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智、量智与涵养--熊十力量论的思想内涵与理论推衍

熊十力的“新唯识论”最初写作构思中包括境论、量论两部分,大致相当于现代哲学中的存在论与认识论.熊十力没有写出关于量论的系统性著述,但他终生都在思考量论问题,已经形成了实质性的量论体系,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内容:证悟本体的性智,以性智统摄量智的明体达用,以涵养工夫实现本心呈现的即用见体.与其存在论上的体用不二、翕辟成变相一致,在认识论上,熊十力把证悟本体的性智落实到量智的发用流行和涵养工夫上,形成了认识论意义上的翕辟成变,从而在借鉴中国、印度、西方三方面智慧的基础上建构起了自己独特的量论体系.     

熊十力“量论”思想研究综述

熊十力以开出知识论为核心内容的《量论》没有成篇,留给后世一个待解的谜团。在熊氏的著作中对＂量智＂和＂性智＂以及与此相应的科学和玄学的论述与《量论》息息相关。学者们对熊十力《量论》的探讨,使熊氏在开出知识论以融通科学与玄学方面所做的工作得到了更为深入的理解。     

心学与理学在现代的分歧

从陆九渊与朱熹的分歧开始,心学与理学的纷争就没停息过,并在现代学术发展中延续着。冯友兰以“底”和“的”的区分来标志真际和实际,认为有真际的宇宙之心,而没有实际的宇宙之心,这就把心学问题变成了一个逻辑问题;熊十力则想要以性智统量智,在证会本体的基础上建立科学,这是以心学统理学。现代人对心学与理学的理解不可偏颇,心学挺立主体、提倡自由,理学注重文化、倡导实践,二者相互需要。     

熊十力“断染成净”说与牟宗三“良知坎陷”说的比较

儒家传统的内圣如何开出科学民主的新外王是现代新儒家的重要理论之一,从熊十力到牟宗三,都对此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但两人的致思进路并不相同。熊十力"断染成净"说借鉴了佛教唯识宗的理论,以性智为体、量智为用,经过纯理智的修养过程,达致"性智全显"的境地,儒家传统的内圣由此开出科学民主的新外王,体现了体用相即的致思进路,这一理论在他自己的哲学体系中是比较圆融的。而牟宗三则另辟蹊径,提出了"良知的自我坎陷"说,认为良知本体需要经过自我的坎陷,才能开显出"纯粹知性",也即是科学和民主,牟宗三的这一理论引起学界较大的争议,多认为这一理论存在着缺陷,其原因就在于牟宗三没有完全继承熊十力的体用相即的方法。     

知识论与哲学——评熊十力对西方哲学中知识论的误解

熊十力的哲学就是要在哲学和知识论之间划界 ,认为哲学的范围就是本体论 ,知识论不在哲学的范围之内。本体论讨论的是终极实在的问题 ,讨论的方法是直指本心的性智。而知识论是向外追求 ,其方法是分析思辨。因此知识论不同于哲学 ,它应属于科学的领域。熊十力这一看法是对西方哲学中知识论的误解。西方哲学的知识论讨论的核心问题虽与本体论有所区别 ,但在本质上仍然是一脉相传的。本体论关心终极的实在 ,知识论则关心我们是通过什么途径或什么方法才能达到终极实在这样的问题 ,其方法并不是纯粹向外追求。然而熊十力也正确地看到了西方哲学中的知识论并不能使人达到实在     

知识论与哲学－－评熊十力对西方哲学中知识论的误解

熊十力的哲学就是要在哲学和知识论之间划界，认为哲学的范围就是本体论，知识论不在哲学的范围之内。本体化讨论的是终极实在的问题，讨论的方法是直指本心的性智。而知识论是向外追求，其方法是分析思辨。因此知识论不同于哲学，它应属于科学的领域。熊十力这一看法是对西方哲学中知识论的误解。西方哲学的知识论讨论的核心问题虽与本体论有所区别，但在本质上仍然是一脉相传的。本体论关心终极的实在，知识论则关心我们是通过什么途径或什么方法才能终极实在这样的问题，其方法并不是纯粹向外追求。然而熊十力也正确地看到了西方哲学中的知识论并不能使人达到实在。     

荀子思维方式中的直觉性特征考察

通过对荀子思维方式进行分析、研究,发现思维直觉性是其思维方式中的重要特征,现从以下四个方面加以论述。 一、直观体验:“天官意物” 世界是否可以认识?这是任何哲学必须首先问答的问题。荀子明确地回答:“凡以知,人之性也;可以知,物之理也。”承认并肯定人具有认识客观事物的能力,客观事物也有被认识的“理”,即规律。人之所以能够认识客观事物,就在于“所以知之在人者谓之知。知有所合谓之智。所以能之在人者谓之能。能有所合谓之能。”指人的主观认识能力与客观对象相接触就出现认识与智慧,形成了人的主     

辛亥革命与熊十力的哲学创构

熊十力在辛亥革命前后的近20年间曾经是一位革命志士和政界人物,辛亥革命以后政界以及社会普遍的道德堕落导致他彻底弃绝政界、疏离社会而沉潜于书斋,通过平章儒佛而创构了一个以"新唯识论"命名,以体用、翕辟、心物、本心、习心、工夫、性智、量智等范畴架构的道德形而上学体系,这一哲学体系的旨归在于将社会人生导向真实而至善的境界,由此反映了熊十力对于社会人生的忧念。平章儒佛诚然是熊十力创构哲学体系的必要条件,但辛亥革命导致其疏离社会则是熊十力创构哲学体系的更具前提性的必要条件。熊十力生平思想的转变及其哲学创构的启发意义是,任何社会运动都应该指向世道人心的良善,否则就不必是可欲的,就不免受到当时或后世的批评。     

当代新儒家对西方哲学的回应

当代新儒家是继先秦儒学与宋明理学而起的第三波,其主要任务是对强势的近代西方哲学挑战的回应.五四运动倡全盘西化,引致新儒家之反弹.张君劢挑起科玄学论战,对西方哲学的理解与批评既不周延也不称理.第二代新儒家唐君毅、牟宗三起于抗战,精神上虽承继第一代的熊十力在“量智”之外挺立“性智”,在表述上却由西方哲学如康德、黑格尔转手.迥异时流之无体、无理、无力,由内在体证超越,挺立道德主体与认识主体.1958年元旦,4位流亡港、台、海外的学者: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张君劢签署《中国文化与世界宣言》,坚持“道统”维护传统的精神价值以供奉于世界,开拓“学统”与“政统”以吸纳西方的科学与民主.第三代新儒家刘述先、杜维明更与时推移,唤醒全球意识,通贯古今中外,体现“理一而分殊”,存异求同,多元互济,才能对人类与地球的永续寄予无穷的希望.     

儒学的传承与开新——以熊十力释"理"为例

熊十力对"理"的诠释,反映了他从儒学开出新外王的强烈而虔诚的愿望和理念,也展示了他在哲学上的卓越创造力.熊十力认为"理"应具有的本体之性有三--实有、至足、创生,三种本体之性又可以内在地推演出三种"末用义"--科学、民主和权宜,从而理论上实现了"儒学开出外王"之理想.在学术意义上,熊十力对"理"的诠释,不仅是对宋明儒"理"观念的综结和超越,而且彰显、发扬了"理"的积极元素,尝试性地开出了儒学的新统.对于儒学乃至中国传统哲学的现代转型而言,所有这些都极富启示性意义.     

民国时期熊十力与船山学研究

熊十力的《心书》（1918）、《新唯识论》（1944）、《读经示要》（1945）等著作既反映了熊十力对王船山的学术思想的认识历程,也大体反映了民国时期熊十力对王船山学术思想的研究情况。《心书》所论王船山学术是熊十力早年思考人生与哲学关系之时对船山“道器一元”论的初步体悟;《新唯识论》则以“翕辟成变”说对船山易学之“乾坤并建”等宇宙观有继承有批判;《读经示要》以“尊生”“明有”“主动”“率性”四说对王船山学术及精神进行了总体评价,其有认同王船山学术之处,也有不认同之处。总之,因熊十力的哲学宗主、宗旨不同,其为学之道与王船山也就同趣异旨。     

费耶阿本德科学哲学思想综述

保尔.费耶阿本德是当代西方最有影响的科学哲学家之一,他的科学哲学思想与西方其他科学哲学家相比有着鲜明的特色,被称为“当代科学哲学中最大的异端”。他属于历史学派,反对科学沙文主义、经验主义、证伪主义、理性主义等,并提出了“无政府主义认识论”、“韧性原理”和“增殖原理”等科学发展模式理论,他认为他的任务乃是宣告科学哲学的终结,成为科学哲学的送葬人。     

方以智“均”、“易”哲学关系探析

方以智“均的哲学”与易学思想相通。他认为“均”亦具“易”之“变易、不易、简易”的特点,“均的哲学”直接来源于易学,是对易学的利用和改造。方以智的易学具有家学渊源,在论述“变易”与“不变”关系时,充满了辩证思维。他对“生生之谓易”的发挥,远比前人深刻。     

现代儒家文化的传统与创变——以熊十力本体论为视角

现代新儒家自兴起以来,一直以应对现代化困境和复兴中华文化传统为己任。这种复兴与应对,会通中西,融贯今古。作为“中国传统哲学与现代性”研究的一部分,以熊十力为例,借剖析其哲学特色,可以探析中西文化的异趣。熊十力发挥了《周易》“生生之谓易”的精神,对比柏格森看待“生命冲动”的解读,在本体论与方法论上别开生面。现代新儒家立足中西文化交流,以彼此之优长互补彼此之偏,救时代之弊。熊十力哲学以儒学生命之“本”融贯了现代性的要求,从而实现儒家精神的返本开新,成为儒家文化现代化尝试的开篇之作。     

辩证视域内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性与价值性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科学还是一种对世界的价值掌握方式?对此,学术界有两种非此即彼的观点:或者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科学而不是价值掌握方式;或者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种价值掌握方式而不是科学。问题的症结在于没有厘清其科学性内涵,明示其价值性意蕴。言之其“科学”要旨为实证科学,言之其“价值”要旨为主体性及其超越性。在思维方式意义上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科学思维与价值思维的辩证统一。     

梁漱溟、熊十力、冯友兰论哲学特质——早期新儒学的思想特点

新儒学在20世纪20年代产生,其早期思想奠定后来发展的核心,其中,梁漱溟、熊十力、冯友兰提供了主要的思想框架,梁漱溟从中西印思想的比较中得出了中国哲学的特质,熊十力进一步将之归为哲学本身的本体论特质,并认为这一特质只为中国哲学所体认,冯友兰进一步从哲学与科学的不同肯定了哲学的特质。三大家的思想对于新儒学的思想形成具有根本性的贡献。     

论苏格拉底的理性伦理学

苏格拉底在哲学史上的贡献不仅在于他恢复了古希腊理性主义精神,更在于赋予理性以实践（道德）意义。苏格拉底的出现,使哲学的研究对象从“自然”转向“自我”。苏格拉底之哲学堪称“理性主义的伦理学”,他首次将伦理学纳入哲学视野,提出了“德性即知识”的理性主义命题;同时为寻求真正的伦理学知识,他提出了“是什么”的科学思维范式,奠定了西方人的基本思维模式,极大的推进了科学与文明的进步。     

弗立茨·毛斯纳的语言批判论

毛斯纳的“语言批判”是近代最反动的一种资产阶级“语言哲学”。在许多根本问题上,毛斯纳的“哲学”是反马克思主义的。他认为人类语言并不能反映客观现实,因此否定语言作为人类认识客观世界工具的作用;他不承认语言中的词是客观事物和现象本质的概括,即不承认词的内容是标明一般概念的,硬说词没有一定的意义,因此否定语言作为人类最完善的交际、交流思想工具的作用。否定了语言在人类认识世界和社会交际中的巨大作用,他就主张根本取消语言,使人们永远保持“沉默”。他否定了语言是人类社会里客观存在的东西,即否定了语言的物质意义,认为“语言只是语言的应用”,“只有发音器官的暂时运动是真实的”,因此语言被他看成只是一种“抽象观念”。关于语言与思维的辩证关系,他也采取否定的态度,把二者归结为“同一的行为”,并同时否定语言与思维是人类认识世界的工具。他认为研究哲学最重要的工作即是对语言进行“批判”(当然也对思维进行批判,因为在他看来二者是同一的),他所谓“批判”意思是否定、取消,而他之所以这样主张,正是为了证明他的“人们永远不能认识世界”的不可知论。毛斯纳的“语言哲学”的最荒诞之处还在于他不得不打破他的“沉默”而运用语言来进行他的“语言批判”。魏勒的这篇文章比较系统的介绍了毛斯纳的“语言哲学”,在编译当中,我们刪去了少数无关重要的部分。     

真理概念与先秦哲学--与陈汉生(Chad Hansen)先生商榷

陈汉生(ChadHansen)认为,先秦哲学中未将句子与其他词项区分开来,也未意识到它们之间的差异;先秦文献中没有相对于句子的所谓“语句信念”,而只有相对于字词的所谓“词信念”。先秦哲学中所谈论的心在陈汉生看来,是个具有各种区辨能力以及具有指导人的行为之作用的官能。对他而言,先秦所谓的知识就是技能之知,因此既不涉及信念也与真理概念无关。基于上述看法,陈汉生认为真理概念在先秦哲学中不扮演任何角色;他有时甚至宣称先秦哲学中没有真理概念。以语言哲学、知识论与心灵哲学的角度,去检讨陈汉生此一不同寻常的看法,就会发现,陈汉生没有理由去认为先秦哲学中未区别或意识到句子与其他词项的差异;先秦哲学中不但有语句信念,而且陈汉生以区辨能力与技能之知来解读先秦哲学中的心与知识的做法,也不足以避开信念与真理概念。因此陈汉生的不寻常的看法是不成立的。     

论熊十力的哲学观与儒学观

何为哲学?何为儒学?对此问题的基本看法构成了熊十力的哲学观和儒学观。以体用论重建本体论,是熊氏哲学最重要的原创性贡献,而“哲学只有本体论”的哲学观乃是熊氏哲学的原点。熊氏指出西方哲学将本体抽象为现象之外的“独存”,使本体和现象被割裂为“两重世界”。与此不同,中国哲学是不离“发用”而反求实证本体的哲学,故是一种可以避免重蹈西方哲学孤悬本体之覆辙的“真哲学”。他认为中国哲学既重反求实证又“不遗理智思辨”,故中国哲学“当为哲学正宗”。尽管中西哲学各有所长,但未来哲学应将西哲重思辨与中哲重实践的意趣加以结合,发展出“融思辨以入体认”的“新哲学”。这些观点表明熊十力的哲学观与其儒学观有密切关联。熊氏儒学观反映了其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态度,并成为熊氏哲学建构的原动力。中晚期熊氏的著作《读经示要》和《原儒》对以孔子儒学为代表的传统文化作了整体考察,虽然某些具体观点不免逸出了学术史的历史范围,然而他面对近代中国的制度和文化的双重危机,意在力挽中华文化将倾之危局,通过由历史以见价值、由价值反显历史的方法,提出儒学始终是“一个仁的系统”的重要观点,对传统文化作了充分的价值肯定,显示出其哲学的时代性以及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