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硃卷集成》中的许承尧档案资料

<清代硃卷集成>收录的许承尧乡试硃卷,具有多方面的文献价值.该殊卷资料是有关许承尧的珍贵文献:许承尧的个人信息、家族世系,业师、受知师,科份页以及三份乡试的文卷等.这些有助于了解近代徽州末代翰林许承尧的家世背景,求学历程,以及他早年的个人抱负、经济思想及其诗文才能;并据此订正学术界许承尧研究中的某些舛误.     

清代科举家族的人文环境述论

“望族”因其社会影响的关系,一向在家族史中受到研究者的重视。本文提出“科举家族”才是清代真正的望族,主要利用《清代硃卷集成》中的科举家族世系与事迹资料,从家族教育、婚姻行为、师生关系三个方面,论述了清代科举家族形成的人文环境。     

清代藏汉文化接触日趋频繁的反映与见证——乾隆《卫藏图识》对藏语资料的收集、整理与研究

乾隆末年成书刊印的《卫藏图识》是一部具有特色且影响较大的清代西藏地方志。马揭、盛绳祖修纂的《卫藏图识》专设"藏语"一卷,对所收藏语词进行词汇分类、标注读音及研究,这在清代西藏方志编纂中均可视为是首创。《卫藏图识》"藏语"卷所载资料既具有藏语史、藏语方言研究的价值,又具有民族志和清代藏汉文化接触与交流研究的价值。专记藏语的《卫藏图识》"藏语"卷在清乾隆末年出现,以方志文献形式有力证明了这一时期内地与西藏地区关系更趋紧密及人员往来已得到进一步增强,也反映了此时藏汉文化接触的日趋频繁。虽然《卫藏图识》"藏语"所收词汇量有限,并未涉及藏语语法,对藏语资料的整理与研究也显得十分有限,但反映并代表了清代西藏地方志的发展。     

奇幻的想象 逼真的现实——读《啖影集·龙宫闹考》

《啖影集》是清代贵州范兴荣的一部志怪小说集.文章以《啖影集》卷三中的《龙宫闹考》作为范本对其思想和艺术价值进行了探索分析,指出其思想意义在于它的讽刺训诚意义,它对于清代科考舞弊的丑陋现实的揭露,它对作者和士子孤愤之情的抒写;其艺术价值呈现为以虚写实、以幻写真.     

天一阁藏《明史稿》略考

将天一阁藏<明史稿>与著录为万斯同撰清钞本以及<明史>修撰中产生的其他卷本比对后,初步认定,天一阁藏<明史稿>中墨、朱笔所改内容,符合万斯同信赖<明实录>并倾心焦兹<献征录>的史学思想,该稿具有两个显著特点,反映出万斯同编纂<明史>过程中不同阶段的成果:一是他亲笔誊改的手稿;二是经他编纂的初稿.前者由万斯同本人誊录与删改,属于手稿的性质;后者是<明史>形成过程中分撰稿的综合编纂稿,部分卷首标明"明史卷"若干,"列传"若干,以改定初稿的面貌出现.重要的是,两者具有共同的一点,即万斯同的史料选择、取舍、分合、排列状况,均清晰可见.因此,天一阁藏<明史稿>便具有清修<明史>重要底本的性质,拥有其他卷本<明史>所不具备的独特的文献价值.     

《蔡元培全集》补遗

《清代硃卷集成》中蔡元培参加光绪庚寅恩科会试文章,未见收录于后人编纂的蔡元培著作集。我们将新发现的应试之文按考试场次排列其题:首场,四书文三篇,五言八韵诗一首;第二场,经文两篇;第三场,策问两道。并择其《四书》文"知所以治人,则知所以治天下国家矣。凡为天下国家有九经"标点照录,分析其破题、承题、起讲、八股之作法及考官的评语。该文思路清晰,层次分明,环环紧扣,结构严谨;语言古朴自然。据此可见其早期应试文章特色。     

从有关碑文资料看清代贵州的农业管理

管理在农业生产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清代贵州由于实行严格的农业管理而获得了良好的生产成效.借助于清代遗留下来的有关碑文资料,文章对当时贵州加强农业管理的具体措施进行了探讨.总结其成功的农业管理经验,尽可能为今天进一步搞好农业生产、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提供有益的借鉴.     

《藏纪概》对驱准保藏北路清军入藏的记述及史料价值

清代西藏方志《藏纪概》"卷之初"中有著者李凤彩所撰"行军纪程"一篇,主要分三部分记述清军北路军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四月至九月由西宁出发入藏驱逐准噶尔军队的经过,其篇幅为首卷另一内容的两倍多,与此书"卷之次"也基本相当。"行军纪程"对北路清军入藏的记述与清代一般的纪程之作有很大不同,内容较丰富也颇具史料价值。其第二部分中,在北路清军行至木鲁乌素时所面临的困境、渡木鲁乌素及继续进兵的准备情况以及渡过木鲁乌素后北路清军途中驻营防袭措施与准噶尔军队三次大袭营等方面,李凤彩所记不仅真实可靠,而且较为详细。除以上几方面外,"行军纪程"中还有不少值得注意的具有史料价值的记述。分析《藏纪概》各卷内容后可以认为,"行军纪程"是《藏纪概》中最具史料价值的内容之一,其中第二部分史料价值较高。     

清代诗人颜光猷贵州宦绩与诗歌风情发微

颜光猷为复圣颜回六十七代孙,清初诗人,时人和后世多赞誉其诗。颜光猷在康熙三十年至三十五年在贵州安顺任职,但清代贵州史志无载其宦绩亦不曾收录其诗作,任职履历缺少梳理。今从其乡里相关史乘、方志、族谱及诗集等资料还原其在贵州的任职轮廓及其诗作的贵州风情,从中可以折射出顺治康熙时期清代稳定和发展贵州的政策走向和治理策略,其诗作中的贵州人文风情和自然景观对于当下贵州的经济文化建设具有一定的参考借鉴价值。     

清代科举世家与地方政务--以婺源县程允中家族为例

婺源程允中家族自康雍之际兴起,成为当地著名的科举世家.以<清代殊卷集成>所载程允中殊卷履历为经,乾隆等三种<婺源县志>为纬,通过程氏家族九代近百人的传记资料,论述程氏族人在修建公共工程、从事文化教育和兴办公益善举等等活动中的表现,进而得出我们的结论科举世家是清代地方官在行政事务中的主要依靠力量.     

也谈中晚唐五代别头试与子弟之争

中晚唐新旧士族斗争不断。在子弟登科问题上，双方利用一些科场事件制造事端，以获得各自子弟登科的最大利益。随着党争的强弱分化，代表科举出身的新官僚牛党全胜，子弟问题逐渐变成了官僚阶层内部利益分割的问题，从而逐渐淡化。唐末五代的战乱对新旧士族官僚打击最大，子弟在科举考试中的优势地位随之被消弱，科举考试逐渐向公平、公正的方向发展。     

被忽略的大夏状元

目前笔者所能见到的所有书本的、网络的“状元录”“状元谱”类文献均遗漏了大夏状元。其实大夏政权在称帝至灭亡的9年内成功举行过两次进士举，产生了两名状元：董崇璧（或作董璧、崇璧）、庞百里。     

明代科举鼎甲研究

文章根据地方方志、明人文献资料,对明代科举状元、榜眼、探花的任官品级、出生籍贯,作了细致的数字统计,用大量统计材料说明了明代科举鼎甲在录取、产生区域、任官品级等方面的特征。     

论明代公文风格的嬗变

明代公文的风格经历了四个阶段的嬗变 ,即多样期 (洪武至永乐 )、分化期 (洪熙至天顺 )、集中期 (成化至嘉靖 )和异化期 (隆庆至崇祯 )。公文的制义化、缺乏巧妙的进言策略以及屡禁不止的繁冗现象等 ,则代表了明代公文区别于其他时期公文的主要风格特征。     

中晚唐“苦吟”内涵的再考察

中晚唐的“苦吟”不仅是一种苦思的写法,还有更多的内涵。第一,苦吟诗人在人群上以科举穷士为主,内容上以吟苦及苦闷的消解为核心;第二,苦吟还体现了穷士诗人在困境中逆俗自立的不懈追求,他们或倚之科举及第,或倚之实现立言不朽的追求,或倚之寄托心灵、实现精神生命的延续;第三,苦吟还是苦吟诗人苦中作乐的生活方式与癖好,他们把苦吟与休闲结合起来,使苦吟成为一种颇有吸引力的写作与休闲自娱相结合的生活方式,有的苦吟诗人吟诗甚至达到了成狂成痴的地步;最后,苦吟诗人在风格上有苦吟以求怪奇和精妙的审美倾向。     

《贞陵遗事》、《续贞陵遗事》辑考

令狐澄编撰的《贞陵遗事》和柳砒编撰的《续贞陵遗事》均记载唐宣宗轶事,是唐代两部具有小说性质的杂史,在《资治通鉴》中曾被采用,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可惜均已亡佚。详考相关文献可知,令狐澄是令狐楚之子,曾为浙江西道观察使、中书舍人。柳砒是柳仲郢之子,曾为吏部侍郎、御史大夫,后贬为泸州刺史,卒于北归‘途中。二书佚文在《太平广记》、《资治通鉴考异》、《唐语林》等宋代书籍中有所保留,钩稽考订,前者可得佚文17条,后者5条,前书已为全璧,后者亦过三分之一。     

科举制度是中国对世界文化的伟大贡献——关于“历代科举文献整理与研究丛刊”的几点说明

“历代科举文献整理与研究丛刊”,其内容主要包括：整理、研究反映科举制度沿革、影响及历代登科情形的文献;整理、研究与历代考试文体相关的教材、试卷、程文及论著等。第一辑共17种,近3000万字。科举制度是中国对世界文化的伟大贡献。科举制度曾经有过辉煌的历史,对现代中国的发展更有足资借鉴的意义。整理与研究历代科举文献,其意义也需要从历史与现实两个角度加以说明：一方面是传承文化,传承文明,让这份丰厚的遗产充分发挥塑造民族精神的作用;另一方面是去粗取精,古为今用,让它在现实的中国社会重放异彩,成为人事制度改革的重要智力资源。     

古代朝鲜官吏汉语教科书《吏文》的语言面貌

《吏文》是朝鲜王朝时期官吏们学习公文语言的教科书,收录了一些今不见于其他文献的公文书,其中有些文献保留了大量的口语现象,具有很高的历史学和语言学研究价值。本文主要介绍《吏文》中叙述语言、对话语言、白话圣旨及公文套语等语言的特点,并讨论丽末鲜初的公文语言中从夹杂大量口语到渐趋典雅的现象及成因。文中指出,《吏文》中保留的明初白话圣旨是应朝鲜王朝的特殊需求而产生的,随着朝鲜吏文教育的增强,官吏文书渐趋文言。     

新发现唐代席夔墓志的文学研究价值

新近发现的席夔墓志是唐代重要的诗人墓志，不仅可以明确席夔的生卒年、家世、科举、历官等生平信息，对研究其文学成就和交游往还也有重要价值。首先，墓志揭示了席夔的文学家世，祖父席豫为唐代著名文学家，与张说、韩休等人关系密切，为文为官备受推重；表兄李舟是唐代著名散文家、音韵学家，与梁肃、杜甫、岑参、刘长卿皆有交往。其次，从墓志评价及席夔现存文学作品可知其文学创作与科举、仕宦经历息息相关；与其有文学交往者如韩愈、白居易、元稹、刘禹锡、陆畅等皆为中唐文坛的扛鼎人物，呈现出中唐时期特定的文学环境。再者，墓志撰者陈讽是中唐时期代表性诗人，书者裴潾是唐代重要的文学家兼书法家，亦是席夔墓志重要文学价值的体现。     

宋代家祭礼及家祭形态研究

宋人家祭形态包含庙祭(含寝祭)与墓祭两面。庙寝为时祭的主要场所,而焚黄则一般在墓次进行。在时间轴上衡量二者的频率,当以庙祭为主,从文献记录的次数来看,则上墓焚黄更受重视。朝廷礼典的影响,在墓祭层次得到很好的贯注,但在更常规及更具经典合理性的庙寝时祭层次,则现存时祭文字并未体现出焚黄文般的政治意涵。北宋中叶始的朝廷家庙制度的议订以及私家家祭礼书的修撰,或可理解为正是在着力弥补这一空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