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文学"文学性"问题浅谈

“文学性”是比较文学的基本属性之一 ,但比较文学学科的特殊性却使这一基本属性屡遭挑战。对比较文学学科的历史与现状的考察 ,有助于了解比较文学的“开放性”特征与“文学性”基本属性之间既矛盾又相互依托的关系 ,从而对比较文学学科的大致发展趋势有一个较清晰的把握。     

比较文学教师的"身份焦虑"

比较文学教师的整体性的“身份焦虑”严重阻碍了比较文学的健康发展，这是一个必须引起重视的问题。教师的“身份焦虑”现象其实是比较文学发展中的诸多问题的集中反映。消除“身份焦虑”的应对策略，最关键的是应持一种理性的、科学的态度来对待学科的身份定位，强调学术规范，从学理上明确比较文学生存的合法性与合理性。比较文学教师必须坚守自己的学术专长，在独具个性的言说中获得身份的重建和新生。同时要在培养计划、教学体系、课程设置、内容讲授、教学方法等诸多方面进行改革，正确处理比较文学与其他相关课程的关系，从而探索出一条身份重建之路。     

比较文学的危机和挑战

三十多年前,美国著名比较学者韦勒克提出了比较文学的“危机”.自那以后,危机的阴影似乎一直笼罩着比较文学.当然,在比较文学的历史上,不同时期,“危机”的涵义不同.韦勒克所说的“危机”,指比较文学第一阶段过分注重文学外部的因果和事实联系,忽视文学内在性和审美本质的实证主义倾向;此后二十余年间.比较文学的危机又表现为一种极端的形式主义倾向,过分强调文学的“内部研究”和“文学性”,忽视甚至无视文学的社会性和历史性等外部因素;从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以来,比较文学开始向漫无边际的文化领域扩展,从而混淆了比较文学和比较文化的概念,使比较文学丧失了文学研究的本质特征.进一步加深了比较学者的危机感.英国比较学者苏珊·巴斯奈特在1993年写的《比较文学批评性导论》中说“在一种意义上,比较文学已经死亡”;我国比较学者谢天振教授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提出比较文学“to be or not to be”的质询,他们的议论正是这种危机意识最典型的表述.     

世界文化与世界文学——论一种比较文学观的建立

比较文学的发展与兴盛,既有世界文化发展的原因,又有世界文学发展的根据。因此,比较文学研究必须同时具备世界文化与世界文学的眼光和胸怀,换句话说,比较文学研究在宏观上必须具有世界文化意识和世界文学意识。这既是比较文学研究应有的理论品格和思维特性,同时又是“比较文学观”中不可或缺的部分。这样,探讨与把握世界文化与世界文学形成、发展的基本特点,对于建立一种适应于世界文化与世界文学发展的比较文学观,树立     

中国比较文学寻根

比较文学作为一种跨越性的文学研究,其产生有赖于“人类意识”和“世界文学”观念的形成,但全球化会使“人类”和“世界”都染上西方色彩。中国比较文学在不断“西化”的过程中,虽然得到了一些新的养分,却失去了较多自身特有的一些东西,失去了自己原创的民族化的声音。传统的比较文学学科理论,可以说都是建立在西式背景上的,当比较文学研究在整个知识质态、谱系上都是西方的时,中国比较文学也就没有了自己的文化之“根”。面对比较文学的无边与无根,寻根就是寻找存在的家园。跨文明研究,着眼于中西文明冲突、对话与交流的跨越东西方文明的研究,将是中国比较文学乃至世界比较文学发展的必由之路。跨越东西方异质文明的研究,这将是比较文学从危机走向转机的一次重大突破,是全球比较文学研究的一次意义深远的战略性转变。     

没有“比较”的比较文学

我一直想写一篇讨论没有“比较”的比较文学论文,因为我觉得比较文学名称中“比较”这两个字给比较文学研究带来的“危害”太大了。这决非危言耸听,请看下列事实:由于“比较”,所以人们一听说你是搞比较文学的,就立即会问:“你比较什么?”,使你不知如何回答才好;由于“比较”,所以人们在写比较文学论文时便千方百计地从甲文学中找出一个X 来与乙文学中的Y 进行比较,而不管这种比较有无必要;由于“比较”,所以人们便把凡是有某某与某某比较的文章统统归入比较文学,然后又     

论比较文学的“贫困”及其根源——比较文学研究的学理思考

比较文学从19世纪兴起至今已有一个多世纪了,然而围绕着比较文学的涵义、研究对象、研究领域和研究方法等方面的争论却从未间断。虽然世界各国的相关理论家都励精图治,但这些争论仍未得到统一。原因是比较文学研究自始至终都存在着学理上的局限性和缺陷,也就是说,都错把手段当目的,没有抓住比较文学的真正要义所在——比较的目的和意义的学理研究。理论体系的学理缺陷导致了比较文学始终与“贫困”相伴。只有弥补了比较文学研究的学理缺陷,也就是找到其应有的目的和意义,才能让比较文学研究脱离“贫困”。     

比较文学影响研究的中国问题

“中西二元论”构成比较文学的中国问题。我们需要从“世界的中国”,而不是“世界与中国”的角度,采用跨文化研究的理念与方法来解答比较文学的中国问题,来寻找二元对立“居间”的“中道”。中国比较文学尽管受到“法国学派”的影响,但仍然有自己鲜明的特色,研究中西文学之间的影响关系成为中国比较文学影响研究的主要内容。影响,作为中外文学交流中客观存在的一种重要现象,不一定非要从法国学派“影响研究”的角度去研究。我们要突破法国学派影响研究的文化中心主义的窠臼,要将“西学东渐”与“中学西传”看成是一个连续的整体,置于“跨文化研究的三维模式”中加以研究。这种“循环影响”,由于突破了文化中心主义的羁绊,就难以用法国学派“影响研究”这一范畴去涵盖,而成为一种中国比较文学跨文化新范式。     

中国比较文学学科建设的三种运行模式

中国比较文学学科建设复兴三十多年来,形成了“平行”、“上升”与“下潜”三种模式,并相应地形成了一种奇特的历史图景;三种模式各有优长,都从各自不同的角度为中国比较文学学科建设与发展做出了努力。但是,从某一个单一层面来说,“平行模式”不够全面,“上升模式”过于空泛,“下潜模式”力度欠缺。中国比较文学学科建设要取得长足进展,必须处理好三种模式之间的关系,以形成合力：从国外尽量多地、全面地借用已有的理论资源与学术成果;从本民族的文学创作与批评实际出发,尽量将具有本质性的理论概念讨论清楚,在此基础上进行理论的抽象与民族化的改造;最后,才能在前两者的基础上进行综合研究,拿出具有开创性的学术报告,对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的相关重要问题进行全新论述。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的合理结构是“一个顶端”与“两大基石”：“一个顶端”,即中国比较文学学科体系的建立,是中国学者的学术目标与学术使命之所在;“两大基石”,即中国比较文学学科体系的建立,是要以外国比较文学的理论资源为基石,同时也要以中国学者对比较文学的个案研究与细致分析为基础。因此,我们呼吁中国比较文学学者要特别重视两大基石,即重视“平行模式”与“下潜模式”,特别是“下潜模式”。绝大多数中国比较文学学者要从事的比较文学研究,不应当是“上升模式”的,也不是“平行模式”的,而是“下潜模式”的。只有这样,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理论体系才能完整地建立起来,并形成国际影响。     

移动的边界:比较文学的百年学科发展定位

比较文学是20世纪新生的一种跨越民族、语言、国家和文化边界的文学研究.在比较文学一百多年的学科发展史上,“跨越”是比较文学学科扩张的一个显著标签,既包括比较文学发展早期对于语言、民族、国家边界的跨越,也包括其后发展过程中对于文学边界的跨越.与之伴生的是比较文学的“危机”,其核心是如何科学地定位比较文学学科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而解决比较文学的危机之道,则是比较文学研究范式及发展方向的“转向”,其中两次重大的转向就是从早先的文学史研究转向诗学研究,以及自20世纪90年代出现的由比较文学研究转向比较文化研究.“跨越”一“危机”一“转向”构成了比较文学百年学科发展的中心线索,其揭示的比较文学学科边界的移动性质,在给我们当下判断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的激烈论争带来了困难的同时,也无疑为我们理性地看待比较文学未来学科发展走向,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启示.     

文化转型时代的思想革新与文风变迁——论元和诗变与元和体

唐代中期的贞元、元和之际,为适应社会政治秩序的重建和庶族文人登上政治舞台的需要,传统儒学得到新的阐释,从而促发思想革新和文风变迁,其最突出的表现是儒家政教文学观的高扬和文学复古运动的蓬勃开展。同时,元和时代又蕴藏着深刻的社会矛盾,在文人理想破灭和心理的压抑下,使得元和文学在“明道”、“讽谕”之外,进而衍生两大流向:一是偏重奇险崛奥,二是偏重感伤闲适。作为当时文坛最重要现象的“元和诗变”,实际上正是那一特定的文化转型时代政治的、思想的、文化的因素在文学领域的集中体现。因此,所谓“元和体”,显然并非仅是元稹和白居易的某种类型诗作的特指,而是包容着深广而丰富的时代性内涵。     

文艺制度的悖论及其成因探讨

文艺制度必须遵循社会规律与文艺规律的双重机制，其制度化、体制化、法规化与自主性、自立性、自由性构成矛盾和冲突，从而形成文艺制度的悖论，在其对文艺的保障规范的双重功用中，一方面起着积极的正面的作用，另一方面起着消极的负面作用，由此形成文艺制度存在的问题和制度性弊端。必须通过文艺制度、体制、机制的改革才能实现文艺制度的不断创新和完善，推动文艺的繁荣和发展。     

严绍璗的比较文学研究之路

严绍璗为北京大学古典文献专业出身,最后却走上了比较文学研究之路,担任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所长。在三十多年的学术生涯中,他打通学科界限,在古典文献学、国际中国学/汉学、东亚文学与文化关系研究等领域都取得了卓越的成就。他遵循原典实证的方法论,把比较文学领域中传统的＂影响研究＂,提升为以＂变异体＂理论为核心的＂文学发生学研究＂,建构起体系性的比较文学学术理论。     

比较文学“译介学”的性质及其对象

比较文学译介学是比较文学学科赖以存在的传统基础。它的研究对象包含了文学翻译、翻译文学与翻译理论三个方面。这三个方面展开了译介学的三个不同层面:(1)对文学翻译的研究重在文学语言与转换之技术与技巧的研究,是对翻译损益之技术评估,作为传统翻译研究的主要对象,它是翻译学研究必备的基础条件。(2)对翻译文学文本的研究,重心则落在译本的价值评价之上,它所关心的重点是对不同译本间的比照与得失研究。(3)翻译理论研究则涉及翻译理论范式的转换及其意义的史论性研究。由此译介学的性质是对语言转换现象所导致的文学关系乃至文化关系间的沟通、理解、误解及其意义的理论探讨。     

城市社区视角下农民工组织管理体制更新的推进重点

农民工“城乡边缘人”的社会角色定位使其闲暇生活具有与传统农民和城市市民不一样的特征,主要表现为单调化、庸俗化、问题化三个特征．由此农民工闲暇生活对城市社区建设产生了新需求。但多元化的趋势与过去沿袭已久的单一行政化组织管理体制模式之间的矛盾构成了我国城市社区组织管理体制的基本矛盾,由此促使我国城市社区管理体制的更新改革成为一种必然。政府引导的农民工群体积极参与的社区组织管理体制模式将是城市社区管理农民工的有效管理体制模式．可从五个方面加以重点推进。     

关于非货币性交易准则的几点思考

财政部于 2 0 0 1年重新修订后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非货币性交易》 ,仍然存在与实际操作相互矛盾的地方 ,这一点可从非货币性交易范围、货币性资产和非货币性资产定义 ,以及换入资产涉及应收款项的会计处理等三方面来分析与探讨。     

论译者可见性——翻译过程中的完形认知及译者创作心理

译者作为翻译主体,在翻译过程中常常需要调和语言形式和内容的矛盾,从而使译文有别于原文,其部分心理特征和风格特征会自然而然地体现在译文中,表现为译者可见性。译者可见性是客观存在的,无须遮蔽。本文拟从格式塔完形认知和译者的创作心理对其进行论述。译者可见性并不妨碍译者的客观性,译者风格应尽可能与原作者相适应协调,控制在合理范围之内,表现自然流畅。     

文化经典、文论话语与比较文学

总体而言,中国比较文学研究史上的大师级人物大多是传统文化学养深厚的学者,因此,文化经典是从事比较文学研究的一个最起码的根基。但是,也必须看到,王国维、朱光潜、刘若愚作为一代学术大师,由于没有处理好文化经典与西方文学话语之间的关系,因而出现了学术上的失误。这说明,有了文化经典的素养,也不一定能够较好地从事比较文学研究,众多学术大师的失误都证实了这一点。如果抛开经典,仅仅只是有文论话语,搞好比较文学研究更是一厢情愿。只有把文化经典与文论话语相结合,才能搞好比较文学研究。也就是说,要以自我的学术规则为主,融汇西方文化进行创新。文化经典、文论话语在当今的中国文化语境下本身就是一个比较文学的问题。因为经典的确立必须是为当下的比较文学研究和中国文化建设服务的,文论话语也同样如此。     

杨晦、周扬与文学理论教材建设——胡经之先生访谈录

在举办北大文学理论研究班的过程中,苏联专家向中国的大学教师传授了意识形态、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理论,强调了文学的党性、阶级性、思想性、人民性、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及一些文学技巧,促进了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传播和发展,但也有脱离文学实践的局限;<文学概论>吸取了当时的学术成果,把理论奠基在认识论上,强调文学与政治、社会、阶级的联系,但它把反映论等同于认识论,排斥了体验、情感和理想,还过于政治化,缺乏对文学审美的把握,这些局限有人为的原因,也有当时社会条件的限制;杨晦提出的关于文学与社会关系的观点很有价值,他也对中国古代文学思想史的研究和文学批评做出了贡献;用扬亲自在北大开设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讲座,支持学生编写<毛泽东文艺思想概论>,增编<马克思主义与文艺>,他强调文学为政治服务,同时认识到审美的重要性.     

文学智慧与政治德性——评阿瑟·库斯勒《中午的黑暗》

英籍匈牙利作家阿瑟·库斯勒的<中午的黑暗>是西方文学史上著名的政治小说.作者通过主人公鲁巴肖夫与提审员的三次论辩和紧张思考,集中探讨了政治革命的崇高"目的"与所采取的"手段"之间的矛盾,写出了一场伟大政治革命的复杂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