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实践理性到交往理性——哈贝马斯的社会整合方案

哈贝马斯认为,由于实践理性脱离了文化传统和社会历史因素,致使个人和社会相分离,并和实践之间存在着过于直接的联系,因此它在解决人和人之间的社会整合问题上失去了作用,进而被思想家们所抛弃.而他所提出的交往理性的方案就是要把法律和社会规范的制定问题放在话语的交流过程中,用对话中的恰当理由来证明社会规范的正当性.这种把理性的观念放在话语过程和理解过程中的思路,克服了实践理性所存在的问题,对于我们重新理解理性的概念具有重要意义.     

乡贤主导的在地化乡村建设——以傅柏翠的古蛟地区实践为例

关于民国时期的乡村建设运动,学界目前一般以梁漱溟、晏阳初等外来知识分子主导的外源型,及张謇、卢作孚等爱国企业家主导的内生型乡村建设模式作为主要研究对象。除此之外,还有一种内生型模式是由地方乡贤通过对土地、山林等资源的整理来开展在地化乡村建设,其中傅柏翠于1931—1949年在闽西古蛟地区开展的实践即为其典型代表之一。自1931年开始,傅柏翠离开革命道路,致力于古蛟地区的地方建设。他通过均分田地、整理墟场、山林收归公有等方式,整合了当地的经济资源,用于乡村各项建设。可以说,他在土地集体所有、农民享有使用权的基础上,构建了在地化的社会经济体系,使得辖区内民众得以共享均等公共服务。该实践表明,即使在缺乏工业发展能力的地区,本地乡贤主导也能低成本动员当地资源成功开展在地化的乡村建设。这一经验可以为当代的乡村振兴战略及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历史镜鉴。     

从政治整合到经济整合——建国以来中国社会系统结构整合方式的转变

改革开放之前,中国社会系统结构的整合方式是政治整合,政治子系统决定其它子系统的运行目标、轨迹和评价标准.改革开放以后,政治整合方式逐渐消解,但出现了另一种潜在的经济整合方式.具体表现为:经济子系统压制其它子系统的建设和发展;经济子系统对资源的组织方式超越了经济子系统固有的边界.无论政治整合还是经济整合都是一种扩张性的整合方式,都不利于社会系统的良性运行.要实现社会良性运行,需要一种社会子系统自主运行基础上的自然整合方式的支持.     

从异构嵌入到整合共生:乡村文化教育综合体建设与乡村文化振兴

乡村文化振兴是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乡村教育发展对乡村文化振兴具有根本性作用。乡村文化系统和乡村教育系统虽然具有不同的结构构成,在乡村发展功能上各有侧重,但是它们都是乡村公共文化服务系统的一部分,它们在乡村振兴中具有结构上的互相嵌入性、功能上的相互整合促进性以及发展过程中的共生性。开展乡村文化教育综合体建设,可实现乡村文化和乡村教育的异构嵌入、功能整合、发展共生,进而实现乡村文化的振兴。     

论利益的社会作用及其实践价值

利益既是推动人们去探索、改造自然的根本动因 ,又是推动人们去结成社会、改造社会的原动力。它支配着人们之间的关系以及人们的感情及道德评价。它既是乐善好施的种子 ,又是欺诈及战争的根源。深入把握利益的社会作用 ,有利于制定正确的治国战略     

新时期中国共产党的社会整合方略——以利益为基础的制度整合

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是通过对社会进行有效整合来实现的。在转型时期,随着社会自主性的萌发,产生了以个体或群体利益为主要内容的利益诉求。利益的多元化、单位制的式微、西方政党制度的影响、明显的贫富差距、对渐进式改革的疑问以及政府俘获的出现使中国共产党在新时期的社会整合中面临巨大挑战。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应根据社会的变化,在意识形态、政党网络、政党制度、执政能力、政治体制与反腐倡廉等方面增强制度供给,实现以利益为基础的制度整合。     

从经典化到大众化——建国以来实践美学的传播

在接受视阈下,透视以李泽厚为代表的实践美学,在建国后数次美学论争中逐步发展为主流学派,以及作为经典文本被最终消解的过程。当中的学术传播历程,不仅是美学版图的变动,更体现出时代精神对学者个人的征召质询、媒介主导学科演进的议程设置,以及理论话语和资本权力的交往互动。     

法国乡村社会从传统到现代的历史嬗变

从上世纪下半叶至本世纪初，法国农村中农工合一的自然经济结构瓦解，乡村工业普遍衰落；传统农村的社会凝聚力丧失，农村公社解体；人口生态平衡也发生变化，大量农业人口向城市迁移。这表明原本维持传统农业社会特质的各要素都在向自我否定的方向转化，整个农业社会在这一系列解体、改造、变化的动荡之中，实现从传统到现代的历史性的嬗变。     

新江南史:从离散社会到整合社会——以洞庭东山为中心

对江南历史的研究是国内外中国区域史研究中取得累累硕果的领域,如何进一步推进和深化这一领域的探索,是近年来学术界关注的问题。众多学者已从不同角度对江南水乡的农业开发以及市镇兴起有了丰富的认识,而对这一过程的另一面,即水上人上岸成为定居人群的过程,特别是对在这一过程中人们的能动行为,以及由此造成的社会结构变化及其内在逻辑,了解得还不够多。对这一问题的探讨不仅有助于认识江南社会呈现出已知面貌的"所以然",而且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中国社会不同区域发展道路的共性。     

清代清水江文书中的外来人口及其在地化——基于社会网络分析的视角

以往对移民史之研究,较少关注契约文书中的普通移民,亦缺乏精细而微观的探究。清水江文书中的外来人口具有一定的群体特征：主要来自湖南、江西、福建等地,集中于嘉道时期,大多为亲友或同乡,有的则熟练掌握契约文书的书写格式,并非目不识丁。这些外来群体以原有的社会关系为基础,通过租佃买卖山场、担任中人或代笔、联姻、改姓等方式构建新的社会网络,最终在异地他乡形成一个互帮互助的熟人关系网。社会网络对外来人口的迁移、生计与定居都有着重要影响。外来人口的在地化或是一个不断建立和拓展社会网络,获取生存空间与社会资源的过程,由此,不同地区之契约文化能够交往交流,不同民族之人群得以交流交融。对清水江文书中外来人口的社会网络分析既是一种研究方法的尝试,也是进一步发掘契约文书研究价值、拓展移民史研究资料的具体实践。     

从整合化到转型化──略论宋明和近代时期理性观念的演变

中国哲学传统中存在与西方哲学经典概念理性相对应和意义之同的概念，这就是本土的。理性”，也存在哲学理性观的历史演变。中国理性观念的历史演变经历了分型确立、伦理化、本体化、整合化、转型化五个阶段。本文专题探讨了宋明时期理性发展的整合化和近代时期理性观念的转型新变问题、中国理性观念的本质特征表现为道德理性主义．与西方理性观念的科学理性主义本质材征相异趣。     

从利益维护到利益分享——福建省泰宁县构建农民参与利益分享制度的探索

从维护农民利益到构建农民利益分享制度,既是认识上的一个跨越,充分体现了"更好地做到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发展新理念,同时更须贯彻落实到政府工作的具体实践中.这不仅关系到增加农民收入,缩小城乡差距,更关系到城乡一体化发展和整个社会和谐持续发展.本文基于福建泰宁县促进农民增收的举措,分析了其中蕴含的广大农民参与利益分享的思路,并就系统构建农民参与利益分享制度问题提出若干政策建议.     

从乡村到城镇再到区域——谈费孝通的微型社会学研究方法及其反思

本文从费孝通与利奇两位著名人类学家的争论入手,展示了费孝通教授对微型社会学研究方法--整体性的社区研究法的运用、认知过程及反思,认为费孝通教授的学术思想与利奇学术思想的分歧所体现的是不同国度、不同时代背景下人类学家对社会文化人类学学科认知和定位的差异.本文认为费孝通教授对社会文化人类学研究方法的本土性应用、探索及其反省,对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社会学人类学学科发展具有非常积极的指导意义.     

论乡村治理方式的转向——从乡规民约到作为社会生活方式的法治

通过乡规民约的治理和作为社会生活方式的法治的治理是两种不同的乡村治理方式。作为社会生活方式的法治,是对法治内涵的全新的阐释,是对法治的一个深层的思考。这种新的乡村治理方式,符合了现代社会的发展趋势,并且更贴近人们的生活。文章从探讨乡规民约的困境入手,提出了乡村治理应从通过乡规民约的治理向作为社会生活方式的法治治理转变,并从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面提出了推进乡村治理方式转向的途径。     

城市基层社会治理整合的实践困境及其突破

我国城市社会治理的重心在基层,基础也在基层。但目前城市基层社会治理存在着“碎片化治理”现象,如何进行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的有效整合、完善与优化城市基层社会治理体系是重要议题。围绕“碎片化治理”改革各地进行了一些积极探索,包括网格化管理、合作治理以及协商民主的实践,这些探索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基层社会治理的整合,但难以克服内卷化、行政化与形式化困境。因此,城市基层社会治理可以引入整体性治理理论,通过理念重塑、制度建设、组织变革和技术突破,改善城市基层社会治理实践改革的状况,实现城市基层社会的高效能治理。     

从创造性的破坏到建设——毛泽东社会统筹发展理念解析

社会统筹发展理念是毛泽东社会主义建设理论的精华,它是基于中国从农业国向工业化乃至现代化的转变过程中,如何使经济结构合理重组和社会关系有机整合的理论思考。它秉持实现多元利益主体的共同发展和在发展中利益分享的道义立场。其时代价值在于：一是创造性破坏主要体现在“以苏为鉴”的提出;二是创造性建设主要体现为部分解决移植苏联模式中滋生出来的问题和它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中的思想传承。     

中共革命：从社会改造到社会建设——以井冈山的斗争为中心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即将改造社会作为自己的使命。在之后的革命实践中,它又将社会建设与革命动员有机地结合起来。到了井冈山斗争时期,更是借助于政权的力量进行了广泛的社会建设实践。虽然受战争环境、区域条件等影响,这次实践并没有取得充分的效果,但却开启了共产党改造社会的一幕,并为之后的革命与建设时期的社会建设提供了借鉴与启示。     

从社会转型到文化转型——当代中国社会的特征及其转化

比照社会转型,一种对文化形态转变的理解和思考应运而生.新媒体的普及使原有文化秩序中时空意义发生了转变.网络空间的文化重组,带来现实生活中的意义重构.在文化自觉观念引导下的中国意识的构建,成为当下中国文化转型的一个动力基础.文化转型首先是人对自然界态度的转变,即从对自然无所畏惧的探索和利用,转变到以对自然的敬畏之心去思考人存在于天地之间的价值和意义.因此文化转型必然要在人心或心态上去做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