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窦娥冤》叙事结构的评析

如果运用李渔关于戏曲叙事应以"一人一事"为剧情枢纽的"立主脑"理论,分析关汉卿<窦娥冤>的剧情结构,可以认定窦娥一人,拒绝"逼亲"一事,是该剧所立之"主脑",从而论证李渔"立主脑"的结构理论符合戏曲艺术的叙事规律.     

李渔美学的个性解读——杜书瀛先生《李渔美学心解》序

<李渔美学心解>贵在"心解",既是李渔美学思想的解读,也是由此延伸而导致的作者性灵的展示.全书将李渔的美学思想置于中外美学的宏大视野中进行考察,实现了李渔审美文化理论与当代美学的对接,发现和挖掘李渔美学中具有历史前瞻性的理论资源;既有随笔的可读性,又有学术的研究性,并呈现出纯净的学术氛围.     

略论笠翁和随园:以"饮食·男女"为中心

李渔和袁枚,就生活方式与经历而言,似乎同样和豪门、女性瓜葛不断,日常对养生饮食颇为讲究,于"食色"二字,渊源不浅.李渔在<闲清偶寄>中设"饮馔"一部,袁枚则为后人留下一份<随园食单>.从"饮食"和"男女"两个角度入手,以<闲情偶寄>和<随园食单>为主要探索对象,观照两位历史上齐名的风流才子同一题材的文章风格及其形成原因.然而世易时移,独行于晚明的李渔和活动于盛清的袁枚,无论为人还是为文,毕竟异大于同.     

《国朝闺秀诗柳絮集》的地位和特色

清人黄秩模编刻的<国朝闺秀诗柳絮集>比汪启淑所辑<撷芳集>晚出80年,多收诗人96家、诗2314首,实为现存规模最大的清代女性诗歌总集.但是由于<撷芳集>的序者沈初将所收诗人虚报100余家,<国朝闺秀诗柳絮集>为清代最大女性诗歌总集的地位长期得不到公认.这部总集不仅规模宏大,而且在汲取<撷芳集>和<正始集>编纂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形成了三个方面的特色:人诗并重、存没兼收的选录标准;消解流品、以韵系人的编纂体例;南方为主、群体为先的主体框架.这些特色既是其"最大"的成因,也反过来丰富了"最大"的内涵.     

《笠翁十种曲》版本、校注及其评价——从《怜香伴》新版校注谈起

<笠翁传奇十种>是李渔流传至今的传奇作品合集,以往史家和李渔研究者对其评价不一,有一部分人(包括我自己在内)评价较低,有的过低,有失公正.现在已经有了新的认识和新的评价.<怜香伴>是<笠翁传奇十种>之首篇,也可能是他的第一部传奇.此剧写了一个十分特殊的题材--女同性恋.这大概是中国古典戏曲中惟一写女同性恋的一部,因此格外值得关注.我在许多专家和朋友的帮助下,依据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藏康熙刻<笠翁十种曲>本并参照国家图书馆藏本,对<怜香伴>进行了校注.此<怜香伴>校注本大概是大陆对它进行的首次校注.     

鸟瞰李渔——《李渔美学心解》序篇

李渔的<闲情偶寄>是一部内容厚实、力戒陈言、寓"庄论"于"闲情"的书,是我国第一部富有民族特点的古典戏剧美学剧作,在中国古典戏剧美学史上具有突出地位.李渔在中国美学史尤其是戏剧美学史取得的成就,得益于他世界观上一些积极的、进步因素的影响,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     

"礼"与"理"的叛逆——兼论崔莺莺与杜丽娘的抗争形象

<西厢记>中的崔莺莺与<牡丹亭>中的杜丽娘都是冲破封建束缚,追求自由爱情的抗争形象.但二者的反抗对象有所不同:崔莺莺的反叛行为是对封建礼教的抗争,而杜丽娘更多的是对扭曲的"存天理,灭人欲"的理学之叛逆.这种差异昭显出杜丽娘形象所体现出的人性解放与觉醒之时代精神.     

《老子》与《易传》损益思想的异同及意义

损益思想最早来源于中国古代思想文化中的"上帝观念"、"天命思想",包括损人益天与损天益人两个重要阶段.从损益思想角度考察,<易传>与<老子>有相似的一面,都重视"反"的功能和作用,注意到事物相反相成的关系.但<易传>思想明显有进一步的成熟与发展.<易传>在解<损>、<益>两卦时,<彖辞>侧重上下,<象辞>侧重己人、过善,从而将<老子>、<论语>等所探讨的天人之间的损益观念,吸收融会并进一步具体化起来,更加突出修养论.随着后世学术史的演进,<易传>与<老子>的相互结合与分辨形成了新的思想和观点.     

《秦子簋盖铭文》及其相关问题考释

在辨析前贤观点的基础上,联系<秦武公钟铭文>与<史记>的相关记载,推断<秦子簋盖铭文>中的秦子应该是出子.铭文中的"姬"姓女子与<秦武公钟铭文>中的"王姬"系同一人,她是宪公的正夫人、出子的生母.出子被称做子,既不属于子爵称子,也不属于"公侯在丧日子",而是秦国特定政治环境下的产物.由这件簋盖铭文可以推断其他几件秦子器亦为出子时作.     

《十二楼》结构体制中的变化因素

李渔的拟话本小说集<十二楼>,在全书整体结构体制和单篇结构体制上都出现了很多新变化,这种变化与李渔标新立异的个性、过人的创造力、特殊的小说观以及话本小说文人化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试论李煜词的现代研究

从王国维开始,李煜词的研究就进入了一个新的领域。以"境界"说为理论核心,王国维对李煜词的研究达到了更新的理论高度和更高的审美层次。20世纪初叶至新中国建国前,是现代李煜词研究的奠基时期,尤其是对于李煜生平事迹的考证、词集的整理笺校、作品的分析探讨以及成就地位的评价,都有着一些开拓性的成果。1956年,关于李煜词的大讨论,虽然带着那个时代的痕迹,但也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李煜词的研究。20世纪80年代以来,李煜词的研究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研究方法更为多样,研究视角更为开阔,李煜词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断裂与和谐——李煜的词与人生

李煜一生,既有贵为人主尽享荣华之独尊,也有国亡被俘,身为阶下囚之屈辱,作为历史上为数不多的文人君主,其遭遇令人深思,其旷世才华才华更令世人千载之下仍追慕不已。学界不乏对李煜的研究,但多止于泛谈和简单的文本分析,缺乏对其真正的理解。李煜的性格悲剧和命运悲剧集中表现于他与世界基本联系的许多方面都是断裂的,但在李煜的内心始终有一片诗与哲的净土,在艺术审美天地中他实现与世界的对话抗争乃至构建新的和谐。     

明末流亡日本二遗民朱舜水、戴笠生平考二则

明清之际流亡日本的反清志士朱舜水、戴笠,是学术界研究甚多的两个人物,但其生平事迹仍有疑点。在古文献中朱舜水除号、斋号各有一种记载外,名有三种记载,字有四种记载,令人眼花缭乱,实则名之瑜,字鲁璵,号舜水,斋号溶霜。将其名记为"之璵"、"之璵"者,及将其字记为"鲁屿"、"楚獊"、"楚璵"者,皆属讹误。戴笠赴日时间,在清代的中国文献中,多记于崇祯年间,而日本人东条耕《先哲丛谈续编》将之记为顺治十年(1653)。其后者是可信的。崇祯年间之说,当出于忠于清朝人士的有意假造。     

李渔与高乃伊的戏剧功用论比较

李渔和高乃伊是17世纪中西戏剧界的艺术巨匠,在剧本创作和理论建设方面都有突出的贡献。二人戏剧功用论的内涵都很丰富,然而就此作比较研究是迄今学界注意不多的内容。李渔和高乃伊对娱乐的理解虽不尽一致,但都持娱乐和教化归一的观点,认为戏剧要通过娱乐而发挥教育、风化作用,使观众在娱乐中受到教益。就如何实现寓教于乐的问题,李渔和高乃伊的观点也呈趋同之势。李渔和高乃伊的戏剧功用论是各自社会文化和艺术传统的产物,都带有自己民族、时代的鲜明烙印,但仍体现出共同的文心。     

论台参之争与牛李党争

韩愈与李绅的台参之争,是李逢吉为了倾轧李绅而精心策划和设计的一场政治阴谋。过去,存在着崇韩抑李的现象,人们倾向于回护韩愈,而把事件的责任引向李绅,因而无法认识到事件背后所隐藏着的党争实质,也影响到对事件的客观公正评价。事实则是李逢吉为了结党营私,打击李党,实现自己的大权独揽,利用韩愈与李绅两人性格的弱点及因长庆元年科试案而产生的心理芥蒂,制造了这场纷争,不但将李绅排挤出权力中枢之外,还顺带压制了有入相之望的韩愈。     

李渔家班系年

李渔家班在清初享有盛名，它对李渔戏曲创作、戏曲理论产生重大影响。然而在目前研究中，其成员组成、存在时间、戏曲活动等基本情况仍模糊不清。本文对李渔留存的诗、文、词、小说、戏曲及李渔友人诗文集的相关资料进行收集整理，以年表形式对李渔家班作若干的考述。     

开掘出一个新李渔——读《李渔传》

学者徐保卫的《李渔传》分别从职业、政治以及意识三个层面上开掘出一个新李渔。     

中唐李观研究综述

中唐古文家李观以古文知名当世,韩愈与其交好,为其作墓志,称其"才高乎当世,而行出乎古人".他在古文运动之前英年早逝,留给世人诸多遗憾.其生平事迹在历代文献中记载甚少,专门研究李观的文章更是屈指可数.整理回顾前贤学者对李观的研究成果,可以明确今后的研究方向,以便对李观进行恰当的文学评价和适当的历史定位.     

明清之际学术转变对李渔的影响

明清之际学术转变对李渔产生了重要影响,表现为李渔具有不定于一尊的怀疑精神、疏狂和倨傲的性格以及鲜明的创作个性。王阳明的心学和明清之际的实学两方面的影响交织在一起,使李渔的文学理论与创作具有心学为体、实学为用的性质。李渔热心治史,说明他受实学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对他建立经世致用的文学观念也大有裨益。     

浮华背后的哀叹——李煜其人其词之扞格与融通

文章联系李煜的经历,把其作品分为三个时期,并作概括式的论述,以经历为主线,以作品为印证挖掘李煜的内心矛盾,揭示其内在的人格心理变化。李煜华美的词章与其亡国之君的身份在读者的接受心理上产生了冲突,李煜作品是其人生的经历和感悟,所以读者阅读其作品时应联系其人生经历,以平静之心去读那些凄美词篇所流露出的浮华背后的哀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