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创建中国解释学问题

本文接续对“能否创建中国的解释学”问题的讨论 ,认为即使这一问题目前尚不能得出确切的回答 ,但对中国解释经典的历史进行一番梳理起码可以丰富西方解释学的内容。作者分析了中国历史上主要有三种不同的解释经典的方式 ,即以《左传》对《春秋经》的解释为代表的叙述事件型的解释 ,以《易传·系辞》对《易经》的解释为代表的整体性哲学的解释 ,以《韩非子》的《解老》《喻老》对《老子》的解释为代表的社会政治运作型的解释 ;此外 ,还可找到其他的解释方式 ,如《墨经》中的《经说》对《经》之字义或辞义的解释等等。由此可以看出 ,“解释问题”对中国文化、哲学、宗教、文学等等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哲学与诗学的冲突和融合——董仲舒诗学观探微

诗三百在董仲舒阐述春秋大义的过程中主要发挥“达意”、“正言”的作用。基于此,董仲舒提出“以诗为天下法”的诗学观点,但在“知天”的问题上拒斥了诗和诗人,主张“知天,诗人之所难也”。同时,《诗》、《春秋》在董仲舒阐释哲学的过程中面临着共同的困境,由此提出“诗无达诂”、“春秋无达辞”等理论命题。在现实政治的情境中,“知天”的问题非但是诗人所难,董仲舒本人也是难以把握的。     

关于“解释”的解释──读《解释学与人文科学》

保罗·利科尔是当今法国最有影响的解释学家，他力图在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三个方面追求解释学的统一，并将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和成果引入解释学领域。其著作《解释学与人文科学》（河北人民出版社1987年12月版，陶远华等译）较详尽地反映了他的思想。不仅如此，该书还清晰地展示了解释学发展的脉络，是当代世界最有影响的学术著作之一。按照利科尔的看法，解释学首先是一种研究理解和解释“本文”的哲学，是“关于与本文相联系的理解过程的理论”。可见，解释学关注的首要问题是意义问题，在这一点上，解释学家与形式主义、结构主义者们…     

董仲舒哲学与西汉政治

董仲舒（公元前198年～公元前106年）①，广川（今属河北省景县）人②。西汉著名的政治思想家和政治哲学家。司马迁认为从高租到汉武帝五世，最精通《春秋》的是董仲舒。班固《汉书》称董仲舒“为儒者宗”（《五行态》），“为群儒首”（《董仲舒传》），是汉代最著名的经学大师。董仲舒思想对后代影响也很大，南宋理学大师朱幕称他为“醇儒”．并将他的名言“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写入《白鹿洞书院学规》，作为德育的重要内容。直至清末，康有为著《春秋董氏学》，认为董仲舒思想“轶荀超孟”，超过孟子和荀子。历代思想家对董…     

董仲舒“春秋决狱”的儒法交涉

迄今，学界对董仲舒学说及其思想已有较多研究，对“春秋决狱”也有较高关注。但对董仲舒与法家的关系、董仲舒思想中的法家渊源以及所呈现的法家思想痕迹的探析，并没有太多涉及。“春秋决狱”是儒家经典学说指导司法实践的一项重要原则，现存于《通典》《白帖》和《御览》中的六个案例是研究董仲舒“春秋决狱”问题的重要文献资料。董仲舒以“原心定罪”“亲亲相隐”“诛首恶”“罪同异论”等《春秋》经义来审判司法案件，实际上是对儒家意旨与法家刑律的有机结合。所以，本文旨在从“春秋决狱”案例的具体分析出发，对董仲舒在其中的儒法交涉进行一定的阐发。     

生活认识论:认识论之现代形象

认识论一直是哲学的重要内容。在近代 ,它甚至成为整个哲学环绕的中心。虽然现代哲学摒弃了传统认识论的基本问题 ,但它并未舍弃认识论本身 :卡西尔试图建构一种扩大的认识论 ,分析哲学只是把追求主客体统一的认识论转向对语言命题的意义和逻辑的分析 ,欧陆哲学也不过是用“人文认识论”———解释学———取代了科学认识论。那么 ,现代认识论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认识论 ?它与近代认识论有何区别呢 ?我们认为 ,如果说近代认识论是一种科学主义的认识论 ,现代认识论则是一种生活认识论     

厦门现代认识论研讨会(1988)评介

由中国认识论研究会、武汉大学现代认识论研究中心,厦门大学哲学系、《哲学研究》编辑部、中央党校哲学教研室、福建师大马列室、政教系、福建省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福建省委党校等单位共同发起的“现代认识论研讨会”(1988)于十二月在厦门召开。会义研讨了“当代认识论的前沿和发展态势”,“哲学认识论与现代科学”,“思维微观机理和社会文化心理机制的认识论分析”等议题。     

先秦儒家思想发展的重要转折——徐复观对董仲舒“天的哲学”的解释

现代新儒家徐复观认为,董仲舒的经学解释与"天的哲学",塑造了汉代思想的特性,影响到先秦儒家思想在发展中重要的转折,在思想上的意义特为重大.徐复观从解释学的角度研究董仲舒之公羊学的建立,揭示其经学解释表现出较强的主观性.董仲舒把阴阳五行的天道与社会政治人生之道贯通起来,构成了天的哲学;天的哲学具有重要的道德意义.徐复观的解释有两个特点:一是重视阐释董仲舒所处的时代政治背景、个性人格对他思想形成的影响;二是同情理解董仲舒其人及思想,一方面能深及他思想建立的动机和目的,另一方面能抉发专制政治对他思想的歪曲利用与后世小儒对他思想的片面发展.     

《汤一介学记》简介

首部国学大师汤一介先生纪念文集《汤一介学记》,近由新华出版社推出。汤一介先生是现代学术代表人物汤用彤先生的哲嗣,幼承家学,秉“事不避难,义不逃责”之家训,孜孜于国学研究与阐发。改革开放以来,他提出并解答了中国哲学范畴、内在超越性、中国解释学等一系列重要问题;创办了中国文化书院,推动了八十年代的“文化热”;晚年主持浩大的《儒藏》编纂工程,为     

再论哲学并不仅仅是认识论——答刘怀惠先生

再论哲学并不仅仅是认识论——答刘怀惠先生朱宝信哲学究竟是什么？笔者在《哲学并不仅仅是认识论》（载《晋阳学刊》１９９４年第３期，以下简称“拙文”）一文中回答说，对此问题，“不可一次定论，而应针对不同历史时期的哲学作出具体的界说”，并针对流行多年的“哲学...     

"原意"、"先见"及其解释的"客观性"--在"方法论解释学"与"哲学解释学"之间

自从哲学解释学或本体论解释学诞生之后,它就与传统解释学特别是方法论解释学构成了一种尖锐的冲突.冲突的焦点在于如何看待意义、对象、先见和解释的客观性.本文集中考察和疏理了哲学解释学和方法论解释学的各自立场和争论,并以此为基础试图作出积极的反思,以缓解二者之间的紧张.     

试论董仲舒“不与民争利”的伦理经济思想

一 源于《春秋》大一统的社会理想 董仲舒的学说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必从“天意”和《春秋》那里找依据。作为汉代儒家公羊学派董仲舒一生以治《春秋》为主业。他说“春秋,大义之所本也”(《正贯》。以下所引《春秋繁露》只注篇名),认为“不学春秋”,则无以见前后旁侧之危,则不知国之大柄”(《俞序》)。 从理论上讲,董仲舒的社会理想正是通过阐述《春秋》“大义”而得出来的,这个社会理     

运用解释学方法学习邓小平理论

解释学是关于解释“文本”意义的理论或哲学 ,本文旨在把解释学方法运用到邓小平理论的学习中 ,并从解释学的角度就如何完整准确地把握邓小平理论 ,如何创造性地学习邓小平理论等问题进行了初步探讨 ,认为解释学这一视角能为深入学习邓小平理论有所裨益     

再论“积淀说”与“突破说”——兼答朱立元、陈引驰先生

拙作《试论“积淀说”与“突破说”》在《学术月刊》1993年第5期上发表以后,曾引起一些学界同仁的兴趣,该刊曾就此问题在上海举办了一个专题讨论会。会上,有20余位学者就拙文以及由此而涉及到的美学、哲学,乃至文化问题发表了各自的看法,其中朱立元、陈引驰、夏中义、邱明正四位专家的意见已作为论文在《学术月刊》上陆续发表。此外,并未出席这一会议的曹俊峰、徐梦秋、晓声三位先生也撰文参与了此次争鸣。从已经发表的文章来看,有些学者基本上赞同笔者的意见,并力求在拙文的基础上将问题引向深入,如邱明正、徐梦秋;有些学者对李泽厚的“积淀说”和刘晓波的“突破说”也提出     

关于僧肇注《道德经》问题──四论创建中国解释学问题

中国有很长的注释经典的历史。研究中国经典注释的历史,对深入了解中国文化的方方面面有着重要的意义。我们都知道,中国经典注释问题和中国的“训诂学”、“音韵学”、“文字学”、“版本学”、“目录学”等等是分不开的。本篇拟通过一个具体问题,来看创建中国解释学（与西方解释经典的理论与方法有相当大不同的中国解释学）的种种困难。１９９８年１２月,在广东道教圣地罗浮山的黄龙观召开了“第二届道家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会上,德国学者瓦格纳（ＲｕｄｏｌｆＧ·Ｗａｇｅｒ）教授提出僧肇有《道德经注》的问题。由于我曾注意过僧…     

评周桂钿《董学探微》

康有为著《春秋董氏学》,晚清经学家皮锡瑞称“董子之学”,1935年《协大学术》刊登李兆明《董学研究》一文,遂生“董学”一词,与孔学、孟学、荀学、朱学、陆学、王学并列,各领风骚千百年。北京师范大学哲学系周桂钿教授,由张岱年、钟肇鹏等先生指导撰成《董学探微》一书,主要内容乃十二论——宇宙、人性、仁义、义利、贤庶、德才、贵志、名讳、辞指、常变、中和、大一统,造诣深度与广度超越徐复观《两汉思想史》及金春峰《汉代思想史》专章、李威熊《董仲舒与两汉学术》、赖庆鸿《董仲舒政治思想之研究》、周辅成《论董仲舒思想》等,堪称董学里程碑。     

胡适的实用主义解释学

本文所使用的“解释学”一词,是在西方哲学的意义上使用的。早在古希腊,“解释学”一词就已有对神谕、文献（包括在神学与修辞学、诗学等方面）进行考证与诠释的意义。在文艺复兴时期,解释学进一步从对文本文字的诠释发展为对《圣经》内容的解释与阐发,直到近现代发展为关于主体的解释活动与文本、传统及意义的关系的哲学理论。相比而言,中国古代关于文献的考据与诠释的活动应当说是更为兴盛的。仅就中国古代的哲学文献而言,其基本形式是对经典进行诠释。因此,中国哲学似乎更应当有自己的     

“哲学就是认识论”不对吗？──与朱宝信同志商榷

“哲学就是认识论”不对吗？──与朱宝信同志商榷刘怀惠朱宝信同志的文章《哲学并不仅仅是认识论》（《晋阳学刊》１９９４年第３期）中，对认识论提出了狭义认识论与广义认识论的区分，认为毛泽东“哲学就是认识论”的提法，既不符合狭义认识论，又不符合广义认识论，在...     

《周易》“统率群经说”的历史考察

《周易》为儒家“六经”之一,自古被尊为“群经之首”“大道之源”.“六经”由以《诗》为首到以《易》为首,反映了自春秋末年到秦汉间儒家学术的重要转变,意义十分重大.孔子整理和传授六经,于中最崇《周易》.至汉代确立了《周易》六经之首和“统率六经”的地位;儒家经典扩充而至十三经,《周易》乃由“六经之首”进为“群经之首”.汉代以后的整个经学时代,《周易》一直稳居学术核心的地位,历代易学家对《周易》统率群经的说法多有诠释.当代易学界以金景芳先生为旗帜的义理派认为,《周易》创造了体现宇宙本体论和宇宙万物本质的经典哲学,《周易》与群经讲的都是“天人之学”,“性与天道”是其共同的主题,其他经典所述之理完全汇通于易理.确认《周易》统率群经的地位,对于正确认识中国哲学与中华文化特质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董仲舒儒学:儒士群体自我意识的调整

翦伯赞先生指出,先秦儒家“一般地说,并不是为了升官发财,而是为了追求他们自己所信奉的真理。董仲舒以后的儒学家说则不然,他们把儒家哲学当作政治的敲门砖”。(《秦汉历史上的若干问题》,《历史学》1979年第1期)随着对古代中国儒士群体研究的深入,人们越来越深入地认识到孔孟原始儒学的理想主义和以道自任精神,但对董仲舒儒学则仍然基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