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法典编撰背景下国际私法法典化立法技术研究

法典化是立法者运用科学的立法技术将现行法律规范进行体系化的重构,以增强法的逻辑性和现代性.作为中国第一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民法典》的内容之庞大、体系之复杂是前所未有的.其在方法论层面所展现的科学逻辑与价值导向值得我国在构建国际私法典时加以借鉴.因此,在回顾国际私法立法论发展过程、明确法典化的立法选择的基础上,国际私法法典化应当充分吸收民法典立法技术的先进性.从合理规划的立法进程、精准简洁的立法语言、科学优化的立法结构等方面出发,推动国际私法的立法走向包含管辖权、法律适用以及送达与判决的承认与执行等程序性事项在内具有完整逻辑体系框架的国际私法典.     

论经济新常态背景下经济法综合立法的发展

时下,经济法立法中存在着阻滞综合立法发展趋势的“碎片化”现象,该问题已经引致了经济法实践和理论层面的困境。为克服此困境,经济法立法应立足于经济新常态背景下综合立法的发展趋势,把握全面依法治国为促进经济法立法的“体系化”提供的机遇。在此过程中,经济法综合立法将实现从各子部门法的小综合到《经济法纲要》的大综合,从囿于经济领域硬法的制定到经济领域的硬法与软法协同发展,从经济法律体系到经济法治体系的演进,从实践中的综合立法到理论上的综合立法的跃升。     

对知识产权未在《民法典》独立成编的检视与反思---论知识产权法体系化与《民法典》的连接*

知识产权是私权，是民事权利的重要组成部分，理应在民法典中得到体系性的安排。然而，由于目前知识产权本身的体系化尚未构建成熟，以致我国现行民法典无法实现私权体系化的立法目标。从长远看，经历了碎片化、类型化研究后的知识产权，实现其自身体系化具有发展上的必然性。然而现有的“先入典后成典”策略或单独“成典”策略，因其逻辑及实践上仍有待商榷，故不适合指导我国知识产权体系化与民法现代化的前途。依可行之见，我国未来知识产权体系化的构建应依现行《民法典》第123条规定，以其自身体系化、法典化为先行，然后再图谋“成编入典”的现代民法私权体系化大局。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婚姻家庭制度的回顾与展望

中国共产党建党至今已一百周年,在党的领导下,中国在经济、文化、法制等各个方面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作为关系着每个人切身利益的婚姻家庭制度也在朝着体系化、制度化、科学化的方向不断发展。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婚姻法》到《民法典》婚姻家庭编,不同时期的婚姻立法不仅仅回应了时代要求,也向我们展示了我国婚姻法在立法理念和制度建构上的极大提升。     

试论民法与商法的关系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制定势在必行,制定民法典,使民商法体系化,必涉及民法典立法体例和民法与商法的关系问题。本文例举了一种关于民法与商法关系的不同论述,并阐述了笔者的个人观点,认为民法与商法的关系是基本法与补充基本法的单行法规之间的关系,制定民法典应采用民商合一的立法体例。     

知识产权客体兜底规范的内在关系及适用逻辑——以《民法典》第123条与《著作权法》第3条的适用为分析视角

《民法典》对知识产权客体类型的立法取向秉持法定主义立场，而现行《著作权法》对作品类型的规范选择却经历了由“作品类型法定”到“作品类型开放”的重大转变，致使两法客观呈现权利客体类型开放与封闭的立法模式差异。实践中应揭示这种假性矛盾的本质，厘清私权部门种属概念间错位类比的逻辑误区，明确过渡性知识产权基本规范对各知识产权单行法特殊性问题的解释缺失，以《民法典》与《著作权法》之间互为“表里”的“隔代”调适关系为逻辑基础，支撑知识产权客体相关规范在司法适用中的实践展开。即以作品类型扩张的现实表现和法律解释经验为起点，以民事私权的价值理念为根基，秉持审慎开放、体系化解释和司法确认优先原则，在具体案件中依照知识产权权属定位、著作权权属定位、作品类型定位的逻辑层次，在权利客体兜底款项启用时严格把握相对开放的审慎裁判思路。     

论我国商事立法模式的选择

随着民法典草案稿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民商立法体例的问题再度引起学者的关注.十多年来,围绕民法典的制定,民商法学界在对中国民法法典化问题展开深入讨论的同时,对商法在我国法律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尤其是商法与民法的关系以及我国商事立法模式的讨论也日益热烈.     

论德国和苏俄民法典权利能力含义的区别

在现代民法上,人格和权利能力是两个表示权利主体资格的概念,学术界对这两个概念之间关系的认识存在分歧,存在一致说和不一致说。导致分歧的根源在于对我国立法实践和理论研究产生巨大影响的《德国民法典》和《苏俄民法典》的权利能力含义不同。《德国民法典》的权利能力只有单一含义,即成为民事权利主体的资格,而《苏俄民法典》的权利能力有双重含义,即成为民事权利主体的资格及享有具体民事权利和承担具体民事义务的资格。     

论我国民法典编纂对《海商法》修改之影响

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编纂民法典,将对《海商法》修改的理论基础及修改时机产生影响,涉及民法与海商法、未来的民法典与《海商法》以及民法典编纂与《海商法》修改三组基本关系。未来的民法典与《海商法》之间属于一般法与特别法的关系,基于立法内部协调原则和特别法优于一般法规则,要求《海商法》尽量与未来的民法典协调。《海商法》应当作出适时修改,但应充分考虑到对民法典编纂的原则、体系和内容的预见。     

《民法典》引入民间法解决刑事纠纷的调适功能研究

《民法典》规定的"公序良俗"原则,是民事主体从事一切民事活动的根本底线,是国家法立法和司法的重要原则。把民间法引入刑事司法审判活动,是推进实施《民法典》的现实需要。在《民法典》与民间法解决刑事纠纷的调适原则方面,凸显了核心价值观调适刑事纠纷解决机制的指导原则,民间法在刑事司法适用中的价值原则,《民法典》在刑事纠纷解决中的调适原则,坚持刑事审判中信息公开公正的原则。在《民法典》与民间法解决刑事纠纷的调适功能方面,彰显了《民法典》与民间刑事习惯法具有适用的契合性,强调把民间法引入刑事审判实践是一种有效机制,注重在司法裁判中坚持"德主刑辅"的法治理念,倡导民族地区立法和基层法院主动适用民间法。在解决刑事纠纷的现实路径方面,强调发挥公序良俗对刑事司法的调节补充作用,重构大数据背景下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司法体制,重视法典化背景下司法实践对利益衡量的适用,主张探寻建立刑事纠纷多元解决机制的现实途径。     

京津冀协同发展下装备制造业产业升级研究

随着京津冀协同发展、“制造业2025”等国家战略的提出,京津冀地区装备制造业亟须实现产业转型升级。在要素禀赋视域下,构建了三产品-两阶段的HO模型,根据制造业子行业要素禀赋与行业产出的关系,将子行业按照要素禀赋分为两个组合,并进一步聚合划分了劳动密集型、过渡型和资本密集型行业。运用似无相关回归模型,对京津冀装备制造业8个子行业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得出京津冀地区装备制造业8个子行业中有3个子行业处于过渡行业阶段,5个子行业处于资本密集型行业阶段,并没有劳动密集型行业。最后,从完善行业要素禀赋结构、实现“三链”融合、促进装备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融合等方面提出了京津冀地区装备制造业产业升级对策。     

辽宁高端装备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的灰色关联分析

高端装备制造业是新时期辽宁重点发展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之一。现代服务业的加速发展是高端装备制造业发展的重要依托,二者协调发展对辽宁“十二五”时期经济发展具有巨大的带动和引领作用。采用灰色关联法对2004—2010年辽宁高端装备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的关联程度进行分析,得出二者具有较高关联的结论,并据此提出相关思考与启示。     

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对辽宁省装备制造业竞争力的影响

为研究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对装备制造业竞争力的影响,在对辽宁省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发展现状进行对比分析的基础上,采用多元回归法进行实证研究。结果显示,辽宁省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整体上对装备制造业竞争力有提升作用,但细分行业的作用有一定差异。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对装备制造业所有分行业竞争力都有很大的提升作用,只对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的促进作用较小。金融业对装备制造业竞争力的推动作用最为显著,只对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的作用为负。科学研究和批发零售业对装备制造业所有行业竞争力的影响都不显著。     

基于DEA-Malmquist方法的装备制造业自主创新能力评价

装备制造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产业,影响和决定一国制造业的基础和核心竞争力。十九大以来,我国制造业的重要发展方向就是不断创新、加强与国际接轨力度。基于2006—2015年我国装备制造业的面板数据,构建DEA Malmquist模型测度各类装备制造业在各年份的自主创新能力,以为装备制造业自主创新能力的综合评价提供一条新途径。研究结果表明：我国装备制造业技术创新整体呈上升趋势,每年以8%的比率增长;从TFP指数分解来看,2012—2013年、2013—2014年这两个时间段的TFP指数呈不稳定增长态势,先快速增长之后快速下降;对7类装备制造业子产业的创新能力测度发现,除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的创新效率指数M小于1外,其余产业均保持良好的发展态势,大多数子产业的 PTEC与 SEC值都等于1或趋向于1,纯技术效率变化以及规模效率的变化对装备制造业子产业创新能力的促进作用并不明显。     

产业集聚对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基于长短期行业异质性视角的经验分析

采用2006-2015年制造业行业的面板数据,从行业异质性视角入手,运用广义最小二乘法和变系数模型,实证检验了产业集聚对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差异化影响效应、异质滞后效应、异质交互效应以及异质短期波动效应。研究表明:多数行业的产业集聚显著地推动了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但部分行业的影响效应并不显著甚至呈现出负相关关系。这说明产业集聚并不是在所有行业都表现为规模效应,部分行业的拥挤效应超过了规模效应。从滞后效应来看,每个行业随着滞后期的增加表现出异质性的变化规律:正（负）向效应逐渐增强、逐渐减弱、先增强后减弱、先减弱后增强、一直不显著等。从交互效应来看,企业平均规模越小的行业越容易从产业集聚中获取正向效应;大部分行业的国有产权和资产专用性都在一定程度上对产业集聚的绿色生产率效应的发挥产生了抑制作用,但少数行业与之相反,如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医药制造业等,这些行业的国有产权和资产专用性反而发挥了正面效应;在短期内,大部分行业的产业集聚并不能有效推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只有纺织服装鞋帽制造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和专用设备制造业的产业集聚的短期效应显著;从长短期效应的对比来看,大部分行业的长期和短期效应呈现出差异化特征。因此,政府在制定集聚政策时不应该忽略不同行业的差异,对所有制造业行业采取"一刀切"的集聚促进措施,而应根据不同行业的具体影响规律和所处的集聚阶段,制定有针对性的,动态调整的集聚政策。     

辽宁装备制造业物流体系规划研究

物流体系的有效规划可以提高物流的运行效率和水平,使其更好地为装备制造业服务。在分析辽宁装备制造业与物流业供需匹配情况的基础上,确定辽宁装备制造业物流体系的功能定位,据此建立功能结构模型,并根据该模型设计辽宁装备制造业物流体系的框架结构,包括战略目标体系、物流设施空间布局体系、物流信息网络体系、物流标准化体系、物流技术装备保障体系以及物流政策与组织运作体系,以期为辽宁装备制造业物流体系规划提供参考。     

辽宁装备制造业竞争力的比较分析

本文运用主成分分析方法对国内30个省、市、自治区的装备制造业的竞争力进行综合比较,从中发现辽宁装备制造业中各类行业在国内都具有一定的规模竞争力,但是普遍缺乏效益竞争力,其中通用设备制造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和专用设备制造业三大行业具有相对优势,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它电子设备制造业和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两大行业具有相对劣势,针对这一分析结果本文提出了相应建议。     

“十二五”时期辽宁产业发展战略研究

产业升级是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客观要求和实现方式。客观分析辽宁“十一五”规划执行以来的产业发展状况,总结问题和经验,针对当前和未来的经济发展形势,准确判断辽宁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立足国家建设和东北振兴提出的新要求,提出“十二五”期间辽宁产业发展的战略定位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装备制造业和国家新型原材料核心基地,东北地区对外开放门户,高技术及其产业发展领先区,沿海经济发展的新增长区,老工业基地全面振兴示范区,指出产业发展重点应集中在装备制造业、高技术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生产性服务业,为辽宁“十二五”期间产业发展指明方向。     

辽宁省装备制造业效率分析

运用2001—2014年27个省市的面板数据,使用DEA模型中的BCC模型和Malmquist指数法对辽宁省装备制造业及其细分行业的综合效率和全要素生产率(TFP)变化进行分析。结果表明:辽宁省装备制造业更多依靠规模和数量取胜,而非产业发展质量; 近几年来辽宁省的要素使用效率有一定的提升,对劳动投入的利用水平低于资金投入; 辽宁省装备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动主要是由技术进步引起的,技术效率的变动起的作用相对较小,但近几年全要素生产率的下降则主要是由技术效率变动的下降引起的,而这种下降主要是由于纯技术效率的下降引起的。     

江苏制造业主导产业选择研究

基于主导产业特征和江苏制造业发展的国际国内背景,根据产业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关联效应、比较优势、就业功能和技术密集度等基准建立制造业主导产业选择的指标体系,然后综合多指标因素,采用层次分析法对江苏制造业主导产业进行选择,最终确定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通用设备制造业和纺织业为江苏制造业的主导产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