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农村集体经济与乡村共同富裕:逻辑关联、实践过程与路径选择——基于“战旗道路”的经验观察

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是促进乡村共同富裕的重要力量与核心载体。基于“组织统筹、制度驱动、市场经营”的三维分析框架,对战旗村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驱动乡村共同富裕的运作机制进行分析,研究发现:在组织统筹维度,基层党组织是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与共同富裕的组织轴心,承担着政治引领与利益协调的角色,有利于促进实质意义上的分配正义;在制度驱动维度,土地集体所有制基础上的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与股份合作赋予了村社集体与村社成员边界明晰、权责明确的财产权利,有利于促进集体资产的优化配置和保值增值,并从制度和程序上保障资源的分配正义;在市场经营维度,利用管理赋能和产业融合的方式拓展了市场需求,提高了资源配置效率,为新型集体经济发展和乡村共同富裕创设了可持续的发展动能。因此,要通过完善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体系、深化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构建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新机制等方面促进新型集体经济发展,以驱动乡村共同富裕。     

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基层困境与现实悖论

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既是实现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的重要途径,也是农民和农村发展的内在需求。农村集体经济在实践中面临产业发展的经济制约和政治考核的行政制约,容易出现实践运作与制度目标脱节、集体经济名实分离的发展悖论。具体表现为：发展集体经济被“任务化、指标化”,行政压力加剧基层的形式主义;集体经济外部依赖性强,自我持续发展能力不足;集体经济“有收入、无带动”,农民参与感、获得感不强。学界在对新型农村集体经济进行政策解读和制度诠释的同时,更应正视基层现实中的难点问题,在对现实的理解和反思中完善政策设计与实践路径,适度、客观地引导集体经济稳步发展。     

县域崛起推动共同富裕的作用机理与路径选择

县域是国家治理体系的基本单元，也是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节点”。县域崛起是破解城乡发展不平衡、乡村发展不充分难题进而实现共同富裕的关键。县域崛起既是做大共同富裕“蛋糕”、缩小城乡差距、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重要环节，也是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完善县域福利保障体系和分配机制、激发县域居民共同富裕内生动力的重要动力。现阶段，加强党对县域崛起的领导、引导工商资本下沉县域、加快以县城为中心的城镇化、实施人才强县战略、数字赋能县域崛起以及加强县域生态文明建设等，是县域崛起推动共同富裕的路径选择。     

行政耦合、新型关系网络及其于乡村治理的作用机制研究

作为中国特色的政府治理策略定制,“行政耦合”是指政府或政府行为通过一系列途径实现与乡村社会权力结构的有效融合,从而实现政府有效治理的政策工具。这种工具在乡村治理中表现出运作主体多元化、服务导向、协同合作的运作特征。本文以贵州省新民镇的“四在农家,美丽乡村”建设作为案例样本,分析基层政府“行政耦合”所形成的新型耦合式关系网络对乡村治理的作用机制。这种新型耦合式关系网络是政府体制吸纳与乡村社会政治参与的均衡演进的结果,二者的交互作用促进和强化乡村治理目标的实现,展现了其各自的价值。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对其在乡村治理实践中“沁润式”发展所产生的深层矛盾和风险进行反思,以期为乡村治理提供理论指引和实践参考。     

新型村集体经济何以带动乡村共同富裕？——基于ANT视角的分析

促进农村农民的共同富裕是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内容和难点问题。以山东省代村为例,运用行动者网络理论,解构了新型村集体经济异质行动者网络转译过程,剖析了村集体经济推动村民实现共同富裕的路径。研究发现:新型村集体经济发展推动村民实现共同富裕过程,是以乡村政治精英领导的村“两委”班子为关键人类行动者和土地、房屋等非人类行动者,通过行政征召、专家征召、文化征召等方式推动行动者网络形成与发展,并不断破解村民的异议与矛盾,从而达成利益联盟,构建稳定行动者网络的动态发展过程。以村民利益为核心的集体经济发展思路和村干部说服性治理工作逻辑在矛盾化解、争取村民信任与支持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绿色高质量发展的新型村集体经济进一步推动了村内民生保障体系建设;通过公平利益分配、文化权益保障等方式实现了村民物质富裕与精神文化富有。     

治理性发展:政府推动村级集体经济发展的新路径北大核心CSSCI

从政府和集体的关系来看,村级集体经济的发展已经走过了三个阶段:从政府推动农民发展农业集体经济,到政府扶持村级集体发展工业集体经济,再到政府弱化了对于村级集体经济发展的扶持。目前,村集体经济的发展正处于政府和市场共同推动的新阶段。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那些缺乏自主发展能力又缺乏发展动力的村集体经济的发展,必然需要各级政府尤其是基层政府的有力推动。然而,近年来基层政府和村两委的社会治理职能同步强化,而其经济发展职能和发展权也已同步弱化。在此背景下,基层政府如何才能帮助村级集体经济发展成为乡村振兴必须要面对的问题。本文通过对地处大城市郊区的P村的调研发现,在基层治理体系重构和基层治理能力提升的过程中,政府通过村级治理任务的安排和治理项目在村域的投放,能够有效地推动村集体经济的发展,或许正在走出一条通过治理来实现发展的治理性发展之路。     

农村集体经济发展促进农民共同富裕的实现机制研究——陕西省袁家村的经验

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是实现农民共同富裕的关键路径,也是促进农民共同富裕的经济基础,但要实现农民共同富裕的目标,还必须有良好的制度保障和环境保障作为支撑。本文通过对陕西省袁家村走向共同富裕的案例进行解剖,讨论在共同富裕的微观实践中农村集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如何推动农民走向共同富裕。研究表明：(1)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壮大是促进农民共同富裕的物质基础,但这并不构成农民实现共同富裕的必然条件,要想实现“村庄强”和“农民富”的双重目标,还必须在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的前提下,构建科学的分配机制与治理环境;(2)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受乡土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影响,因而在进行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成果分配时必须充分吸收乡土社会运行规则,通过逆市场化的方式来推动分配机制创新,促进集体经济发展成果在村域内实现公平分配;(3)良好的村庄治理生态是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和集体成果公平分配的保障,因而在推动经济发展和集体收益分配的过程中,必须重视改善村庄治理生态,以此构建集体经济发展、农民共同富裕和村庄实现善治的良好格局。     

经营性扶贫资产管理的现实挑战与解决路径

经营性扶贫资产是稳定脱贫人口收入的重要来源,也是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重要手段。近年来,由于经营主体拖欠分红或未退还入股本金的问题有所显现,经营性扶贫资产的司法诉讼案件不断增加。基于对司法裁判文书的分析,发现经营性扶贫资产面临较大经营风险和司法风险。在新发展阶段,无论是促进脱贫地区乡村产业发展实现产业兴旺,还是促进新型村集体经济发展实现共同富裕,都需要确保经营性扶贫资产稳定发展并实现保值增值。因此,必须健全经营主体运营和监管机制,妥善处置经营风险,还要着力提高合同文本的规范性,利用案例指导制度解决“同案不同判”问题。     

乡村治理创新中的地方政府——以浙江省J市“村干部创业承诺制”为例

源于上世纪90年代J市的村干部创业承诺制,是一项农民创造、地方政府推动的乡村治理制度创新。地方政府在该制度创新中扮演了探索者、支持者、推广者、制度供给者的角色。地方政府之所以在村民自治背景下主动推动乡村治理制度的创新,主要是由国家宏观政策环境的变迁、乡村社会发展的现实需求、现行压力型政府体制的约束与激励机制等因素决定的。在j≥村治理创新中,地方政府应当理性地确定自己的行为边界,主动地推动村民的有序参与。     

地方国企参与乡村振兴合作治理机制解析——以上海市F区“百村”模式为例

超大城市郊区作为一种重要的乡村类型,其振兴路径尤其是产业振兴的经验对于广大乡村具有重要而深远的启示意义。本文聚焦地方国企参与超大城市乡村振兴的合作机制,以上海市F区“百村”模式为例进行个案研究。研究发现,该模式突破了传统乡村振兴工作中的政府一元主体结构,以股权为纽带,构建起政府、地方国企、集体经济组织、农民等多元主体并存的合作组织机制,形成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强大合力。但“百村”模式作为将行政推动与市场机制有机结合的载体,其治理在实践中仍表现为一种“作为管治的治理”。由于缺乏合作治理理念的价值引领,各主体之间的冲突与搭便车问题使得地方国企尚未完全发挥其在市场中的比较优势。“走向合作治理”可以被视作在众多不同利益共同体发挥作用的领域建立一致、取得认同、达成集体行动的过程。在此理念下,需从组织机制、制度机制、价值机制三个维度着手进行全面优化,真正将政府、市场、社会有机结合,从而激发多元主体尤其是地方国企的活力,实现乡村产业更有效、更全面、更充分的合作治理。     

后全面小康时代绿色治理助推乡村共富的逻辑进路

随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共同富裕成为党和人民的新追求。在后全面小康时代,推动共同富裕,农业农村仍然是重点。绿色治理作为一种全新的治理理念,其蕴含的价值追求和技术理性与共同富裕有着内在的一致性,是研究共同富裕问题的一个新视角。针对脱贫过程中形成的政策制度惯性,在推动乡村共富的进程中,应从绿色治理的可持续性、多元性、整体性、多维度等理论诉求出发,遵循从运动模式转向常态模式、从政府主导转向多元共治、从以村为主转向城乡融合、从帮扶导向转向改革导向的逻辑进路。与之相衔接的是,要加大政策供给力度,包括法律法规保障、产权制度改革、生态产业发展、试点政策配套、村级党建引领等,以此打破制约农业农村生产力发展和乡村振兴的政策制度障碍,构建与共同富裕相适应的绿色治理机制。     

共同富裕视阈下联村发展模式创新——基于甘肃C地和山西J地分析

以甘肃C地和山西J地为例,分析了共同富裕视阈下不同产业发展阶段联村发展模式的共同特征及其差异。研究发现,当前各地联村发展模式具有镇乡导引、强村带弱村和联村党建的共同特征,但是受到产业发展不同阶段引发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不同诉求的影响,联村发展模式表现出明显差异,即处于产业成熟期的联村发展模式的发展性、共同性、公平性和可持续性都呈现较高的发展趋向,而处于产业投入期的联村发展在共同性和可持续性方面表现较低。其原因是在共同富裕视阈下,从产业发展到乡村治理的全领域发展是联村发展的必然路径;侧重产业发展是条件受限地区联村发展的优先选项;联村发展延伸到乡村治理层面将会进一步保证决策民主性。联村发展模式是提升村庄组织化的模式创新之一,应以共同富裕为目标,积极培育特色产业,强化党建引领,完善村域利益共享机制,从而激活集体经济内生发展能力。     

发展型治理：中国式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建构及其运行机制

集体经济的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对案例村集体经济“两因素三阶段四主体”的考察，发现集体经济治理的独特规律在于“发展型治理”，即发展优先治理，治理服务发展。具体而言，在集体经济兴起阶段，各主体以发展为第一追求，并形成产权模糊和政府支持的状态。发展阶段村民的权利诉求并不一定能打破村级组织与地方政府的二元合作主导状态。但是，随着中央价值引导以及对产权清晰化的推动，倒逼集体经济进入治理体系变革阶段。“发展型治理”的实现得益于三大机制的有效运行，即中央与地方政府在不同阶段的错位支持，集体产权在不同时段的差异性配置以及国家对社会价值的强势性政策引导。未来，需要进一步正视农民权利诉求，转变政府支持方式，推进集体经济组织内生能力建设。     

能人带领型乡村治理共同体的形塑机制——基于莱西市Q新村集体经济发展经验的分析

发展村集体经济是实现乡村产业振兴的重要途径,而村集体经济的发展与村庄治理密切相关。以莱西市Q新村集体经济发展经验为案例,引入关键群体理论的分析视角,对能人带领型乡村治理共同体的形塑机制进行分析。研究发现,乡村能人通过农民合作社的架构来整合村庄内外的多元主体力量,进而形成了发展导向的治理共同体。其中呈现的主要机制为：一是乡村能人利用社会关系网络动员多元主体参与集体经济发展以形成治理共同体;二是乡村能人综合运用人情法则、公平法则、利益捆绑与利益联结等正式和非正式的制度,从心理和物质利益层面约束村域内多元主体行为,并通过建立科学合理的治理机制以适应外部环境要求,稳定外部参与力量,从而在保障可持续性发展的基础上实现了乡村治理精英的再生产、治理共同体的重建和社会治理效能的提升。     

共同富裕视域下乡村产业振兴实践行动和路径的思考

实现共同富裕,最艰巨、最迫切的任务在农村。乡村产业振兴是农村实现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基础与前提,与共同富裕有着多维度的价值耦合与趋同的底线思维。基于三个乡村产业发展从滞缓到初见成效的变迁历程,分析多个农业经营主体的制约型性因素,我国乡村产业振兴面临农民主体性活力不足,农业产业链条短、附加值低,村集体分配机制不够完善,不良企业投机土地等问题。针对现实困境,提出强化组织,夯实农民主体性地位;立足县域,加快城乡产业融合;注重分配,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的建议。     

共同富裕目标下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现状、困境及进路

促进共同富裕,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农村。研究显示,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壮大与共同富裕的多元化目标具有内在逻辑的关联性,有助于补齐共同富裕的乡村短板,是引领农民跨越贫困、迈向共同富裕的重要引擎。而拘囿于发展的非均衡性突出、资源有效供给不足、产权结构封闭和治理结构失范等因素的制约,当前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整体发展仍较为薄弱。面向21世纪中叶基本实现共同富裕的远景目标,发展壮大新型农村集体经济要以“飞地经济”为抓手,统筹区域协调发展,持续深化农村产权制度改革,着重盘活集体“三资”和扩大产权开放性,加速推动“政经分离”,促进内部治理结构的优化升级。     

集体经济与农户长效增收：影响机制及壮大路径

使用CFPS数据以及PSM和2SLS等方法，探讨了集体经济的长效增收效应及其实现机制，并从管理者文化教育水平视角分析了壮大集体经济的实现路径。结果表明：集体经济的发展，不仅有助于持续地提高农户的工资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而且通过增加生产性投资、公共服务投资和教育投资对农户增收产生长期影响，具有显著的长效增收效应；村委会主任作为集体经济的主要管理者，其受教育程度越高，对集体经济的投资越多，越有利于集体经济发展。据此建议，通过强化对管理者的培训等“内育”方式、通过派驻第一书记等“外引”方式、通过设立“挂职副主任”等“外借”方式，提高集体经济管理者的文化教育水平，激活集体经济发展内生动力，加速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进程。     

“半农半牧区”党建引领乡村治理研究——基于Q省X镇集体经济模式分析

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基石,乡村治理则直接涉及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是促进共同富裕、塑造高品质生活的基础性工程。党建引领村级集体经济治理模式的内在逻辑在于发挥党组织的“内核”作用,创新乡村网格化治理体系,构建各民族共建共治共享的新格局,全面推动乡村高质量发展。“半农半牧区”党建引领下的村级集体经济治理,形成了一种以党建引领为核心、以民族团结进步为动力、网格化基层治理体系与生态保护优先原则有机融合的新模式。然而,该模式仍存在一些问题,包括专业化队伍能力有待持续增强、数字赋能水平较低、创新能力有限、可持续发展产业链尚未完善等。因此,应通过党建核心引领激发集体经济动力、数字赋能推动高质量发展、创新驱动保障集体经济的韧性和活力、打造特色产业链夯实可持续发展基础,在此“四维”向度上纵深推进乡村振兴战略,从而实现乡村的全面振兴与发展。     

多元主体协同参与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机制研究

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是引领村民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和乡村振兴的必由之路,是各级政府和社会各界高度关注的焦点。为探索政府、村干部、村民和企业多元主体协同参与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机制,选取湖南省8个村为研究对象,基于扎根理论展开多案例研究,归纳出发展动力、多元主体协同参与、发展瓶颈、资源整合、集体经济发展5个核心范畴,进而构建多元主体协同参与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过程机制与协同机制,阐释政府、村干部、村民和企业在动力驱使下相互协商、共同协作,通过资源整合破除发展瓶颈,促进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逻辑过程。     

经营村庄:项目资源下乡的实践与困境

在乡村振兴背景下,资源下乡成为普遍趋势,且项目资源下乡愈发趋于经营村庄。地方政府基于发展目标的政绩考核,将项目资源集中投放到美丽乡村建设等项目,围绕乡村景观化打造的项目资源下乡由此呈现经营性转向。这种经营性转向形成项目资源下乡的经营逻辑,具体而言,地方政府通过资源的持续性输入打造亮点,借助行政力量对村级组织的替代主导村级发展,并利用招商引资对乡村景观进行资本公司化运作,从而实现对村庄的整体性经营。但其经营实践却带来项目资源的供需脱嵌,导致下乡资源被资本攫取,同时引发私人争利意识,造成村民脱域,瓦解村庄公共性,在此过程中村治主体的更替与村级组织的边缘化也不断弱化村级治理能力,导致村级治理脱嵌。从资源下乡视角观察,发现这一治理困境是由下乡资源内在发展导向的异化所致,项目资源下乡具有特定发展目标与发展要求,但其发展导向在地方政府的政绩竞争中被异化成为发展而发展的唯发展论倾向。基于此,项目资源下乡应立足村庄与村民本位,通过激活基层治理实现下乡资源的发展目标,以治理促发展,在实现乡村振兴的同时推动城乡有机融合与一体化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