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女性主义视角解读《离婚》

老舍的《离婚》表现了女性生存的处境和际遇。从女性主义的视角去解读,便可以发现,女人在父权制社会里乃是一种“对象性存在”。她们无法离开婚姻,无法脱离男人而生存,婚姻的依附性使女人无法改变父权社会的既定秩序。     

女性主义视角下《飘》的解读

从女性主义视角来看,在玛格丽特.米切尔的《飘》中,不管是艾伦还是媚兰、思嘉,在父权制社会中,她们始终只是一种“他者”,一直处于女性生存的困惑之中,她们无法脱离男性权力话语中心,无法改变父权社会的既定秩序,只能依靠婚姻维系着自己的社会地位。     

家庭天使的“堕落 ” ——盖斯凯尔夫人小说中19世纪女性的生存境遇

盖斯凯尔夫人笔下的女性有别于维多利亚时代文学作品中的传统女性形象,她们通常都是被当时社会所故意忽视的大众女性。一方面,她们表现出自食其力的可贵品质,有别于家庭天使的童话;另一方面又局限于父权制社会的种种框架,无法真正地保护自我,实现自我。盖氏借助这些形象个体为我们展现出19世纪工业社会女性的生存境遇。     

侨乡跨国移民的婚姻形态研究——基于对福州“万八嫂”的实证调查

侨乡的跨国婚姻形态是中国父权制文化在跨国背景下的延续,"万八嫂"是对福州侨乡地区留守妻子的统称。丈夫出国带来了跨国移民家庭中夫妻双方在社会经济、家庭责任方面的重新分配,"万八嫂"承担了多重家庭责任,她们的婚姻品质和社会生活因为丈夫出国而改变,并形成了在经济、地位上对丈夫的依赖。分隔两地的侨乡跨国婚姻遭受多重挑战与冲击,呈现高稳定、低质量的特点,"万八嫂"承受着多重的压力。而侨乡家庭内部两性的不均衡发展,是不利于女性社会地位的提高的。     

变异的专偶制与女性悲剧——从《源氏物语》看日本平安时代的妇女命运

父权制取代母权制是人类所经历的最深刻的革命之一。父权制取代母权制经历了一个漫长、渐进的过程,因而带有一种自然进化的意蕴。日本是在母系氏族社会繁荣、鼎盛之时进入阶级社会的,因而使社会出现变异,婚姻形态也出现变异。从对《源氏物语》所反映的历史状况的分析中,可以看到,平安时代日本的婚姻形态属于“变异的专偶制”。变异的专偶制是父权制与母权制矛盾的产物,广大妇女承受着父权制社会的道德要求规范与群婚遗俗所带来的双重痛苦,女性的悲剧命运具有了一种人为的色彩。     

父权制男性价值标准下两极化的他者——《汤姆·琼斯》中女性生存状态之解读

以寻父和男性社会身份构建之间的必然联系为主题的《汤姆·琼斯》反映了在十八世纪英国这个典型的父权制社会中，女性仅仅作为他者的生存状态。她们的社会性别由以男性价值标准为唯一标准的父权制文化塑造成型，折射出一种失衡的社会权力关系。女性被动地接受着她们的社会性别，在妥协和反抗中挣扎。本文从母亲形象的缺省，对索非亚和莫莉等两极化女性形象的分析入手，深刻地剖析了当时这一典型的社会文化在文学作品中的投射。     

《傲慢与偏见》与《呼啸山庄》的对比——浅析简·奥斯丁与艾米丽·勃朗特婚姻观的对比

19世纪英国典型的社会问题就是女性问题,特别是她们的婚姻问题,婚姻是女性价值的一种体现。这个时期的文学潮流是以批判现实主义为主导,批判现实主义揭示了金钱对人性的负面影响。这个时期最具代表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除了狄更斯．同时还出现了大批杰出的女性作家,她们的爱情故事表达了作者对当时社会恋爱和婚姻的理解和看法。最主要的两位女性作家是《傲慢与偏见》的作者简·奥斯丁和《呼啸山庄》的作者艾米丽·勃朗特,这两部经典巨著都是通过主人公的爱情和婚姻,毫不留情的揭露和抨击了现存社会的不公平、腐败和痛苦,以此来讽刺资产阶级丑恶的一面。本文旨在通过《傲慢与偏见》和《呼啸山庄》这两部作品来分析这两位作家婚姻观的相同与不同。     

被记忆的他者——论《我的安东尼亚》的记忆书写

笔者从记忆入手对<我的安东尼亚>进行女性主义解读,分析作为白人男性精英文化代言人的吉姆·伯登如何通过记忆对安东尼亚等移民女性进行身体和精神的重塑,从而将后者囚禁在不平等的性别规范中.父权制意识形态下的男性记忆是塑造和重构"理想"女性的重要途径.男性借助社会赋予的话语霸权和对女性身体的居高临下的"注视"剥夺了她们的主体地位,使她们成为失语的他者.     

《金瓶梅》与《帕罗赋》中泰封建制下的女性意识比较

《金瓶梅》与《帕罗赋》作为亚洲两部著名的情爱小说,分别是中泰两国人民家喻户晓的名著。这两部作品不谋而合地通过直面女性的情与欲,从文学视角上突显了女性的生命个体存在感,反映出封建制下女性的物质和精神追求。同处于女性意识被压抑的父权制社会里,金、瓶、梅与帕芬、帕萍(《帕罗赋》的女主人公)这些女性虽处于从属地位,但她们却努力凭借仅有的条件为自己谋求生存与爱情。她们的命运揭露了古代中泰两国妇女所遭受的不公平待遇,批判了父权制社会对女性的摧残和压迫。同时,她们从女性主义角度上诠释了性与爱、性与人道主义的统一,彰显了在世界范围内的妇女解放与人类自身解放。     

农村婚姻迁移女性社会适应差异性研究

在社会流动背景下,因婚姻的缔结而产生女性人口迁移现象越来越普遍,但婚姻迁移女性并非是一个同质性的群体,她们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根据迁移目的和迁移过程,大致可以将其分为传统型、回迁型和双迁型三种类型,三种类型的婚姻迁移女性在一般特征和社会适应方面都存在着一些差异.     

女神—女奴—女人——从古希腊神话女性形象看苔丝和珍妮悲剧命运

在社会从母权制向父权制过渡的古希腊神话中,女性从女神被贬为女奴。而生活在男性权力夹缝中的女人,无论是扮演哪种角色,或是妻子、母亲、还是英雄;甚至是沦为玩物、祭品、妖魔,都是被压制着,并承担起她们的主宰者--男性给她们带来的一切罪名和痛苦。本文拟从古希腊神话的女性形象出发,探讨资本主义社会男权文化占统治地位的家长制度下苔丝和珍妮的悲剧命运。     

一曲女性的悲歌——《美狄亚》、《大地》、《宠儿》中母亲弑婴现象分析

文学作品中屡屡出现的母亲弑婴现象有着深刻的社会原因。其中,美狄亚弑子是为了报复丈夫的始乱终弃,为了反抗不合理的父权制;阿兰弑子则是为了减轻丈夫的负担,与自然灾害抗争;塞丝弑子却是为了避免孩子重返奴隶制的魔窟,是对奴隶制压迫的惨烈反抗。她们在揭示父权制和奴隶制对女性压迫的同时,也揭示了女性在与父权、自然、社会制度斗争的勇气和理性,为女性奏了一曲悲歌。     

王熙凤与吴太太的女性形象比较

《红楼梦》中的王熙凤与《群芳亭》中的吴太太是封建社会两个不同时期的女性形象，她们都是在宗法男权社会中艰难生存的女性，她们在家务管理、与家眷的关系以及追求婚姻平等方面存在着异同。将两者作一番比较，能加深对封建社会不同时期女性追求自由、平等地位的理解。     

父权制桎梏中的女性悲剧——《红字》与《女勇士》中通奸行为的比较研究

运用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以女性主义的视点对金斯顿《女勇士》中的无名女人，和霍桑《红字》中的海 斯特·白兰的发生在不同时间、不同地点的通奸行为，以及父权制社会对她们的惩罚进行比较研究。旨在阐明女 性的他者地位和父权制对女性压迫的历史性和普遍性。     

解析萧红小说中女性形象的生命悲剧

萧红小说中的主角大多为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不幸女性.她以独特的视角、真实的笔法,从女性生命的价值和意义上展示了她们的悲剧命运,揭示了父权制度与封建传统观念对女性的压榨与毒害,同时也挖掘了这些苦难女性心灵深处的闪光点和人格魅力.     

农村智障女性的婚姻获得与权益缺失 ———对河北省X县两村的田野观察

文章对河北省x县两个农村社区中智障女性的婚姻生活案例进行了分析,揭示了农村智障女性婚姻的特征及存在的问题：男性挤压的农村婚姻市场在为智障女性的婚姻获得创造条件的同时使女性面临着更多性侵害的风险;在家庭主导的婚姻建立中,智障女性失去了婚姻自主权,与配偶难以建立亲密的夫妻关系,情感需求被严重忽视。农村智障女性的婚姻获得并不意味着残疾人婚姻权益的实现和保障,相反,她们的婚姻受到了社会人口结构的深层影响和家庭的强力干预,婚姻获得的背后暗含着女性权益缺失的巨大隐患。     

修到人间才子妇,不辞清瘦似梅花——清代知识女性对理想婚姻的设想

清代女性文学的兴盛,催发了女性意识的觉醒,其中包括对理想婚姻的渴求和社会角色的担当。封建社会中,她们无法攻破男权势力的强大堡垒,建立事功,充分展示自己的才华,因此,寻求同声相应、志同道合的理想婚姻便成为她们迈向独立自主、追求幸福的第一步。     

农村妇女政治参与的前提反思

在当前农村妇女政治参与的模式化研究中有一个缺失的环节，那就是对农村妇女为什么要参与政治这个前提问题没有进行认真的反思。本文从三个角度对这个前提问题进行了思考：其一，父权制社会中的女性境遇促使她们反叛传统；其二，妇女经济独立地位的确立是她们实行有效的政治参与的必要前提；其三，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鲁迅和李光洙笔下"女性形象"之比较

对比分析鲁迅和李光洙二人作品中女性所处的社会层面的差异,将鲁迅和李光洙笔下的女性人物形象进行比较就会发现,她们都遭受着封建礼教、封建制度的迫害和戕杀,在婚姻、爱情、家庭、自由上有着共同的悲剧性命运。尽管表现角度和深度不同,但他们都是想通过对封建的社会、历史、文化、观念、制度的批判来达到对女性启蒙的目的,他们的关于女性的文学都是反对封建礼教及其制度的文学,都带有强烈的启蒙色彩。     

不同世界的同样渴求——试论池莉笔下婚姻悲剧里的妻子形象

池莉作为一名当代女作家,以独特的女性视角在她的作品里塑造了许多婚姻悲剧里的妻子形象,如段莉娜、戚润物、曾芒芒,等等。这些妻子尽管知识水平和经历各不相同,但是她们都渴望拥有作为妻子的幸福,因而面对丈夫的婚外情,都采取了不同的方式进行反抗。然而,面对传统婚姻中女性主体意识丧失的困境,她们却是一群顽强抗争的弱者,而要改变这种地位,更加需要的是女性自身的冷静反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