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网红参与乡村文化振兴的实现路径

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入推进,乡村网红不断涌现。从网络红人的惊艳到乡村网红的出现,标志着乡村草根的崛起,这是互联网深入发展的必然结果。乡村网红在国家政策、新兴技术、媒介赋能、文化自信的多维共振、合力影响之下出现并深入发展,成为乡村发展的领头羊,助力乡村振兴的新乡贤。乡村网红主要通过推动乡村文化转向、拓展乡村文化空间、激活乡村文化资源、建构乡村文化生态等方式参与乡村文化振兴,这些参与方式的多面互动与综合发力使得乡村网红由最初的自发性探索逐步走向自觉性引领,乡村文化在乡村网红的推动下将进一步走向振兴。     

乡村数字经济发展中“乡村网红”的传播实践研究

在乡村社会，乡村网红是网络广场中的“乡村信息源”、自者视角下乡村社会的形象建构者和网红效应下乡村数字经济发展的推动者，他们进一步弥合了城乡之间的数字鸿沟，助力着数字乡村建设。乡村网红以“原生态”的草根人设传播、富有“地方感”的共情传播、集体参与下的人际传播助力媒介化乡村社会的构建，优化了乡村社会的传播格局。乡村网红的传播实践加速了乡村社会传播的“在地化”转向：传播资源从“汇聚城市”转向“返流乡村”,传播话语从集中把关的宣传话语转向共享式的民间话语，传播方式从单向的信息传递转向在地性的参与式对话。我们尚需引导乡村网红走上持续发展的道路，使其为当下乡村社会传播力的提升贡献更多力量。     

感知·增强·行动：乡村短视频传播中的青年心理探究

近年来，短视频乡村风潮逐渐兴起，而部分乡村青年在媒介使用中的心理问题也日益突出并直接影响着乡村形象建构。通过研究发现，乡村青年于媒介与心理双重可供性之下，以技术与视听形式实现着城乡青年主体与文化间的交往，而其对自我展演与社会认同的渴望则增强了其心理预设的行动，由此采取奇观理想化与乡村极端化的行为博取关注。反思可供性理论并借以对乡村青年心理机制进行研究，可帮助平台方面引导创作风向与建构乡村形象，推动乡村文化振兴。     

乡村文化的优势内核、发展困境与振兴策略

乡村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文化底色,也是乡村振兴的价值引领和精神动力源泉,其中所蕴含的乡土情结、生态伦理思想、耕读文化、德治文化是最能够回应当代乡村振兴、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等现实诉求的优势内核。然而在农业农村以经济发展为主要驱动力的现代化过程中,乡村文化被逐渐边缘化,面临着载体消失、主体缺位、价值认同危机与话语体系残缺的发展困境,非但未能发挥其应有的凝聚、引领作用,甚至成为了掣肘乡村振兴进程的短板。在农业农村现代化与城乡关系转化的关键期,要振兴乡村文化,就必须在继承其传统优势内核的同时,以中华民族的共同利益需求为导向,重新定位乡村文化的当代价值,并在此基础上提升乡村的主体意识与话语能力,讲好乡村故事,同时在全社会树立起文化共同体意识,从观念上彻底打破城乡文化的二元对立,也需要推进政府在文化治理方面的职能转化与能力提升,完善乡村文化振兴的法制保障。     

再造与重构:基于乡村价值与农民主体性的乡村振兴

乡村振兴战略是解决新时代“三农”问题的整体性方略,乡村价值的再造与农民主体性重构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内生动力。乡村价值保障了乡村各要素的相互协调与融合,而农民则是乡村价值的主要依托。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冲击,改变了乡村各要素间的关系,弱化了乡村运行动力,引致乡村价值流失,农民“缺场”导致其在乡村振兴中多重主体性缺位。因此,应从对接现代农业、培养农民企业家、完善人才体系、重建乡村共同体、确定教化主体、完善村民参与制度等方面再造乡村生产价值、文化价值、社会价值和教化价值,进而重构农民的经济主体性、文化主体性、社会主体性和治理主体性,为乡村振兴的落地见效奠定经济基础、文化根基、组织基础和治理基础。     

乡村振兴战略视域下涉农报道现状及改进策略研究——基于《人民日报》《2017-2018》涉农报道内容分析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我党关于“三农”问题的战略性决策，对新时代涉农报道提出了新要求。以2017年11月1日至2018年10月31日《人民日报》的涉农报道为研究样本，发现当前涉农报道在议题与话语方面不断创新，表现在：注重乡村经济发展，聚焦农业转型和农业现代化；注重报道乡村文化建设，真实客观全面反映乡村社会文明；注重报道乡村现代化治理，推动充满活力、和谐有序的善治乡村建设。同时，现有涉农报道也存在一些不足，表现为：经济发展报道与生态建设报道比例失衡；边缘群体成为涉农报道中被遮蔽的主体；报道呈现形式较为单一等。基于此，未来涉农报道应在全面性和建设性上下功夫：平衡乡村振兴战略五大内涵议题、全方位服务乡村振兴战略，全面呈现乡村人和事、建构城乡互哺的传播关系，做好建设性涉农报道、为破解乡村发展困局助力。     

新时代推进乡村文化治理的实然审视与应然图景

乡村文化治理是促进乡村文化振兴繁荣、构建文明和谐新乡村的现实诉求，是有效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内在要求。从逻辑基础来看，乡村文化治理着眼乡村文化治理内涵范畴与核心要义透析的学理阐释，根植中国共产党推进乡村文化治理变迁脉络的历史演进，聚焦乡村文化发展价值塑造与秩序建构的现实指向。但在当前推进乡村文化治理的过程中，仍然面临着治理主体流失与缺位、治理空间萎缩与衰退、治理机制僵硬与缺失等问题。乡村文化治理本身蕴含着实现乡村文化繁荣振兴、提升乡村社会文明程度、促进乡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等价值目标。通过强化乡村文化治理多元主体的协同联动，优化乡村文化治理公共空间的建构延展，深化乡村文化治理体制机制的改革创新，才能提升乡村文化的治理效能，实现乡村文化的大繁荣、大发展和乡村治理的现代化。     

乡村振兴战略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乡土化

乡村振兴战略不仅以乡村文化建设和价值理念塑造作为内在要求,而且籍于此而创生最为先进和根本的引导、示范、规约和塑造性力量。在乡村价值观念体系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过程中,传统价值流失、价值话语权式微、精英价值没落导致了价值失序、认同阙如及凝聚弱化等问题,要自适于上述乡村价值观的诸种现代性张力,需要我们重提并高度重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乡土化路向,强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建构乡民价值观念体系过程中的主导性地位和引导规约功能。为此,应从加强乡村基层党组织建设、倡导乡村新集体主义观念、培育乡村独特的公共文化、提升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等方面,强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生发的乡土化路向,夯实乡村振兴战略推进的组织、思想、精神与现实基础。     

谁是乡村振兴的主体?——基于农民视角的考察

学术研究、政策话语、基层干部均强调农民在乡村振兴中的主体地位,但在关于“谁是乡村振兴的主体”的讨论中,鲜有农民的声音。本文尝试将这一问题分解为“谁的乡村振兴”和“谁来振兴乡村”,从“受益主体”和“行动主体”两个维度剖析农民对乡村振兴主体角色的认知。分析发现,农民对受益主体的理解是综合其角色认知和现实感知的结果,农民认为他们自身在乡村振兴中并非确定的受益主体,也并非当然的核心行动主体,而更多认为自己是乡村振兴行动中的配角。本文认为,乡村留居人口结构与可行能力、相关政策和项目的执行偏差以及农民对其主体角色的解构等共同形塑了农民对乡村振兴主体角色的认知,造成在乡村振兴行动层面农民主体性不足的现实。因此,从农民视角出发,充分保障农民的主体利益,培育和激发农民主体意识,构建多元主体协同参与的格局是乡村振兴的核心命题。     

乡村振兴战略视角下农民主体地位实现的路径探析

以实现农民主体地位为重要抓手是乡村振兴战略的基础和题中之义?农民主体地位是乡村振兴的价值归属?乡村振 兴是农民主体地位的现实指向?实现农民主体地位是时代之需、实践之需、理论之需? 推动农民主体地位实现既要重视乡村 组织振兴?又要强调农民主体权利的保障?既要引导农民树立主体意识?又要重视农民主体能力的提升和人才振兴? 既要重 视乡村产业振兴和经济持续发展?又要践行乡村生态理念和培育文明乡风? 从乡村振兴战略的要求和目的出发?以农民、农 村、农业为核心和本质?始终坚持农民主体地位?始终以农村、农业为载体?力求科学实现乡村全面振兴?     

谁的乡村建设？——基于乡村建筑变迁的观察和思考

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大背景下，乡村建设正如火如荼地开展。其中，乡村建设中农民房屋建筑类型从特质性的“匠心独具”到同质性的“千村一面”，再到异化性的“自厝同异”变迁路径，反映出传统文化的保护危机，也深刻揭示出建筑变迁背后暗藏的农民与地方政府间的多元矛盾和博弈。此问题的根源在于农民主体性被消解，成了被建构的对象或客体，而地方政府却不断强化构建主体的身份认同。事实上，当前乡村建设呈现出五种不同的价值取向：一是为城市消费者休闲情趣的乡村建设；二是为城市中产阶级家乡情感的乡村建设；三是为地方政府凸显政绩的乡村建设；四是为开发商投资回报的乡村建设；五是为农民生存利益的乡村建设。不同参与者均带着不同的利益诉求介入乡村建设，直接影响到乡村建设的发展走向。因此，要处理乡村建设中的矛盾和问题，必须强化农民在乡村建设中的主体意识和主体身份，赋予农民对乡村建设事务的话语权与决定权。     

大众传媒与当代乡村文化的表征重构

在乡村文化发展的过程中,大众传媒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传统媒介如报刊书籍,在乡村文化初步发展中充当了内外输送信息流的载体。而大众传媒经过时代和科技的改进后,则为当代乡村文化建构实现转型提供了传播渠道,主要表现在更新乡村生活群体的思想观念、促使农民生产生活方式转变和重构传统文化的表现形式三个方面。在探讨大众传媒与当代乡村文化之间的关系时,如何保存乡村文化的独特性,如何深层挖掘乡村文化的精神内核,如何把控传媒与乡村教育的相互作用力,也同样值得人们反思与探究。     

乡村文化振兴视域下农民主体性重塑探赜

农民主体性的普遍提升是乡村振兴的基础和显著特征,但乡村文化迷失诱发的农民“精神贫困”已严重制约农民主体性的生发。要在新时代的中国乡村有效解答“人民之问”和“时代之问”,就必须坚持乡村文化振兴内生性原则,赋权乡村文化农民办,不断加强农民主体性的教育引导,以实现在乡村文化重构中重塑农民主体性。同时,通过确保农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不断得到满足、精神面貌不断得到提升、主体能力不断得到增强,从而在乡村文化价值再造中不断彰显农民主体性。     

乡村振兴背景下乡贤文化的时代价值与建设路径

乡村振兴是破解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重要战略部署。从分析乡贤文化和乡村治理关系变迁入手,阐述了乡贤文化的时代价值,即有助于重塑乡村治理主体、营造文明乡风、提升公共服务质量、引导资金技术回流。在分析新时代乡贤文化建设的实践样态和误区的基础上,提出了乡贤文化的建设路径,即明确乡贤群体的身份界定归类、构建多元协作的乡村治理主体、建立人本亲善的配套保障机制。     

乡村振兴背景下文化传承型乡村景观的存续与发展

乡村振兴是一项国家战略,乡村景观建设是乡村振兴的重要组成部分。乡村景观是乡村文化的重要载体,然而当前乡村文化在这一载体上的丢失现象日趋严重。如何使乡村景观建设体现乡村历史和文化的传承,是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通过深入剖析文化景观衰退的原因,结合历史和文化传承价值的多元化和内外部特征,从物质和非物质层面提出文化传承型乡村景观规划建设的方略,即从四个方面的内涵要素来科学规划:维护乡村自然资源景观格局的连续性;优化原有乡村规划布局,构建现代乡村文化景观新格局;保留修复原有乡村建筑,传承创新凸显地域文化特征;提炼乡土特征符号,发掘乡村文化深厚底蕴。从三个方面来构建多方协调引导机制:政府引导,建立多层次的政策引导与规划体系;社会协同,多方参与共同推动;发挥文化自觉,引导村民主动参与和维护乡村景观建设。     

乡村公共文化内卷化困境与对策

乡村文化建设是乡村振兴的重要组成部分,行政主导下的乡村文化建设存在供需不对称、重“植入”轻“培育”、项目制弱化了本真文化等问题,广大村民成为了乡村文化建设的“观众”。乡村文化的执行主体、承接主体、责任主体和参与主体缺位,出现乡村文化内卷化现象。因此,必须通过创新文化服务的供给机制,从空间的角度理解乡村文化建设,重构乡村居民的生活空间、物理空间、价值空间、制度空间、角色空间。通过空间转向建构社会资本,提升乡村居民信息交换效率,提升互信水平,拓展行政权力与乡村居民的对话通道,改变乡村居民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和生活态度,激发村民的文化情怀,形成乡村文化发展共同体。乡村发展环境已经从初期发展阶段时专注农业产业转轨到目前的乡域整合发展格局,乡村公共文化服务的目标在于转变乡村居民的生活态度、价值观念,形成基于乡村本真的文化氛围,提升村民的内在素养。     

红色文化资源赋能河南乡村振兴探析

红色文化资源在推动乡村振兴方面具有重要价值。目前，红色文化资源赋能河南乡村振兴面临诸多难题。一是红色文化资源挖掘深度不够，缺乏协同联动机制。二是红色文化资源转化力度不足，缺乏特色品牌。三是红色文化产业前瞻性谋划不足，产业链条不完整。为使红色文化资源更好地赋能河南乡村振兴，相关各方应加强红色文化资源协同开发，激发乡村振兴的内生发展动力；加强红色文化研究平台建设，彰显乡村振兴的红色文化标识；打造红色文化产业“金字招牌”,促进乡村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乡村女性短视频自我呈现中的数字鸿沟

乡村女性使用短视频进行自我呈现,是积极进行社会交往、参与公共事务和勇于自我表达的实践行为。然而在乡村女性的短视频自我呈现中仍旧存在着显性和隐性的数字鸿沟,影响女性参与程度、呈现效果及主观意愿的有效表达。加快弥合数字鸿沟与数字中国建设、乡村振兴战略目标相一致,是促进性别平等的有力举措,是推动女性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实现女性价值的重要路径。弥合数字鸿沟需要从接入鸿沟、技术鸿沟和性别鸿沟等层面分别着力,通过夯实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媒介平台赋权效力、提高乡村女性主体意识,从而构建良性的媒介传播生态,充分发挥乡村振兴中的“她力量”。     

完善乡村治理结构,实现乡村振兴战略

乡村振兴既不是重新回到乡土社会,也不是重复原有的工业和城市化发展道路。 乡村振兴要探索一条中国特有的农村发展之路。 在乡村振兴中,需要强有力的顶层设计才能推动中国探索城乡共同发展;实现乡村经济与市场充分融合;并且有农民高度参与。 因此在村庄层面的国家弱化、市场缺位和农民参与不足的问题亟待克服。 本文建议推动行政权力向村级延伸、培育多样化的市场机制和市场主体,强化村委会的村民自组织性质,从而通过国家、市场和农民在村庄层面上的协同努力,推动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     

互构与主导:乡村文化振兴进程中的县级融媒体参与机制及实现路径

乡村文化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内容和有力支撑，县级融媒体既是乡村文化振兴的载体也是主体。县级媒体在乡村文化建设进程中的角色历经宣传者到文化输入者再到生产者的演变，与这三种角色相应，县级媒体先后建立了行政化、市场化和社会化三种参与乡村文化建设的机制。乡村文化振兴需要县级融媒体主动作为，调动一切力量参与其中，久久为功。目前，县级融媒体中心参与乡村文化振兴的长效机制的建构还面临自身运行机制转型和乡村文化发展两方面的困境，可从乡村居民为主体的特色内容生产、活动为主线的常态化民风引导、新媒体为主导的文化产业促进等方面探索实践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