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庄治理国内研究述评

村庄治理国内研究主要始于20世纪初的＂村治＂实践.新中国成立之前,以梁漱溟、晏阳初、李景汉、费孝通等的著述构成早期研究的经典文献.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学者分别从社会学（含文化人类学）、政治学、经济学和历史学等维度开展研究,形成村庄治理研究的又一次热潮.综合起来分析,早期的研究偏重于实证调研,谋求村庄治理实际问题的解决,纯学理性的理论建构不多;改革开放后则将研究推向多个学科层面,全方位研究村庄治理的各个侧面,不仅注重个案性的实证研究,而且也不乏理论上的归纳和提炼.     

村庄治理中的传统组织与民主建设——以宗族与村庄组织为例

在宗族型村庄,某些自发的非正式组织如村庄、宗族等自治组织按民主—自治的规则治理着底层乡村。虽然其自治结构与运行质量尚是初级的、"原始的",但却表明了农民对民主—自治的内在意愿与实际能力。乡村的宗族等传统组织资源,不仅不是社区公共治理的障碍,相反有可能成为民主—自治的基础。不过,宏观体制与政策,如政府对资源的垄断、不允许农民自组织起来的政策以及乡村治理体制的行政化约束等,都严重地制约着农民的组织和治理能力。因此,要提高农民的组织和治理能力,还应该进行政治上的进一步改革。     

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能人效应"解析

目前,农村专业大户、技术能手等农村"能人"在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发展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凸显"能人效应".国内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发展过程中"能人效应"产生的动力因素、专业合作组织中大农户与小农户之间的合作关系以及"能人经济"运行背后存在的问题是农民专业合作组织中以农村"能人"为主导的组织形式具有其阶段合理性,要求得长期发展,还须逐步完成由"能人经济"向"制度经济"的转化.针对现存问题,应采取相关的对策和建议.     

农村低保福利化的生成与修正：村庄治权视角下的多点民族志分析

对陕南丘村、豫东汝村、皖中桥村的＂多地点民族志＂调查显示,农村低保实践存在自己的人、拉拢的人和体制的人三种福利化类型。农村低保福利化与制度的目标定位发生偏离,源于村庄治权的私人逻辑伸展与公共逻辑萎缩。因此,低保福利化修正需要制度基础的发育以形成村庄治权双重逻辑的均衡。     

日美德公司治理结构比较研究

在当今资本主义体系中,作为共性的社会形态,资本主义国家都存在着制度上的一致性,但就单位个体国家而言,彼此之间的市场经济制度、经济体制和运作模式却存在着相当的差异。美国是以自由市场经济居绝对主导的资本主义国家,日本和德国也是以自由市场经济为主轴的资本主义国家。但是,日德两国在其实际的运作过程中却凸显出了某种脱资本主义的个性化制度特征。尤其是日本,它作为东方后发性赶超式的资本主义国家,在其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上表现出了即不同于美国又有别于德国的个性化的资本主义发展模式。本文通过日美德三国公司治理结构的模式比较,揭示同一社会形态下不同公司治理结构的特征。     

村庄合并后农村社区自治的挑战与对策——基于Q市村庄合并后的G社区的调查

农村社区自治是现阶段我国大规模村庄合并后出现的新的治理方式。它超越了地域边界为基础的村治模式,是以社区居民生活为基础形成的全体社区居民共同参与的自治模式。在治理方式转变过程中,产生了社区性质职能定位、民主选举、社区自组织发展、资产合并等一系列问题和挑战,如何应对村庄合并后出现的新情况和新变化,变"村民自治"为真正的"社区自治",对适应农村社会变迁、探索农村社会自治实现形式、推动农村社会治理有重要的意义。     

论村民代表会议与"先富群体治村"——民主制度建设与精英治理的平衡

"先富群体治村"是近年来基层民主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它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乡村精英治理格局的回归,并与村民自治的原则和实践产生了紧张,折射出民主治理与精英治理两种模式问的张力,矫正"先富群体治村"趋势、消除民主参与的结构和观念障碍,需要在制度建设上着力.在现有的制度框架内,村民代表会议是践行民主治理原则的载体,亦是平衡"先富群体治村"现象的重要机制,但它还需要在实践中不断得到完善与规范.     

农村宅基地有偿取得与土地分利集团的崛起——以浙北D镇为考察对象

村组织是体制性宅基地治理单位,其与宅基地资源治理单位边界的不重合,埋下了宅基地取得过程中权力寻租的萌芽.一方面,乡村经济发展带来宅基地强财产属性;另一方面,村民自治制度实践存在瑕疵,乡镇一级具有强烈的地利谋取冲动,宅基地有偿取得成为乡村治理主线.乡村组织与富裕阶层结成土地分利集团,建立起自上而下的宅基地分利秩序.这带来村庄权力结构的不稳定,挤压了中下层村民的居住权益.无权者为争取生存尊严"出气"式维权,带来了乡村的再政治化及深刻的治理危机.宅基地使用制度改革的决策应正视和保障大众的居住利益.     

土地细碎化治理与农地制度变革——基于桂北F县农村调研

面对日益细碎的农地经营难题,F县农民自发进行了“小块并大块”的土地治理试验,在村社组织、集体经济和国家法律的支持下,他们运用大众动员机制、利益调节机制和公共话语机制完成了土地治理工作,形成了“村社主导,农民主体,大众参与,民主决策”的土地治理模式,显著促进了当地的经济发展.F县土地治理试验对当下农地制度改革的启示是:在保障私人地权的同时,赋予村集体一定的土地调整权力,完善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以此推进农村细碎地权的整合、夯实农村长远发展的基础.     

网格化社会治理:理论逻辑、运行机制与风险规避

网格化治理是当前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主要探索方向,如何认识、理解以及评价网格化治理,将影响到国家基层治理的发展走向。从权力运行的向度建构"纵向权力—横向权力"的分析框架,运用此分析框架,对苏南N镇网格化治理实践进行剖析,结果发现:纵向权力强化的力度大大强于横向权力的扩展与参与,以致这种"权威依赖型治理"会带来社会空间挤压、技术凌驾于价值以及治理目标抵牾等风险,造成基层治理体制内在的结构性紧张。化解网格化治理风险的关键在于将服务功能与管理功能统合起来,加强政府主导下多元主体联动的共治模式,以社区协商促进基层治理公共性增长。     

现实主义与建构主义融合视域下的大数据与风险治理

关于风险,现实主义将其看成是客观存在的社会事实,只有知识精英才能对其进行科学的分析,由此导引出"风险—(专家)评估—治理"治理路径;建构主义则将风险看成是社会建构现象,不同群体对风险的认知不同,由此导引出多主体参与风险治理路径。两条路径在风险治理实践中均存在无法克服的困境,但相互之间具有功能互补性。风险具有事实和建构两个面相,现实主义和建构主义风险观的融合是风险善治的内在需求。大数据的基本特征、数据分析特点和运作过程能有效地满足勾连并融合事实论和建构论的要求。风险治理主导机构应树立大数据治理观念,推进共建共治共享的风险治理新局面。     

基层治理中制度创新的制度化——以浙江新昌儒岙镇石磁村的实践为例

当前中国基层治理中的制度创新大多面临着如何实现制度化的难题.鉴于此,本文的核心问题是基层治理中的制度创新如何实现制度化?或者说基层治理实现制度化需要具备哪些基本条件?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本文对浙江省新昌县儒岙镇石磁村历时五年多的"乡村典章"制度化过程(2004年至2009年)进行案例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一组关于基层治理制度创新实现制度化何以可能的命题.     

构建面向"两型"社会建设的公共治理

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是21世纪的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目标和任务.但关于"两型社会"的内涵、外延和特征理论都未达成共识.本文认为,"两型"社会是一个整体性概念,即将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看作是硬币的两面,其内核是资源环境问题.资源环境问题在理论上是经济学中内部性和外部性转化和消除的问题,实践上则是生态系统承载能力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相容的问题.本文认为,随着"两型"社会推进,为了继续平衡资源环境与经济发展之间的矛盾,人类正在尝试协调和整合两种政府治理环境的模式.但是,这两种模式无论在实践和理论上都呈现出不足;因此,作者提出统筹治理作为新的治理模式和思维方式将综合原有模式的优点和弥补二者缺点,推动"两型"社会建设.     

遭遇社会分化的乡村治理

《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建构了一个大众民主型乡村治理模式——村民自治。这一理想的制度建构是以当初农村社会成员尚未分化的均质性社会为基础的。20年来,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中国农村社会成员逐渐分化,农村社会中出现了多元分层和分派现象。农村社会成员分化导致乡村治理环境的重大改变,成为嵌入乡村治理的新变量,进而对乡村治理结构产生深刻影响。遭遇社会成员分层、分派的乡村治理,在实际运作中形成了独特的多元精英治理结构,从而实现了乡村政治形式的创新。     

陕西国有大企业法人治理结构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

国有大企业在公司制改革中由于公司法人治理结构运作不规范,导致了领导体制方面的矛盾,其主要原因是政府职能转变滞后和公司内部管理混乱,以及缺乏非国有投资主体的参与、法人治理结构不完善等,为此笔者提出了四个方面的对策.     

十八大以来中国腐败治理与廉政建设实践特点透析

文章对十八大以来我国国家腐败治理与廉政建设实践所呈现出的若干特点进行了归纳分析,其中,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反腐败,改革和创新反腐倡廉体制机制,努力"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是十八大以来国家腐败治理与廉政建设的主旋律和突出特点。反腐倡廉过程中强调和重视法治精神以及重视体制机制的改革与完善,表明了我国党和国家在腐败治理思路和模式上的重大创新。     

大学治理的伦理建设路径初探

认为大学治理是集政治、科学管理和伦理于一体的复杂问题;伦理是大学治理的底色,认为大学治理需要伦理道德引领.大学治理的伦理建设首先要将"法治—德治—真理—幸福"塑造为大学的伦理价值目标体系;其次,要推进大学治理的主体伦理建设,构建大学内部治理的多元主体治理格局,确立多元治理主体之间的权责统一关系,保证多元主体有效参与大学决策;再次,要加强大学治理的制度伦理建设,将制度建立在公义基础上,促进大学成员的互信与合作;最后,要以关系理性的思维方式建构大学治理的价值规则,在多元价值之外创造通用的、公共的价值,推进大学的公共价值治理.     

体制转轨、市场治理与产业规制

新制度经济学强调制度之于经济发展的重要性.产业规制作为一种制度安排,其政策的设计、调整和执行等过程充满着难以把握的信息和环境的不确定,这种不确定性在体制转轨的背景下会出现更加复杂的局面.作为市场治理最重要组成的契约,在受经济体制制约的同时也影响着政府的产业规制及其效应.本文在考察新制度经济学有关市场治理理论的基础上,分析了制度不既定条件下的市场治理及其创新,并联系实际对我国现阶段市场治理之于产业规制的影响进行了研究.产业规制的宏微观效应在相当大的程度和范围内取决于市场治理及其制度安排的这一事实,体现了依据制度安捧来研究产业规制效应的理论和实际价值.     

企业工会的“制度性弱势”及其形成背景

我国现行工会组织及其运作模式源于改革开放前的计划经济体制,相对于当前社会利益分化的现实,这种传统的工会组织及其运作模式存在着三方面的“制度性弱势”：即工会组织对行政主管和企业领导的高度依赖;工会组织无法代表职工的利益;集体谈判、集体协商和集体合同制度缺乏集体行动的合法性基础。     

欧洲多瑙河—黑海区域水污染跨国治理经验——以全球环境基金为例

水污染跨界治理是一个典型的公共池塘治理问题,需要有效的制度创新和政策创新.国际流域需要有效的跨国治理机制.全球环境基金选择欧洲多瑙河和黑海地区作为跨国水污染治理的试点区域,其实践运作模式和经验可以为我国协同解决诸多大河、大江、大湖环境治理提供有益的经验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