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庄公共性生长与国家权力介入

在利益分化、意义竞争、规则多元的现代性社会,公共性对于整合多元阶层、增强社会动员力、达成社会共识具有重要意义。公共性的形成及特点不仅与村庄内部社会结构、权力结构有关,也与国家权力介入程度、介入方式相关。当前公共性消解与国家权力在乡村社会退场有很大关系。自人民公社解体宣告集体化时代结束,国家权力在乡村社会的介入程度与介入方式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即从强大渗透乃至延伸至乡村社会每一个角落的"全能主义",到逐渐从乡村社会退场乃至销声匿迹的"悬浮型政权"。这一迅速转变使得乡村社会无所适从:行政强制关联式公共性因人民公社体制解体而随之解体,家族关联式公共性因集体化时代国家权力的入侵早已分崩离析,而村庄内生的整合力量与组织力量短时间无法自发形成。这恰恰是理解当前村庄公共性消解的重要背景。     

社区参与：从他组织到自组织

“社区”的设置是传统国家控制思想的延续。由政府组织和控制的社区居委会实际上履行着政府直接控制社会的职责,将居民置于被管理者的地位,因而在社区建设中对居民的动员能力严重不足。只有充分重视居民在社区建设中的主体地位,理清政府与社区的关系,逐渐减少政府对社区的直接干预,促进居委会组织由“他组织”向“自组织”转化,才能提高社区居委会的对社区居民的动员能力,并在参与过程中通过居民“自组织参与”的方式提高居民参与社区事务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城市“社区社会需求”整合:一个重建社区公共性的分析

社区异质性、社区公共性与社区整合之间的关系问题,是本文关于城市社区有效治理的中心命题。文章通过实地调查,分析了城市社区异质性增长和社区公共性衰减现象,回答了以重建社区公共性来促进社区社会需求整合、构建社区有效治理的方向与可能。研究结论认为,市场化、城市化和"单位制"衰微是城市社区异质性增长与社区公共性衰减的三个重要机制。社区异质性在宏观上呈现为社区社会结构的差异、在微观上呈现为社区社会需求的差别。同时,社区异质性弱化了社区公共性,使社区呈现出明显的"原子化"和"隔离化"状态,威胁了社区整合。因此,重建社区公共性是整合差别化社区社会需求、防止社区"原子化"和"隔离化"状态的关键。重建社区公共性意指建设社区多元主体或社区居民的地域"社会生活共同体"的共识和认同感,社区公共性是一个社区中多元主体共生共处的公共价值,是参与社区治理的多元主体相互承认彼此间差异并能一致行动的合法性基础,是对社区居民具有一定规范性和约束性的公共规则,也是城市基层党组织和基层政府动员不同主体参与社区建设的内生动力。文章从公共价值、公共规则、公共空间、公共参与和公共服务的维度讨论了重建城市社区公共性的出路。     

社区自组织视野下的社区调解能力提升

当前社区调解制度面临着诸多困境,现有的制度改进思路未充分意识到原有解决机制衰弱的深层原因,在具体措施上必然流于泛泛,不但不能提高调解的能力与效率,反而使调解失去非正式、灵活机动的民间特征.社区调解制度能力的提升有赖于社区自组织机制的实现,应在社区自组织的理论视野下进行基础性的制度创新.首先,应大力加强社区自组织建设,构建和谐社区.比如调整现有的社区发展思路,通过政策来引导社区自组织能力的培养;从法律上确保社区自组织在社区管理中的主体地位,以形成自组织的结构体系;加强社区居民的互动、交流与协商,以培养社区居民的共同体意识以及减少社区居民间的关系距离,积极发挥小区作为集居地的作用,引导创建新的"城市村落".其次,完善调解的立法,尊重社区的自我组织、自我教育与自我调整,在一定程度上承认社区的自治力.应该考虑制定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调解法>,系统规定有关调解的事项,并承认社区调解协议的法律效力.尽快建立社区调解与诉讼调解的协调机制,同时立法将社区调解协议与法院强制执行结合起来,使社区调解得到国家公权的有力支撑.最后,要真正落实社区的自组织机制,大力实现社区公开、平等、民主的选举,让居委会及社区调解委员会真正成为一个有群众性、有代表性的自治组织.     

社区自治:架构国家权力的合法性基础

国家权力属于人民,人民通过自治化的社区组织以集体多数决之方式选出代表委托其行使权利。代表由下而上按一级两托之方式组建各级国家政权。政府实施的法定积极作为义务,均回落至人民所在的最小社区:居/村委会。《宪法》第2条与第111条构成了权利转化为权力、权力为了并保有促进权利之双环封闭链。其中公民社区自治既是起点又是终点,更是构成国家一切权力之合法基础。承认和尊重并保障公民社区自治是政府依宪治国的必由之路。     

当代中国城市社区组织的社会性与国家性

对广州老城街道中三个典型社区组织的人类学田野观察表明,当代中国城市社区组织呈现一种国家性与社会性并存、交融及互动的状态.这种交互状态已不是传统中国"国家消融在社会"当中的交互性,而是某种"新传统"中社会驯服于国家的交互性.在当前主要由国家推动的城市社区建设当中,社会的力量仍然弱小,自组织的道路仍很漫长.国家性与社会性并存且国家性强于社会性是当下中国社会的现实.     

价值、结构与行动:当代中国社会组织公共性评价的三维分析

社会组织公共性是指社会组织在维护组织成员利益、参与公共事务的过程中所表现出的善的行为与理念。对社会组织公共性的发展状况进行客观的分析与评价,有利于解决当下中国社会组织公共性生产过程中面临的危机与困境。文章通过对公共性理论、组织理论、组织公共性测评等理论成果与实践经验的梳理,构建了基于价值、结构和行动三维的社会组织公共性评价的分析框架,从理念的包容性、利益的利他性、法律身份、资源获取、产权形式、治理结构、网络关系、社会服务、政治参与、公信力等十个方面具体展开评论。希望以此在公共性的抽象理念与社会组织实践领域之间搭建沟通桥梁,推动社会组织规范化发展和公共性的再生产。     

国家权力、社会权力及其关系的分析

权力是指包括国家政治权力在内的一切社会影响力.事实上只要有群体和组织生活的地方就必定产生权力现象.从国家与社会二元区分的角度可把存在于一个民族国家之中的权力区分为政治权力和社会权力两种类型.国家权力与社会权力之间具有相互依存和相互制约的关系:一方面,社会权力是政治权力的基础,政治权力是社会权力的保障,两者形质相同,存亡相依;另一方面两者又存在一定的冲突和制衡关系.一种社会形态的有序运行过程本质上表现为一元的政治权力和多元社会权力的博弈和统合过程.     

公共政策与社会公正:权威与公共性的考察

非决策决定使社会公正在政策议程确定时受到致命威胁,一个制度内现存的权力分配常常是导致社会公正缺失的主要原因,公正缺失的残酷可能内含于法律政策体系之中.因此,有必要回到矫正公正的立场上对公共性进行追问,并在此基础上建构和启动政策协商的机制.     

论非政府组织的兴起与公共性的扩散

新公共管理运动在非政府组织的兴起过程中起到重要的促进作用。一方面,西方福利国家危机使非政府组织吸引了更多的注意力;另一方面,新公共管理改革中的私有化改革使非政府组织具有公共性,从而导致了公共性的扩散。非政府组织的公共性不同于政府的公共性,非政府组织的社会公共性有助于公共行政从形式公共性转变为实质公共性。     

城市社区自治组织在社区管理发展中的困境及其破解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城市管理体制的深化进行,社区自治组织取得较大的发展的同时也面临着身份地位、制度生存环境、经济资源和自身生长能力的困境。只有通过完善社区相关立法,健全社区管理体制,拓展社区经费来源,培育社区自治组织力量才能使社区组织突破困境,获得前进的新生力量,为推进社区自治发展的进程和构建和谐社会发挥应有的主体功能和作用。     

从私人性到公共性——论公共权力的属性和归宿

本文试图从权力的两重属性(即私人性和公共性)来梳理权力的内在运行法则.本文认为权力的私人本能性是促使权力不断占有社会资源的动力,而社会资源的稀缺就会造成资源占有者对缺乏者的支配.这种支配性权力就是控制权.与支配性权力相对的是个人自主性的行动权.正是行动权(包括人的行动和言语)赋予了个人自我展现的能力.按照私人性逻辑生成的公共权力将会对社会道德责任造成严重的压力,所以本文提出应该以公共性为价值目标用行动权、制度公共性等概念来重新解释和构建公共权力.     

社区服务与社区自组织能力：基于城市居家养老服务的案例分析

社区自组织能力的提升对社区建设有着重要的作用。社区服务有利于提升自组织整合社区资源的能力;有利于优化社区自组织的网络结构和提高社区自组织发育程度;有利于促进居民的社区参与;有利于提高社区自组织的自我服务和自我管理的能力。但当前社区服务存在定位错位、投入不足、基础设施不健全、服务人员素质不高等问题。文章以居家养老服务为例,提出完善社区服务、提升社区自组织能力的若干政策建议。     

微博时代的群体动员机制及管理对策

微博成为重要的群体动员工具和平台之后,群体动员成本逐渐呈现出趋零化趋势,文章以“随手拍解救乞讨儿童”为案例,分析了微博群体动员的五个阶段,从动员主体、客体、动员方式和动员机制等几个方面重点分析了微博群体动员的特点和危害,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应对微博时代群体动员的管理对策和建议。     

社会建设主体的多重性:“国家”在场与“底层”在场

在我国开展社会建设事业,目的即在于要给予具有独特运行逻辑与发展需求的社会以充分的发展空间;亦是在社会发展的同时,实现国家与社会关系的重构。而在这一目的之下探究社会建设,我们首先要解决的一个问题,即是明确何谓社会建设的主体。只有明确了建设的实践主体,才能进行有效的社会动员,最终顺利实现社会建设的目标。     

社区自组织嵌入社区治理的协商机制研究——以两个社区营造实验为例

为了探索行之有效的基层社区治理模式,依据自组织理论,通过对S市JT小区和J市D街道两个社区营造实验点的自组织参与社区议事协商过程的实证研究,根据两个社区的自组织参与社区协商发展程度的不同,认为社区协商的本质在于行动,自组织的执行力是社区协商的关键。促进社区协商民主,应当注重培养自组织自下而上参与协商的能力,同时应使社会资本在社区治理机制中充分发挥作用。社区自组织作为社区居民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有效途径,其协商机制的研究对基层治理创新具有重要意义。     

传统社区资源动员与农民有组织抗争——对东南沿海农村抗争性集体行动的一种解释框架

目前农村所发生抗争性集体行动都具有依靠社区自身资源动员的特征。通过对发生在福建沿海地区三起抗争性集体行动案例分析,认为传统社区乡族文化再利用是当前农村抗争性集体动动的重要资源,乡村老年协会等草根组织则发挥组织与带动作用,这是一种传统社区资源动员模式。为预防农民有组织抗争,需要引导农民走依法抗争之路。     

强镇扩权:一个乡镇改革模式的研究样本

为了促进乡村经济社会的发展,浙江省采取了权力下放的"强镇扩权"改革,按照"依法下放、能放就放"的原则,明确赋予经济强镇部分县级经济社会管理权限,强化镇政府的公共管理和服务职能.尽管这一改革模式也会随之带来一些新问题,但它也能够为今后的乡镇改革提供一个极有价值的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