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宗教意蕴——一种基于诠释学立场的解读

哈贝马斯构建公共领域学说的主旨是通过对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研究,重建规范的民主理想.哈贝马斯在研究公共领域时,把宗教看成是理性的对立物,对宗教的排斥多于认同.然而进一步的研究发现,公共领域具有很强的宗教意蕴.从历史上看,宗教早已参与到公共领域中来,并且宗教本身是政治公共领域形成的一个重要因素;而在当代多元的社会里,宗教共同体和宗教话语更是公共领域多元因素中的一个重要部分.     

哈贝马斯论公共领域政治功能的实现

哈贝马斯理想的公共领域就是“市民阶级的公共领域”,或自由主义模式的公共领域。在《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一书中,哈贝马斯详尽分析了市民阶级公共领域获得政治功能的历史进程,并据此论述了市民阶级公共领域之政治功能所具有的实践意义它保证理性地解决政治问题,而不再诉诸赤裸裸的暴力,以社会交往的理性化促成了社会的政治经济活动的理性化;它赋予市民社会自我调节机制以规范化了的地位,并以自身坚持的公共性原则,成就了一种适合市民社会需要的国家权力。     

阿伦特与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之比较

公共领域概念的独立提出,应该归功于阿伦特与哈贝马斯的相关理论。阿伦特的公共领域思想使公共领域理论步入新的时代,她从独特的视角,宣示了古典政治的来临;哈贝马斯则是公共领域理论的集大成者,他丰富并系统阐述了公共领域理论,资产阶级公共领域在哈贝马斯那里成为"理想类型",并提出通过重建公共领域来解决资本主义危机。从公共领域理论的发展史上看,哈贝马斯是阿伦特思想的继承者,但是,他又跳出了阿伦特的思想框架,建构起更为全面系统、丰富合理的公共领域理论。     

宗教在公共领域的角色——哈贝马斯的后世俗反思

宗教在公共领域的角色是一个争议性课题,不少自由主义者认为信仰是私人的事情,所以宗教不应在公共领域中担任重要角色。早期的哈贝马斯也有类此看法,然而近年他对宗教持较同情和肯定的态度,甚或对"世俗主义社会"的自足性提出深刻的反思。在哈贝马斯与拉辛格主教(教宗本笃十六世)的对话里,哈贝马斯提出"后世俗社会"的新概念,批判僵化的和排斥宗教的世俗主义。一方面,哈贝马斯仍然坚持他的后形而上学和沟通伦理的观点,相信世俗自由社会可在宗教或形而上世界观之外找到基础。另一方面,他看到世俗理性的限制,并肯定整体而言宗教对维系健全的民主是有良性作用的。他甚至认为哲学必须愿意从神学身上学习。他相信在后世俗社会里,宗教会持续存在,而我们也要对宗教的真理存开放性。在现代社会中,哈贝马斯关于后世俗社会的构想,应有助于激烈争辩的多方能更和平、更理性地沟通。     

网络交流对“公共领域”概念的修正

作为一种新的沟通方式,网络交流使哈贝马斯的设想在现实中得以体现,并在实践中对其"公共领域"理论提出质疑.网络从三个方面对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概念进行了修正:网络真正实现了平民化,模糊了性别界限,并且在内容上日益凸显其女性化特征;网络以情感传播方式来寻求理性和正义,从根本上颠覆了哈贝马斯的公共/私人领域概念;网络自下而上的交流方式决定了其差异性,这相对于哈贝马斯对共识、规范和正义的执着更体现出对现代文化多元论事实的尊重.     

罗尔斯的公共理性与现代民主思想研究

罗尔斯在后期明确提出并详细阐述了公共理性这一根本性的概念。通过对现代民主社会基本状况的分析,罗尔斯认为,从民主社会的公共政治文化传统出发可建构出一种政治正义观念,而建立在这一观念基础上的公共理性能够成为政治正当性证明的公共基础。因此,通过考察公共理性与现代民主的关系,我们能够更好地把握罗尔斯公共理性思想的基本特征。     

哈贝马斯交往思想视域下的网络公共空间话语伦理研究

网络公共空间已经成为人们发布信息、获取信息、表达意见、探讨公共话题的公共领域,但是当前网络公共空间里却存在着各种话语乱象,严重影响了国家治理、社会安定和谐以及人们的正常生活秩序.哈贝马斯的交往思想对认识网络公共空间的本质和治理网络公共空间的话语乱象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价值.运用哈贝马斯交往思想中的公共领域、交往理性和话...     

数字时代的公共领域与协商政治的危机——评《公共领域的结构新转型和协商政治》

在《公共领域的结构新转型和协商政治》这本新书中,哈贝马斯分析了以数字技术为支撑的新媒体对公共领域的影响,并就有关协商民主的一些疑问和异议进行了回应。在他看来,虽然新媒体用户摆脱了单方面信息接收者的角色,他们同时成为作者,但是,目前这一形式上的平等性也带来了专业性的降低。由于缺乏监管,加上新媒体依托服务于自身商业利益的平台等因素,人们有理由担心,公共领域有可能再次走向衰落。此外,哈贝马斯重点论述了协商民主在新的时代条件下面临的挑战。必须指出的是,由于受制于其在20世纪下半叶形成的理论体系,哈贝马斯有关21世纪产生的新问题的思考所能够提供的参考意义是有限的。这是因为他的公共领域概念从一开始就是建立在国家和社会的分离这一自由主义的基本框架之下,同时,协商政治也因为忽视自身的决断前提,注定难以有效应对新世纪以来不断加剧的各种自然和社会风险。     

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理论探析

市民社会理论在历史发展中经历了政治社会、经济社会和文化社会三个阶段,哈贝马斯在市民社会理论第三阶段即文化社会的基础上发展出了公共领域理论。在哈贝马斯看来,公共领域是国家权力与市场经济之间的缓冲地带,其核心诉求是通过观念和文化的力量对抗政治权力,用观念启蒙来影响公众和政治权力持有者,不断发扬和扩大民主。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对于规范政治权力、促进后发国家理解现代性问题、启示人类解放的途径都有着积极的作用。     

公共理性发展：从一元、多元到合作理性

从18世纪到20世纪,康德、韦伯和罗尔斯等人的公共理性思想具有一元性特征,但它们具有不同的思维基础和不同的发展主旨。康德的“普遍的人类理性”立足于认识论层面,留有中世纪理性的道德痕迹;韦伯的“工具理性”则完全融入了组织,从属于法的形式并舍弃了价值属性;罗尔斯的“公共理性”尽管局限于政治领域,但试图融合法的形式性和道德的引导性。总体而言,工业社会的公共理性主要是一元公共理性。后工业化过程中,博曼等人假设公共领域及其价值的多元化,提出了多元公共理性。这是公共理性思想发展过程中的重大变化,但两者都无法摆脱其本质的竞争特性,不利于合作治理的实现。因此,公共理性的发展将走向合作理性的形态。     

从公共领域到数字界面——哈贝马斯与数字时代的公共领域转型

六十年前,哈贝马斯撰写的《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为他奠定了良好的学术声誉,他梳理了资本主义社会中公共领域的历史形成过程。最近,他的新书《公共领域的结构新转型和协商政治》似乎在呼应这样一个问题：随着传统大众媒体变成数字界面上的流媒体和自媒体,公共领域是否也随之发生变化?哈贝马斯认为数字媒体的挑战弱化了“负责任”的守卫,从而模糊了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的区别,让右翼民粹主义可以在数字媒体上大行其道。而哈贝马斯忽略了数字界面之下并不是主体之间面对面的关系,而是被界面的协议和规则中介的交往关系,即主体间的对话伦理逐渐让位于数字空间的界面伦理。     

论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及其对我国政治现代化的启示

哈贝马斯所谓的公共领域是跨市民社会、私人领域和公共权力的一个不纯粹公、也不纯粹私的中间体.在国家社会化和社会国家化的进程中,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逐渐融合,标志着以批判和监督功能为主要特征的公共领域衰亡了.以公民社会为底蕴和后盾,现代公共领域的培育与提升对我国政治现代化无疑有着深远的影响.     

论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及其对我国政治现代化的启示

哈贝马斯所谓的公共领域是跨市民社会、私人领域和公共权力的一个不纯粹公、也不纯粹私的中间体.在国家社会化和社会国家化的进程中,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逐渐融合,标志着以批判和监督功能为主要特征的公共领域衰亡了.以公民社会为底蕴和后盾,现代公共领域的培育与提升对我国政治现代化无疑有着深远的影响.     

网络媒介的公共领域 ——由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谈起

哈贝马斯在《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一书中提出了"公共领域"一词,并指出了公共领域与大众传媒、公共关系千丝万缕的联系。他曾明确表示大众传媒和公共关系的发展挤压甚至侵占了公共领域的空间。哈贝马斯的推论适合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西方社会现实,但随着社会的进步和科技的发展,到了21世纪这样一个网络大领风骚的时代,公共领域不是转型了,而是回归了。     

论文学、知识分子与公共空间的关系

公共领域首先由哈贝马斯提出,是指一个向所有公民开放的、由对话组成的,旨在形成公共舆论、体现公共理性精神的场域。公共领域分为文学公共领域与政治公共领域,文学公共领域是政治公共领域的前身。文学本身并未介入公共空间,对公共空间产生影响的是文学作品。在中国古代,大部分知识分子与公共空间保持距离,近代以来知识分子则积极进入公共空间。     

核心行动者与当前我国公共理性、政治公共空间的构建

公共理性是建构社会合作系统与良序社会的核心理念,政治公共空间则为公共理性的展开提供前提条件。"制度——核心行动者"分析框架为考察当前我国公共理性与政治公共空间的构建提供了一种可行的范式,依据这一范式的公共理性构建呈现为以执政党为核心行动者推动民生政治、公民政治与共和政治的进路,政治公共空间构建则体现为执政党、政府、社会组织在不同领域作为核心行动者的建构方式。     

“公共领域”与传媒批判理论的转向

哈贝马斯从批判理论中发展出“公共领域”概念,以其公共领域理论为中心,并用生活世界殖民化、市民社会、交往理性等理论回应了传媒批判理论的工具理性批判路向;传媒批判理论主要着力于传媒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意识形态批判和消费文化批判,其基础的错位导致与传播学经验学派形成紧张,而且对传媒行为的研究很乏力;而“公共领域”理论却为传媒批判理论注入了从批判到建设的新内涵,促成了传媒批判理论从破到立的转向,交往理性成为传媒批判新的追求。     

网络空间公共领域建构的核心要素分析

公共领域的概念由思想家阿伦特提出.她在分析人的存在条件、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的危机等问题时提出了"私人领域--社会领域--公共领域"的理论框架,并据此建立起来公共领域的理论解释系统.[1]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气候在代表作<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中对其进行了充分阐释,并产生了广泛影响.     

公民宗教:现代政治的秘密保障

近代政治哲学把人从传统的有机共同体中分解出来,成为一个个孤立的个体,再根据契约的理性原则将人们重新组织起来,但如果一个社会没有核心的信仰,对社会整体就会起一种瓦解作用,卡尔.施密特通过分析利维坦发现了自由主义的这个漏洞。其实在自由主义的神学起源中是有其神学保障的,但这一保障在现代政治框架中被遗忘了。卢梭通过区分民族宗教与公民宗教,努力为现代政治的确立寻求保障。托克维尔对于传统宗教作为民主的政治措施在美国的作用的刻画,表明传统宗教在哈贝马斯式的公共领域中所起的作用恰恰完成了公民宗教所起的保障作用。     

试论近代以来上海都市中的公共领域与交往行为——对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的一种解读

本文以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结构的转型”与“交往行为理论”为理论基础,分析了近代以来上海都市公共领域的产生及其市民的交往行为,并在此基础上对“交往理性”的现实性提出了质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