植的过程,便成为由伦理—经济的生态互动而进行的新的价值创造即生态价值的创造过程。     

文学理论与批评关系的调适及新文学体制的建立

针对文学体制的失序 ,本文认为调适文学理论与批评的关系 ,是重建文学体制的关键 ,而各安其位 ,是调适关系的逻辑前提。文学理论与批评只有在对视、对话、质疑、交往中相互定位 ,相互期待、相互激发 ,在共生性与异在性的辩证统一中 ,才能促进文学活动世界的良性循环     

从批评者到“同路人”：五四前《学灯》对《新青年》态度的转变

1918年3月,张东荪于《时事新报》创办副刊《学灯》,以期“促进教育、灌输文化”,其关注点始在教育,并未注意到《新青年》及其倡导的“文学革命”等话题。后一篇剧评意外地让《时事新报》及其《学灯》成为了《新青年》的批评者,双方相互针对,常带意气。在带有敌意的交锋中,《学灯》也有意无意改变了自己的话题与立场,进入到《新青年》的论域中。与此同时,张东荪做出一系列改善与《新青年》同人关系的尝试与努力,最终在“五四”前使《学灯》与《新青年》逐渐确立“立异以求同”的对话关系,成为新文化运动中的“同路人”。《学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具有不小的影响和地位,以往学界对其研究相对薄弱,尤其忽视了它对《新青年》态度的转变。     

命运共同体的文学表述——两岸华文文学视野中的“民国文学”

“民国文学”概念的提出有利于为两岸现代文学与华文文学研究寻找到新的连接点,作为文学遗产的“民国”应该跳出政治定义的窠臼,发掘其更为深远的精神价值,共同关注1912至1949的民国文学则是理性梳理现代文学传统的需要,也是发掘“台湾文学”民族文化基因的当然,民国文学为两岸华人记录了共同的历史命运,是我们相互观照、彼此对话的精神基础。     

范式转换与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建构——第五届“马克思哲学论坛”学术综述

2005年7月24至26日,由《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吉林大学哲学基础理论研究中心和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共同主办的第五届“马克思哲学论坛”在长春召开。会议主题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研究”。来自全国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专家学者,主要是19个马克思哲学博士点的学科带头人和青年学术骨干共100余人出席了本届论坛,提交正式论文共71篇。会议就新时期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历史与逻辑、马克思的哲学观与马克思开辟的哲学道路、“中西马”对话与建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高清海与当代中国哲学等论题展开了热烈而深入的研…     

冷战后东盟海上安全理论与实践

冷战后,东南亚海上安全形势发生了深刻变化,在“综合安全观”的指导下,东盟国家对海上安全理论进行了重大调整:通过提高海空军作战能力,加强东盟内部海上安全合作,提升东盟整体海上防御能力和应对海上危机的能力;积极主导东盟地区论坛建设,巧妙实施大国平衡战略,确保东盟在亚太海上安全问题上的发言权。针对“9·11”事件后东南亚海上安全新形势,东盟进一步加强了海上反恐、反海盗等一系列海上安全合作,努力推动东盟地区论坛向实质性方向发展,积极筹建“东盟安全共同体”,在实现东盟安全一体化方向迈出了坚实步伐。     

论“士人公共空间”及“子学阐释”之特征

“百家争鸣”是先秦“士人公共空间”的产物。处于君权系统与庶民阶层之间的士人阶层具有与生俱来的“中间性”特征，特定的历史语境赋予他们言说冲动、言说能力和言说自由，共同的文化传统与现实关怀则为他们提供了对话的可能性。这些都成为“士人公共空间”形成的必要条件。正是在这样的“公共空间”中，“百家争鸣”才成为可能。支撑这一“公共空间”的“公共性”或“公共理性”表现为士人所共享的文化传统给予他们的文化常识和共同的现实问题所导致的“思以其道易天下”的思想共识。但由于他们对“道”的理解不同，甚至相互对立，所以他们之间的对话就具有否定性特征。这就意味着，从阐释的特征来看，诸子之间的相互阐释基本上是一种否定性阐释。     

消费语境与新闻话语的建构

“新闻话语”作为一种社会话语,是新闻传播者与社会、公众、事件以及这些要素共同存在的历史背景和社会环境相互沟通、对话所形成的意义建构物。新闻作为一种独特的话语形态,是当下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权力不断地相互冲突,经过积淀以后形成的人类思想的“陈述整体”。在现代社会里,中心话语是在社会发展中形成的,是具有高度的融合力,强大的传播力,并得到广泛认同的文化形式,是凝聚人心和稳定社会的精神力量。而“平民话语”所代表的大众文化既是主流文化的营养源泉,又是主流文化的异化力量。如何正确处理好“平民话语”与“中心话语”的关系．是建构当代社会话语的关键。     

“非线形阅读”与钱锤书文学批评的双重语境

当代西方互文性理论倡导的双重语境下的“非线形阅读”,对文学接受意义重大。资料表明,钱锺书不仅具有足以与西方互文性理论相互对话的思想,而且其文学批评也体现出“非线形阅读”所具有的语境的广博性与多重性;此外,钱锺书还注意到过于强调双重语境所带来的阅读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独特的见解。     

在对话中建设文学理论的中国话语--论中西文论对话的基本原则及其具体途径

对话理论是当前我国文艺学建设中的一个关键性问题。只有通过中西文论的对话 ,我们才能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学理论话语体系。进行异质文论的对话首先应该掌握“话语独立”和“平等对话”两条基本原则。中西异质文论对话主要有以下四种具体途径与形态 ,即“不同话语与共同话题”、“不同话语与相同语境”、“话语互译中的对话”和“范畴交错与杂语共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