颍川之堂, 积善之家,秘书之里 ———台湾赖氏源流迁徙及其衍派发展

文章旨在探讨＂姬＂姓＂赖＂氏的源流、迁徙及其衍派发展,一则以彰显本宗先祖开创匪易的历史事实,一则为提倡家族发展的研究,藉以贞定身为中华民族薪火相传,移民为台湾人的主体自觉性格。中华民族由众多姓氏家族组合而成,以孝弟为本,故能敦睦亲和,＂慎终追远,民德归厚＂;其本深固,其源流长,绵延数千年而不衰。由台湾地区一家一族,一地一姓,可以确切明了台湾同胞迁徙与衍派的状况,具有历史传统与地理血缘的主体意识作用与价值。     

孝—社会和谐的基石

《孝经》中记"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一个孝敬父母的人,一定是讲仁义道德,能以和谐的心态和行为处理各方面关系的人。孝道可使自身和谐,家庭和谐,进而达到社会和谐。人人讲孝道,能促进经济发展,"民德归厚",天下太平。     

文明祭扫也时尚

一年一度的清明将至,祭奠亡灵是千家万户的一件大事。对死者慎终追远,“慎终者,丧尽其礼;追远者,祭尽其诚。”所以说,清明祭扫,重在心诚。     

明代士风訾议

士农工商,古称“四民”。士为“四民”之首,社会风气的好坏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于士风的好坏.梁启超《新民说》列了一幅《中国历代民德升降原因表》,以东汉“民德”为最高尚,明代次之,表现为“尚名节”。他所说的“民德”,实际上指士风。所谓“尚名节”,如果指方孝孺、杨继盛和东林党一类人,大致不差。但在总体上,明     

《离骚》“民”字解

《离骚》中的六处“民”字不能一概而论。综合文学史上各家之说，结合全诗意脉，并考之屈原的生平与思想，可知：六处“民”字均可作“人”通释，但所指不尽相同。在“哀民生之多艰”句中偏指屈原自己；在“终不察夫民心”句中兼指朝臣中的善恶两方；在“民生各有所乐兮”和“民好恶其不同兮”二句中均泛指人们、一般人；在“览民德焉错辅”和“相观民之计极”二句中都特指国君。     

“交错体句式”索解

宋陈骙《文则》指出:“文有交错之体若缠纠然,主在析理,理尽而已,……《庄子》曰:‘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夫末始也者。’又曰:‘以指喻指之非指,不若以非指喻指之非指也。’”明祝允明在《罪知录》里说:“文体既立,其状自殊。”他列举了十四种类型。其中,有萦纡缠乱,反复钩连者,指的就是这种交错之体。 这种文字,“看似胡说乱说,骨里却尽有分散,彼因自谓猖狂妄行而蹈乎大方也,学者何不从大方处求之?” (清刘熙载《艺概:文概》)这种交错之体,《庄子》用得最多最成     

“塞因塞用”治则临床应用举隅

人体各脏腑经络若能通畅无阻 ,营卫气血周流不息 ,气机升降有序 ,人则健康无病 ,即如《金匮要略》所言“若五脏元真通畅 ,人即安和”。如发生壅滞不通 ,就形成疾病。对“不通”之证 ,临床多用行气、活血、攻下、利水等通利诸法 ,但这并非是治疗壅滞病证的唯一方法。正如《素问直解》所说 :“但通之之法 ,各有不同。调气以和血 ,调血以和气 ,通也 ;下逆者 ,使之上升 ,中结者 ,使之旁达 ,亦通也 ;虚者助之使通 ,寒者温之使通 ,无非通之之法也。”“塞因塞用”是指通过补益以达到疏通脏腑气血壅滞的目的 ,主要用于脏腑衰弱 ,气血不足所致滞塞不…     

鲁迅论司马迁

鲁迅认为司马迁是“文豪”．“雄于文”的“高手”；《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史家之绝唱”指司马迁在写史形式上的创造与革新；“无韵之《离骚》”指《史记》在内容上的一个特点，主指内容。鲁迅认为《史记》的成因是；家学渊源、社会实践，李陵事件的促使、时代使然。还认为《史记》艺术上“爱赋”、尽小品性能、注重情感力量。鲁迅要求青年读《史记》。     

也谈“变相”、“变文”的“变”

关于燉煌文艺中“变相”、“变文”的“变”字意义,过去曾有好几种不同的解释,例如郑振铎的《中国俗文学史》说:“所谓变文之变,当是指‘变更’了佛经的本文而成为‘俗讲’之意.变相是变佛经为图相之意.”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旧版)说:“变者即佛经演变之意,与俗文之通俗化之义相同.”孙楷第认为“变当非常解”,“歌咏奇异事物的本子就叫作变文.”此外还有人把“变”字当作梵文的音译的.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我认为以“变”为文体变化或演变的解释是用“变”字的普通义来解释“变文”、“变相”中“变”字的特指义,是一种想当然的说法,不一定切当.“变”当非常解,有点儿接     

体育的人性视域与伦理向度

儒家人性论认为,“天人合一”是人的“善”的本体与“诚”的现实相合一的“仁”的境界,人要实现这一点,就必须在现实中做到“尽己之性”、“尽人之性”与“尽物之性”。这在学理上不仅为解释时下体育本体和现实相分离提供了一种理论框架,也为实现“人性体育”本体与“道德体育”现实相合一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路径。     

"仁"、"生"、"理"三位一体的理学形上架构

理学家们把本来具有道德性的孔子之仁与<易传>的生生观念相结合,将此生生不息视为生意、生理,并与人的心性相结合,建立起了"仁"、"生"、"理"三位一体的形上架构,完成了"天人合一"的理论预设.这种建立过程包括了对孔子的同情、<易传>的阐发,包括有佛老的刺激、中医的启发,以及他们自我的体贴和思考等一系列工夫.对这一过程的分析和说明,可以更清楚地把握理学本体范畴的结构与含义,也有利于进一步了解理学的整个体系及其思想价值.     

在“沉默“与“言说“之间——维特根斯坦对“哲学问题“的思考

维特根斯坦对"哲学问题"的思考始终都在"超越"和"现实"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即在"沉默"与"言说"之间:恰如其分地说出可说的,以显示不可说的.这一思路为后世哲学开启了一个新的研究视角--一种区别于传统形而上学和现代科学的新的思维方式.认为哲学也并不意味着找到答案以求安宁,而在于根据不同的时代特征不断地提出新的"哲学问题",这些问题作为人之为人的永恒追求,构成了人的价值意义世界,将与人类同在.     

"落红"与"幽月"--浅议宋词中的言"愁"意象

"愁"作为人们一种普遍的情绪体验,在宋词中经常得以表现。在具体创作中,词人往往借助某些具有特定文化内涵和情感指向的意象进行传达。本文着重指出"落红"与"幽月"二意象来阐释词人的言"愁"情怀。     

叙事学语境中的“自我”与“他者”——浅析福音书的“作者”与“读者”

"作者"与"读者"是叙事交流语境中的重要环节.本文尝试从隐含作者与隐含读者、叙述者与叙述接受者的角度,分析福音书的文本,以此强调其中的意识形态内涵:认信耶稣是基督,耶稣基督向世人传报救赎的好消息,使世人更加笃定对上帝的信仰.这种神学观念的彰显既是福音书的著书目的,又凸显出了其自身独特的综合意识形态特征的审美价值.     

论勇营兵制下的近代粮台

19世纪 5 0年代以后 ,中国军事后勤体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其中传统粮台体制向近代粮台体制的转变是中国军事后勤变革的集中表现。曾国藩在创立近代勇营兵制的同时 ,对传统的粮台体制也进行了相应地改造 ,建立了勇营兵制下的近代粮台体制。本文通过考察近代粮台的产生背景、特点及兴衰历程 ,试图揭示晚清战时后勤体制在走向近代化的过程中所经历的挫折以及所取得的成就     

"兴"与"意境"形成之关系

通过对“兴”在“意境”形成过程中的作用进行探讨,力求正确地、历史地把握“意境”形成过程中所蕴含的丰厚诗学内涵。“兴”在发展过程中所具有的情景交融、不尽之意、形象思维的特征以及佛教中“境”的介入,最终导致“意境”的正式形成。     

试论民族文化的"共振"与"合势"--从民族民间神话的多元一体谈起

文化传统既是一个民族社会发展的成果和积淀 ,又是该民族持续发展的背景和基础 ,因此 ,对少数民族社会未来发展充任着文化动力和文化制约的双重角色。本文从中国族群民间的创世神话、英雄神话、爱情神话、生产神话入手 ,探讨了我国多民族文化的本源与共振 ,以及由共振导致的文化趋合态势 ,进而说明民族文化的开放性吸纳和民族性自强是各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意识条件 ,中华民族在世界舞台的辉煌同样取决于文化的开放性和自主性的再塑造。     

“典型”作为“他者形象”

典型”作为“他者形象”,是后现代主义与中国本土文化的“互为文本”过程的表现,中国当代文学中,典型人物的非中心化“他者”形象,是后现代主义对中心主义二元对立的解构的表现;典型事件向他者视角的演变,在于后现代主义对“元叙事”的消解;典型环境演变成为“平面化的‘他者’在场”,源于后现代主义对深度的消解。与此同时,典型作为他者的文化形态也出现了“泛精英、大众、反精英”形式,通过对后现代主义文化的拆解,能够发现“精英-大众-反精英”的过程也是后现代主义与中国本土文化的“互文”的不同层次表现。     

试析"隘"、"狭"、"窄"的历时演变

本文着重对“隘、狭、窄”三个词,从西周到元明清的历史文献中出现的频率和原因进行考察,并结合它们在现代汉语方言区中的分布,讨论了这三个词的历时替换及其原因。     

“讽诵涵泳”与“叶韵理论”——论朱熹《诗经》诠释学美学诠释方式之二

"兴"恰好是中国古典诠释学美学最具深远影响和意义的范畴,也是<诗经>的本质.对<诗经>的诠释基本方式就在于"讽诵涵泳","叶韵理论"的应用就有利于"讽诵涵泳"的落实 .朱熹美学的真正价值就在于对中国古典诠释学美学的创造性转进与拓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