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审视《新青年》与五四白话文运动的关系

《新青年》在五四现代白话文运动的兴起、发展乃至胜利的全过程中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以往学界在论述《新青年》对现代汉语形成的贡献时,往往局限在《文学改良刍议》等少数有意提倡白话文的文章上,忽视了《新青年》所倡导的思想革命在语言变革中的作用。《新青年》走在汉语现代化变革的最前列与其高举“德先生”、“赛先生”两面大旗进行思想文化革命密不可分．而这正是五四白话文运动与晚清白话文运动的根本性区别所在。     

“五四”时期的个人主义探析

“五四”时期的个人主义探析高秀昌“五四”时期，启蒙思想家从西方请来“德先生”（民主）和“赛先生”（科学）的同时，也请来了一位叫“寅先生”（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ｉｓｍ：“个人主义”）的。自“五四”以来，我们高扬“五四”所提倡的科学与民主精神，这不仅是正...     

民主、自由思想在五四时期的彰扬

陈独秀在《敬告青年》一文明确提出新青年的标准。从此 ,民主、自由如飘扬的旗帜 ,成为新一代青年不懈追求的目标 :反对封建思想专制 ,主张思想解放、思想自由 ;反对封建人身束缚 ,主张个性解放、个性发展、人格独立 ;反对民主政治的形式主义 ,主张实现民主政治的唯一条件在于“惟民主义”。     

指归：现代文化

指归：现代文化陕西师范大学中文系副教授李继凯本世纪初的新文化运动暨新文学浪潮，从一开始便将现代文化的两个主角“民主”与“科学”（即德先生和赛先生）推上了前台或先锋的位置，而新文学作为这种新型文化的媒体及创造物，则受到了“五四”人或现代人的高度重视。正...     

学艺之花和阳光土壤

今年,大家正在迎接建国三十周年和五四运动六十周年。一提起五四运动,我们就自自然然地想起了“德先生”(民主)和“赛先生”(科学)两个口号。这些日子,民主和科学的口号大家又在不断地提了。我们正在推进四个现代     

“五四”少了“逻先生”?

在纪念“五四”85周年之际,本刊约请张建军、张斌峰两位教授就我国逻辑学的发展状况进行了笔谈。著名的逻辑学专家张建军教授提出一个重要的观点:“五四”时期我们虽然引进了“德先生”与“塞先生”,但忽视了“逻先生”,以致影响了科学、民主在本土的生长、发育。他呼吁“在‘德先生’与‘赛先生’的旗帜在我国飘扬了近一个世纪之后,我们应该真正重视‘逻先生’,在国民教育体系中加大健全的逻辑意识与逻辑思维素养的培育,使之成为营造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相适应的良性文化环境的重要内容。”“逻辑学是‘社会理性化的支柱型学科’,逻辑的…     

《新青年》的初衷

《新青年》的自我定位在文化而不在政治。它与青年探讨修身治国之道,帮助他们实现思想解放和人格独立;它致力于介绍外来新知,帮助青年从全人类的先进文明中汲取营养;它致力于传播现代政治哲学和民主共和的国家法理,帮助青年认识个人与国家的新型关系;它批判旧思想、旧道德、旧文学和旧艺术,帮助青年冲破专制制度所造就的文化传统;它所推行的是思想文化领域的革命,而不包括政治革命。《新青年》在思想文化领域发动革命的初衷,是使国民成为真正的现代公民,使国家成为真正的名副其实的民主共和国,实际上是在为已经完成的政治革命进行补课。直到五四运动发生,《新青年》的这一初衷并未改变。对当时的国家体制而言,《新青年》不是革命派,而是补天派。从这个意义上说,《新青年》所进行的文化革命,说到底是为了保卫和巩固民主共和。     

《新青年》研究的新视野

近年来,《新青年》研究大多集中在边缘研究上,出现了《新青年》研究的散射状态,因此,主流研究亟待深化等问题便会引起学界的关注。实际上《新青年》范式研究是《新青年》研究的新视野。《新青年》作为“普遍承认的科学成就”,于1915年至1926年间为同仁团体“提出典型的问题和解答”,对传统进行重新估价以创造一种新文化,这就是《新青年》范式。《新青年》范式研究并不是平面化的研究,而是对《新青年》的核心问题进行带有立体交叉的学科性质的思考。因此,单维的探讨虽可获局部的精细深入,但却无法给出整体的科学阐解。范式研究便会解决这一问题。     

人民,只有人民……

六十年过去了。当年高举“科学”、“民主”大旗参加伟大“五四”运动的人,未必料到,“赛先生”和“德先生”从中国上空降到大地会如此困难重重,会需要付出如此重大代价,正如三十年前欢庆解放时我们这一代人也没有料到社会主义道路竟是如此艰难曲折一样。这并不奇怪,人总是容易把客观世界看得比实际上简单,总是对于事物发展的复杂过程估计不足。按理说,科学面前应该是一马平川的阳关大道。人为了生存,为了在斗争中取得胜利,谁肯跟科学作对呢?“真理不可战胜”,不就等于科学不可战胜吗?然而,理论和事实总是有相当距离,这在赛先生的命运上也体现出来了。远的不说,就以     

以五四精神继承五四精神

<正> 什么是五四精神?我认为,五四精神就是批判精神。因为就在五四运动当时,胡适、陈独秀这两位运动的领导人就回答什么是五四精神。胡适说,重新估定一切价值,就是这次运动的精神。当然,在这里他借用了尼采的一句话。陈独秀说,“五四”实际上宣传了两个东西,一是德先生,一是赛先生,即民主和科学。从这两位五四运动的领导     

鲁迅与胡适关于《西游记》的通信及争论

鲁迅与胡适本是《新青年》时代的“同人”。1921年初胡适提出改变《新青年》的政治方向,否则他便要分裂的主张;鲁迅坚定地站在李大钊一边,听任他分裂,保卫《新青年》的特别色彩。此后一段时间内他们几乎没有什么交往。到1922年才又开始通信,内容大抵是关于中国小说史研究方面的。鲁迅其时正在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处讲授中国小说史,而胡适也颇致力于古典小说的考证。1921年底,胡适为新版《西游     

皮尔士与逻辑学精神

2004年5月,《社会科学论坛》特别推出张建军教授与张斌峰教授的笔谈文章《从“逻先生”看“德先生”与“赛先生”》,以纪念“五四”85周年。文中对于“逻辑的社会文化功能”给予了独特而深刻的分析,并在最后指出了多被大家遗忘但却意义重大的一个事实,那就是,我国现代著名学术大师金岳霖先生当年之所以从政治学转向逻辑学研究,正是认识到了社会政治进步强烈呼唤逻辑意识与逻辑思维素养的培育。金岳霖先生最早把现代逻辑系统地介绍到中国来,并培育了一批有较高素养的逻辑学和哲学专门人才,国内学界因此尊称他为“金逻辑”。这使笔者联想到了…     

谈谈科学和民主

有机会到成都来,四川省的同志要我跟同志们见面,谈一谈。今天,我想就科学和民主的问题,讲讲自己的一些看法。今年是五四运动六十周年纪念,讲这个题目,还得先从五四运动说起。大家知道,科学和民主是五四运动的两个重要口号。其实这两个口号并不是一九一九年“五·四”前夕才提出来的。早在一九一五年九月十五日,创办《青年》(后改为《新青年》)杂志的时候,陈独秀在创刊号第一篇文章《敬告青年》中就提出来了,不过那时候把民主叫做人权。在那篇文章里,陈独秀说:“近代欧洲之所以优越他族者,科学之兴,其功不在人权说卞,若舟车之有两轮焉”,主张“科学与人权并重”。意思是     

“摩罗诗力”精神与五四感性启蒙

自从陈独秀在《<新青年>罪案之答辩书》中明确提出“德”(Democracy)、“赛”(Science)两先生后,海内外学者几乎一致认为:“民主”与“科学”即五四精神。诚然,若按韦伯所谓近代化即“解除魔咒”的“理性化”过程理论,“民主”与“科学”的确代表了近代理性精神,但是仅仅把五四新文化运动理解为一场理性启蒙运动,就难以理解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突出成就首先体现在陈独秀、胡适、鲁迅等人提倡的“文学改良”和“文学革命”运动上,“文学革命”当然也包含了“德”、“赛”精神,然而仔细考察就会发现,其内涵远     

五四文学革命的历史经验

从1917年《新青年》发表胡适《文学改良刍议》始至二十年代中期“革命文学”发生止,是“五四文学革命”时期。五四文学革命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要一翼。五四新文化运动旨在引进西方近现代文化,反对中国传统文化,以文化改造来促进中国社会的现代化。五四新文化运动高举“科学”、“民主”两面旗帜,它实际上包含了这样一些主题:以科学主义反对道德主义;以进化论反对复古主义;以人道主义反对宗法礼教;以世界主义反对华夏中心主义。五四文学革命也包含了相应的主题:以再现论、认识说取代表现论,主情说;以发展的文学观取代停滞的、复古的文学观;以人的文学取代集体理性的文学观;以平民文学反对贵族文学、士大夫文学;以现实主义反对古典主义;以文学独立反对“文以载道”;以世界文学反对民族文化本位主义等。     

《新青年》与中国现代戏剧改良

陈独秀在《文学革命论》中说:“今欲革新政治,势不得不革新盘踞于运用此政治者精神界之文学。”[1]《新青年》同人清楚地认识到革新文学在这场政治、思想、文化革命中的重要地位。而“现代欧洲文坛第一推重者,厥唯剧本。诗与小说退居第二流。”[2]中国文学要赶上世界新潮流,戏剧改良势在必行。而且中国戏剧情形不得不使《新青年》同人忧心忡忡,傅斯年在《戏剧改良各面观》中说:“可怜中国戏剧界,自从宋朝到了现在,经七八百年的进化,还没有真正戏剧,还把那‘百衲体’的把戏,当作戏剧正宗!……中国戏剧在思想上与艺术上都没有立足现代戏剧界中…     

“民主”还是“民主主义”?——九十年来中国“民主”观念形成的理论逻辑与历史逻辑

九十年前,自德先生、赛先生进入中国以后,民主与科学一直是中国知识分子理解现代性的主要标志。但正如一些研究者所指出的那样,由此所导致的唯科学主义也深刻地制约了中国现代思想的开展;实际上,以客观、透明、形式化的科学观念形成的民主主义观念,更左右了中国政治的现代性道路。民主主义理论在现代的兴起,除了古典共和主义衰落的背景,卢梭的《社会契约论》是一个关键。然而,人们往往只注意《社会契约论》中人民主权原则,而置公民宗教原则于不顾,这在晚清以来中国民主观念的形成过程中同样如此。五四期间,这一逻辑在康有为、陈独秀之间有关宪政、民主与孔教为中心的辩论中达到高潮:民主仅仅成为与民选总统、议会等与专制对立的政治议题,而完全抑制和取消了它所包含的注重权利平衡以及公民德性养成的共和观念。     

两难处境与道德理想──对“学衡”派的认识

1915年,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的创刊,标志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正式开始。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钱玄同、刘半农、鲁迅等人先后聚集在“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这面大旗之下,以咄咄逼人之势向以孔孟儒教为代表的“旧道德”和以中国传统...     

从《湘江评论》看毛泽东早期的政治思想

《湘江评论》(以下简称“湘评”)是毛泽东早期革命活动中主编的著名周刊,一九一九年七月创刊于长沙;对湖南革命运动起过巨大的作用,在我国报刊史乃至革命史上留下了辉煌的一页。“湘评”的主要文稿几乎都由毛泽东所撰写,因此,它为我们研究毛泽东的早期政治思想提供了一条“捷径”。毛泽东早期政治思想的基本出发点——民主与科学毛泽东是在祖国风雨如磐的时代开始政治意识和从事革命活动的。其时,中国社会政治的特点是封建专制统治已经破败,民主共和又尚未建成,愚味黑暗依然笼罩神洲大地,科学曙光又在东方破晓。时代在专制与民主、迷信与科学、黑暗与光明、倒退与前进、反动与革     

从“逻先生”看“德先生”与“赛先生”——关于逻辑的社会文化功能的对话

2002年1月12日,我在《人民日报》理论版发表了《真正重视“逻先生”———简论逻辑学的三重学科性质》一文,呼吁“在‘德先生’与‘赛先生’的旗帜在我国飘扬了近一个世纪之后,我们应该真正重视‘逻先生’,在国民教育体系中加大健全的逻辑意识与逻辑思维素养的培育,使之成为营造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相适应的良性文化环境的重要内容。”由于“逻先生”这个提法比较新鲜,在学界产生了一定的反响和回应。在五四运动85周年纪念日即将来临之际,赵虹先生约我在《社会科学论坛》谈谈这个问题,并最好采用与学界同仁对话的形式。斌峰兄,在逻辑学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