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汗简注释》跋

秦统一六国,对儒家典籍严加禁锢。汉初始“除挟书之律”,并“广开献书之路”,从此用六国文字书写的典籍相继发现。这类材料的字体与当时通行的隶书大相径庭,故称“古文”。古文一般书写在竹简和缣帛之上,不易保存。在科学不发达的古代,文物出土之日即澌灭之时。因此,汉以后罕为流传的古文已是屡经传钞的第二手资料。由于种种天灾人祸,古文多已亡佚,于是后代兴起一股辑佚传钞古文之风。北宋郭忠恕《汗简》就是这类辑佚的集大成者。《汗简》问世千年,殊少知音。其字形上与殷周文字龃龉难合,下与《说文》小篆每多相悖,长期以来被视为“大抵不能用”的“务为怪僻”之物。本世纪60年代以后,几批重要的战国文字资料陆续出土。其中,许多字     

编纂、融合与创作——宋代传抄古文书法发展之时代因素探赜

传抄古文是指汉代以后经过人们辗转传抄而保留的以六国文字为主体的先秦文字资料。传抄古文在宋代得以发展并有书法作品存世,与当时特定的社会思想文化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具体表现为：在宋代疑古思潮影响下,以正经释文为主要功用的《汗简》《古文四声韵》等古文字书编纂而成,为传抄古文书法提供了创作条件;为改唐以来藩镇割据,礼制破坏的局面,宋人修礼书、制礼器,加之出土古器物日益丰富,金石学者开始对古器铭文进行考释著录,金石之学与古文之学逐渐融合,为传抄古文书法提供了借鉴依据;魏晋以来,古文逐渐与道教相结合,并继承汉代谶纬之学的传统,彰显出浓厚的神秘主义色彩,加之古文字书的整理与金石学古文字考释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传抄古文书法作品不断涌现。传抄古文虽然在宋代有所发展,但受文字自身特点、书法艺术性的制约和宋代“尚意”书风的影响,终究难以成为书坛主流,对书法史的影响有限。     

汉碑、汉简牍帛书隶体古文研究

整理汉碑和部分汉简牍帛书文字中与《说文》古文、六国古文字和《汉简》、《古文四声韵》中的古文字同构的字形。并根据这些材料分析了秦代"书同文"政策以及此后汉代官方文字规范政策的效果,同时从地域因素和文字书写主体角度探讨了这些隶体古文在汉代使用与否的原因。     

论日本传《古文孝经》决非"隋唐之际"由我国传入

清乾隆年间从日本传入我国的《古文孝经孔传》，其间有大量“古文”奇字，曾被近时学人用来论证日传《古文孝经》“系自我国隋、唐时期传入日本”的证据。本文通过考察北宋字形类工具书《汗简》、《古文四声韵》保存唐宋时期所传“古孝经”字形情况，证明日传“古文”与唐宋“古文”在文字上缺少同一性，不是同一传承系统，看不出系“由我国隋唐之际传入”的痕迹。     

经与经学

在战国时期之后,“经”字是一个泛称,用来指称先秦诸子最重要的典籍。“经学”之名,始于汉代,特指关于儒家经典的学问。《诗》《书》《礼》《易》《春秋》五部典籍是“中华元典”,自汉以后,这五种典籍书名皆缀“经”字。由此五部经典逐渐衍生扩大,而有七经、九经、十二经,至宋代定为“十三经”。这些经典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干”,承载着中华民族的价值理想。经学因此在中国文化中具有主导性的重要地位。     

读《经义述闻·尚书》札记三则

《经义述闻》乃经学之权威,亦是王念孙、王引之父子之代表著作.二人每立一说,必言之有据,去取之间,尽见卓识.但书中亦有未尽完善之处,其中,“以孝烝烝”可读为“克谐以孝,烝烝父不格奸”,“烝烝”于先秦典籍习见,其义为“盛”、“美”,而非“孝”；《汗简》、《古文四声韵》之“誓”或沿自金文,而非籀文“折”字；“乃命于帝庭,敷佑四方”一句,王引之训“敷”为“徧”,实则“敷佑”音义皆同“抚有”,是“匍有”、“抚有”的同音假借.     

水族古文字“反书”的成因

水族用自己的语言认读水族文字。而人们称水族文字为“反书”,这是因为将水族文字与汉文字相比较而言的。没有“正”,何谓其“反”呢？在水族文字中,确实有些文字在书写的结构形式上,是汉字的反写、倒写或反倒共用。但是,这类文字在整个水族文字中的比例并不大。其主要分布在天干地支和少数常用的文字中,只不过它们使用的频率较高而已。而“反书”称谓的产生并得以认同,却值得我们透过这一文字现象的表层深究其成因,以期认识水族文子的某些精神内核。在水族民间传说中,相传水家的文字是陆铎公等六位老人在仙人那里学来的,他们经过…     

释《上博六·用曰》20号简的“裕”和“褊”——兼说“扁”声字的上古音归部问题

《上博六·用曰》20号简的“绤”是“裕”的异体字,和典籍中训为粗葛的“绤”并非同一个字.原整理者阙释的“(袭)”是“褊”的异体字.“裕”和“褊”在简文中相对为言,表示君主的宽容和褊急.从出土古文字资料来看,后世从“扁”得声的“褊”“偏”等字的上古音应该归入元部.     

《汉唐方志辑佚》序

《汉唐方志辑佚》序傅振伦我国古籍历遭两次“五厄”，难以尽传，故学子向以佚书逸文为重。朱彝尊撰《经义存亡考》，首标四柱，注明存、亡、缺及未见。章学诚集《史籍考》，一则曰古逸宜存，再则曰逸篇宜采。清代文人避文字之衬，朴学大兴，因弘扬辑佚之学。按辑佚考滥觞...     

《原本玉篇残卷》中的籀文初探

《原本玉篇残卷》共著录27个籀文。用传抄古文资料及出土的古文字资料对籀文进行疏证,找出了籀文的来源,发现了一处错简。此书籀文资料有珍贵价值。     

桐城文派一缕从封闭走向开放的新曙光——曾国藩《经史百家杂钞题语》析论

《经史百家杂钞题语》是曾国藩改造桐城、中兴桐城之始。它师法《古文辞类纂》,具有异曲同工之妙。古文选录的时空跨度与文体构架方面,曾国藩都表现了自己独到的见解,扩宽了桐城堂庑。收录辞赋,超越方苞《古文约选》桎梏;垂爱骈文,突破姚鼐《古文辞类纂》樊篱;别树一帜,添增“叙记”与“典志”,使史传文与经世文纳入选编范畴。《经史百家杂钞》博采众长,兼收并蓄,突破一宗唐宋的桐城派文统,使桐城古文从狭小胡同迈向康庄大道。     

王仁俊的辑佚学成就

王仁俊是清代著名的辑佚学家、史学家和金石学家。他的辑佚著作主要有《玉函山房辑佚书续编》、《玉函山房辑佚书补编》、《经籍佚文》等。王仁俊辑佚方法和特点主要有:辑佚的材料来源范围广博,广涉经史传注;辑佚文各条之末,皆注明出处;辑出多条佚文时,在各条佚文下,常用“又”字;常常在篇末加“俊按”或“按”等按语,以考证或补充一些有关本文的问题。     

西周三公辨析

西周三公究竟指哪三种职官?从西汉末年开始,即有两种不同看法,代表者就是经古文学派和今文学派。本文认为,今文学派以六卿之中的三有司即司徒、司马、司空为三公,是以汉制说周制,不足为取;古文学派以太师、太傅、太保为三公,根据是较为可靠的。古文学派称引“古《周礼》说”。“古《周礼》说”同于伪古文《尚书·周官》,伪《尚书·周官》所记“立太师、太傅、太保,兹惟三公”十一字,则是真《尚书·周官》篇之逸文。     

《周礼》审美崇尚初探

《周礼》又名《周官》或《周官经》,主记周代官是发掘最晚的一部古文经书。该书来历众说纷歧,初传为“周公旧典”;但自东汉至近代,许多学者怀疑《周官》为周公所制,有人说是六国时人作,有人说是汉哀帝时刘歆伪造(康有为《新学伪经考》)。众学人惑于《周礼》来历,对该书的学术研究裹足不前;对其美学思想的研究,更是不为重视,所见一鳞半爪之议,多零散无章。 笔者认为,以《诗经》、《左传》、《论语》、《今文尚书》等先秦典籍相印证,《周礼》虽寓“托古改制”之     

清华简《厚父》新探——兼谈用字和书写之于古书成篇与流传的重要性

本文在疏补清华简《厚父》的基础上,进一步考察《厚父》简文中的用词及书写风格。清华简《厚父》记述的应当是西周早中期的思想内容,但它带有浓厚的西周中晚期以来的用词与书写风格,说明《厚父》的内容是渊源有自的,其文本写定时代至迟可以上溯到西周中晚期。这些用词与书写的留存,反映出清华简《厚父》可能是一个不完全的转抄本,而不是一个完全依据战国文字写成的新写本。《孟子·梁惠王下》所引《书》当是直接所引,它与清华简《厚父》之间应当都是各自独立的版本。此外,出土文献的用词与书写也为我们衡量清华简以及其他出土材料,甚至是典籍文献的时代与成书问题提供重要标准。     

论战国古文“仁”字

“仁”是中国思想史和儒家思想中的一个核心概念.但关于“仁”字的起源及其古文异体的形义,还存在不同说法,尚有进一步探索的余地.本文主要通过先秦出土文献探讨“仁”字形义的相关问题.本文认为,“仁”字是战国时期的秦国文字.《说文》“仁”字古文“(尸二)”源自三晋文字,与战国楚简读为“尸”或“夷”的“(尸二)”是同形字的关系.《说文》“仁”的另一古文“忎”,与楚简从“心”的“(身心)”“(人心)”都同属战国楚系文字,表示心性之“仁”,其构形反映了战国儒家思孟学派的心性之学对楚国学术思想的深刻影响;战国古文中的“忏”字应是“仁”字古文“忎”的异体,而非前人所释读的“信”字;古玺中未识的“(身)”字,有可能是“仁”字的另一古文,是表示动作行为的“仁”.     

《穆天子传》“七萃之士”考

流传至今的《穆天子传》,出土于西晋初年,其中有大量阙字、难识字以及不为人所理解的字词。本文对《穆天子传》中“七萃之士”进行了考证,从文字学、文献出土时具体情况以及文本的具体语言环境等方面进行分析,从而得出结论：“七萃之士”应为“甲萃之士”,“七”、“甲”之误,是《穆传》最初整理者荀勖等人隶定不准确造成的,“甲萃之士”应为典籍中经常提及的“戎右”、“车右”,即战车上全副武装的猛士。     

文明的见证--论中国古代典籍中文字书写排列形式产生原因

通过对表音文字和表意文字在单字构形方面不同之处的对比，配合史书中有关中国古代特定时期书写条件的记载和能够反映这一特定时期书写条件的地下出土实物的分析，论证了中国古代典籍中文字书写排列形式产生的原因，并据此否定了西方某些学者所言“‘自右向左，自上向下’的典籍文字书写排列形式是中国人所天生具有劣根性的最初表现”这一错误说法。     

论清儒辑佚

在我国，辑佚之事起于唐宋，延于元明，“至清而大盛”，“嘉道以后，通儒辈出，莫不资其津逮，牵作指南，功既知矣，用亦弘矣．”（《四库全书提要辩证·序录》）在清季，辑佚者之多，辑法之科学，成果之显著，经验之丰富，皆为其以前各代所不及．认真总结清儒辑说对我们今天辑佚和整理古籍大有裨益．一、辑佚目的清儒辑佚，主要是为保存文献和读者治学，目的十分明确．由于种种原因，历代古籍散佚严重．元马端临《文献语考·经籍考·序》指出：“《汉志》所载之书，以《精志》考之，十已亡其六七；以《宋志》考之，隋唐亦复如是．”明人喜…     

帛书《易经》今古文字考

帛书《易经》文字有用今文者,有用古文者,亦复有同一字今古文混用者。这表明先秦典籍流传到西汉以后,确实存在以今文定章句、明通假而改古文为今文的情况。但这种改易大抵以弟子能够读懂为依归,今古文并不判若水火,更无是非之分。汉哀帝之前的学派争执完全反映在今文一系内部齐学与鲁学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