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文化振兴视域下农民主体性重塑探赜

农民主体性的普遍提升是乡村振兴的基础和显著特征,但乡村文化迷失诱发的农民“精神贫困”已严重制约农民主体性的生发。要在新时代的中国乡村有效解答“人民之问”和“时代之问”,就必须坚持乡村文化振兴内生性原则,赋权乡村文化农民办,不断加强农民主体性的教育引导,以实现在乡村文化重构中重塑农民主体性。同时,通过确保农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不断得到满足、精神面貌不断得到提升、主体能力不断得到增强,从而在乡村文化价值再造中不断彰显农民主体性。     

牵引式治理:乡村振兴背景下产业发展与农民主体性

乡村振兴战略目标的实现,关键在于农民主体性的有效激活。而激活农民主体性的核心议题,是以体制机制变革达致还权赋能。为深入理解乡村振兴背景下产业发展激活农民主体性的作用机理,研究以利益牵引为视角,以还权赋能为主线,着眼产业发展与农民参与的双向互动,建构了基于“契合度—参与性”的牵引式治理分析框架。以陕西省礼泉县Y村为个案,以产业发展激活农民的主体性,关键在于构建牵引式治理的衔接机制、参与机制、共赢机制和培育机制。而理想型牵引式治理的迁移扩散,需要实现乡土逻辑、利益逻辑和制度逻辑的有效契合,实现产业的嵌入与融合,强化农民的组织和参与,落实多方的合作与共赢。     

乡村振兴视野下的传统文化与乡村治理

文化与治理是研究乡村振兴的两个重要维度。乡村文化与社会治理的现实困境,形成乡村衰败的时代镜像,使乡村振兴成为当务之急。基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实践需求,必须高度关注传统文化与乡村治理的辩证关系、耦合机制及其联动实践,建构并凸显乡村治理的文化使命,充分激发传统文化多方面的乡村治理功能。围绕传统文化与乡村治理的互嵌和相融,作出适应性实践探索和文化应激反应,才能营造适宜、良好的人文环境和秩序状态,筑牢乡村振兴根柢。     

以农民组织化重建乡村主体性:新时代乡村振兴的基础

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主流发展理念和发展模式具有浓厚的城市中心主义色彩,乡村不是作为独立的发展主体,而是作为现代化过程中需要被解决的问题,从属和依附于城市,乡村的人财物等资源向城市单向流动。 乡村的去主体性还表现在农民的去组织化,村社共同体逐渐解体,乡村社会丧失凝聚力和内生发展动力。 新时代的乡村振兴,必须以农民的组织化重建乡村的主体性,以乡村为主体吸纳整合各种资源要素,培育乡村内生发展动力,重塑城乡关系。     

乡村振兴视野下职业教育培养新型职业农民的路径研究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农村的主体是新型职业农民,在农业生产现代化转型的过程中,技术爆炸发展的当代,农业生产对从业者素质有着极高的要求,新型职业农民应运而生,其拥有现代化的技能和素养,契合我国的农业的现代化需求。在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过程中,职业院校作为主阵地在办学理念、学校规模、学科结构和精神建构方面还存在着种种不足。克服这些问题需要对症下药,在顶层设计上不断完善政策制定,办学模式上开放多元,价值取向上真正为农,以此构建以新型职业农民培养为导向的农村职业教育发展路径。     

再造与重构:基于乡村价值与农民主体性的乡村振兴

乡村振兴战略是解决新时代“三农”问题的整体性方略,乡村价值的再造与农民主体性重构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内生动力。乡村价值保障了乡村各要素的相互协调与融合,而农民则是乡村价值的主要依托。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冲击,改变了乡村各要素间的关系,弱化了乡村运行动力,引致乡村价值流失,农民“缺场”导致其在乡村振兴中多重主体性缺位。因此,应从对接现代农业、培养农民企业家、完善人才体系、重建乡村共同体、确定教化主体、完善村民参与制度等方面再造乡村生产价值、文化价值、社会价值和教化价值,进而重构农民的经济主体性、文化主体性、社会主体性和治理主体性,为乡村振兴的落地见效奠定经济基础、文化根基、组织基础和治理基础。     

唯物史观视野中的农民主体地位

三农问题的实质是农民问题,农民问题的根本又是农民的地位问题.农民主体地位的缺失,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重大缺失;农民主体地位的确立,则关乎社会和谐理念与准则的基本确立.确立农民的主体地位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     

乡村振兴战略下基层干部的主体性困境突围

扎根于乡土社会的基层干部,是最重要的基层治理主体和乡村领导力量。在此背景下,十九大提出的乡村振兴重任必然落在基层干部身上。但是在城市化的快速推进中,乡村发展面临人才紧缺。从历史、经济和政治三个维度来看,基层干部面临着双重压力和双重风险的主体性困境,破除这一困境的长远之策是解决城乡发展不平衡的矛盾。现阶段要在乡村振兴中实现困境突围,必须构建起完备的人才支持系统,不仅要提升干部自身的治理能力,而且要推动其他主体的参与并加强其建设。具体措施包括:实现由"政府本位"向"农民本位"的功能转换;通过严抓"关键少数"来优化基层政治生态;鼓励并推动农民工返乡创业;积极培育新型社会组织,大力引进社会工作人才,加强农村社会工作建设,探索适合本地特点的农村社会工作模式。     

城乡二元结构视野下的乡村振兴

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最为重要的一个经验是,农村是中国现代化的稳定器与蓄水池.在当前中国基本制度设置中,一方面农民既可以自由进城务工经商,也可以选择进城安居生活;另一方面国家为农民保留了返乡退路,以备进城失败的农民可以退回农村.正是因为进城失败有退路,农民就可以放心大胆地进城,国家也不担心因为经济周期造成进城农民失业所引发的社会政治不稳定,中国因此有了城乡之间的相互支持、相互补充和相辅相成的关系.在中国基本实现现代化的2035年之前,乡村振兴战略的重点是要为占农民绝大多数的弱势群体保底,要解决中国绝大多数农民在生产生活中存在的各种困难,回应他们的诉求.要防止当前学界、政策部门和地方政府实践中已经普遍蔓延开来的激进的乡村振兴解读,倡导积极稳健的乡村振兴战略.     

生态文明与比较视野下的乡村振兴战略

 全球气候变化是影响人类社会变迁的重要因素。从比较视野出发,把气候变化导致的农业稳态社会和游牧流动民族之间的长期互动、亚洲大陆气候地理的多样性等因素纳入思考,可以更深刻地理解中国的国家政治形态、文化延续性、乡土中国的低成本自治等的内在逻辑,从而更充分地把握生态文明战略与乡村振兴战略的历史意义。对于当下中国而言,只有通过补短板、再平衡,全面贯彻生态文明、乡村振兴等国家重大战略,加强中央政府逆周期的综合协调能力和基层政府夯实乡土基础应对软着陆的能力,才能使作为最大发展中国家的中国在全球化过程中保持平稳。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民参与环境治理的主体性问题研究——以贵州省为例

乡村振兴要实现生态宜居的战略目标,需要充分发挥农民主体性作用,积极提高农民主体性地位。本研究以贵州省为例,通过问卷调查法和深度访谈法,重点剖析贵州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过程中农民参与环境治理的主体性问题。具体来说,农民对村庄生态环境问题认知程度不太高,参与保护的意愿不够强烈,参与环境保护的行动能力还略为缺乏,其参与行动具有情绪化、任务性和从众性特点。其原因主要有政策实施中较少考虑农民的主体性作用;农民参与环境组织的能力还没有得到提升;激发农民参与环境治理的内在动力还存在一定的难度。本研究认为可以从政府部门搭建一个环境治理互动平台;正确处理好乡村发展中的人、机制和事物三者之间的关系;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前期准备、中期实施、后期评估和可持续发展等阶段充分挖掘农民主体性表征等方面采取相应对策,发挥农民参与乡村环境治理的主体性作用。     

乡村振兴实现阶段的村庄主体性

乡村建设是乡村振兴的重点任务,发挥村庄主体性是有序推进乡村建设、实现乡村振兴的机制保障。基于一个中西部亮点村的个案考察,发现激活村庄主体性需要乡村建设实现从行政本位向村庄本位的逻辑转换。行政本位下,政府以呈现政绩为目标主导乡村建设,通过制度内激励、利益让渡、利益交换等策略整合村级组织、市场和社会资源打造政绩亮点,乡村建设因村庄参与形式化和回应农民需求能力弱化陷入供需错位、村际差距扩大化困境。村庄本位的发展逻辑则从“过程-结果”双重维度确立了村庄社会在乡村建设中的主体性地位,村庄、政府和市场主体基于优势互补结成“治理共同体”,通过需求表达机制、资源供给机制、民主协商机制实现协同参与和共建共治共享,既保障了村庄主体的参与权和受益权,也提高了乡村建设对乡村振兴的回应能力。     

乡村振兴视野下的村治立法探析

当前我国的村级治理是以"乡政村治"法律模式为基础的,实施村民自治。"乡政村治"立法既符合中国历史形成的村治传统,也切合我国的治理需求。然而,随着国家改革的深入及其社会的快速转型,农村治理出现了乡政介入疲软、农村基层组织涣散、乡村整体衰败等问题。为了解决这些治理难题,国家不断通过人力资源输入、项目资源进村、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强干预等机制,努力推进农村各方面的振兴。这些探索性措施,很多已经发挥出制度引导的正功能,其可以通过立法的方式加以法律化;而有些可能与现行法律相冲突的,则需要立法加以完善和协调。而完善的路径主要有两条主线,一个是加强村治的党内法规建设,另一个就是完善村级治理的国家立法。     

乡村治理中的农民主体性思考

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中最基本的治理单元,是国家治理体系在基层的实现形式,是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基层实践发展。坚持农民主体地位和充分发挥农民主体性是提升乡村治理能力和优化乡村治理体系的题中之义。乡村治理中农民主体性的充分发挥对推动乡村发展、健全乡村治理体系和实现乡村振兴具有重要价值。目前,在乡村治理中,农民主体性受政治、经济和文化等诸多现实因素制约,导致农民参与度不高、获得感不强。为此,应通过增强农民主体意识、建设乡村利益共同体、提升乡村自治效能和推进数字赋能乡村治理等方式,激发农民主体性,为乡村振兴培养内生动力,从而助推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乡村振兴中农民主体性表达的递进式逻辑及其优化路径

作为乡村振兴的实践主体,农民的主体性表达状况直接关乎乡村振兴的成败。依据马克思主义人的主体性思想和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基于系统性分析框架的研究发现：农民主体性表达基本遵循“自主性表达→自觉性表达→能动性表达→创造性表达”的递进式逻辑,每个表达环节的表现分别在于明确主体地位、激发主体意识、施展主体能力、发挥主体价值。受治理结构短板、价值认知局限、发展条件限制、社会环境障碍的共同影响,不少农民的主体性表达仍然在不同阶段处于不同程度的“被遮蔽”状态。通过明确主体边界、思想观念引导、完善要素供给、优化行动空间,真正实现“增权于农民、感化于农民、赋能于农民、服务于农民”,能够最大程度促进农民主体性的表达,进而对乡村振兴产生主体性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