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路与山西棉业的发展：1907～1937

铁路运输的发展促进了棉花商品化发展,拓展了种植面积,推动了种植结构的变化,商业性农业区也初步形成,这对于山西农业近代化的意义殊为明显。旨在探讨铁路交通在近代山西棉花产业中的重要作用,由此管窥铁路交通与山西农村社会变迁之间的内在联系。     

乡村振兴语境下的农村集市功能变化研究——以内蒙古N旗G村集市为例

在乡村振兴政策背景下,新农村建设的日新月异给农村集市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在乡村文化与经济的发展中,农村集市作为重要的载体,集中体现作为传统文化和道德伦理的乡俗民约的丰富内容,而这些乡村民约正是乡村振兴的一种精神根基。在乡村振兴发展中,需要集市发挥其经济效能,融合多种因素的载体可以更深刻地提高乡村振兴的能力与水平,所以应该充分利用农村集市这一有效空间,为农村建设助力。     

商部——农工商部与清末棉业的改良

清末商部--农工商部成立后,大力提倡棉业改良,制定和采取了一些较为现实的改良措施,使清末棉花生产无论在产量上还是质量上都有所提高.当时机器纺织业的兴起、市场需求的扩大、国际竞争的压力、清廷农业政策及改良棉业舆论,是推动棉业改良的前提条件.而在商部--农工商部主持下,棉业改良取得的可观成效,又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近代机器纺织业的发展、棉产品商品化的提高及农业种植结构的变化.     

试论元代制棉业的经济地位和作用

农业是立国之本 ,元代统治者为了巩固其封建统治 ,改善经济状况 ,颁布了许多益农法令 ,特别是对制棉业给予大力扶持 ,使得棉织生产成为元代的支柱产业。要想全面了解元代农业和纺织业发展史 ,绝不可轻视元代制棉业的经济地位和作用     

民国豫北植棉业的增长及其特点(1912—1936)

民元以来,具有悠久植棉历史的豫北借助华北铁路网的形成,改良棉种,改进技术,植棉业迅速发展,棉花商品化程度不断提升,对豫北地区商业和近代机器棉纺织工业发展有重大影响。棉花种植在宋元初即有江南传入豫北,而豫北也在近代成为河南植棉业发展最为兴盛的地区之一。民元以来豫北植棉业的发展情况如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它呈现哪些不同与过去的时代特点?本文试图以民国建立到抗战前豫北地区的棉花种植为例,作一探讨。     

民国江西农村集市的发展

20世纪前30年,江西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直接推动了江西农村集市的发展.这时,江西农村集市的商业设施普遍增加,商品吞吐规模不断扩大,集期有了明显的缩短,已出现了专业性集市,集市的布局日趋合理.农村集市的发展有力地促进了当时江西农村经济的发展.     

清末民初信阳地区集市的发展

甲午中日战争后,随着铁路的修筑,资本主义的入侵,信阳地区的区位优势得以彰显,商品经济得到迅速发展,集市贸易也日渐兴盛。这一时期信阳地区呈现出商贸日盛、集市店铺林立、商品结构多样化、对外贸易频繁的景象,集市发展由传统向近代转变,逐渐融入近代意义上的市场体系之中。文章通过对清末以来信阳地区集市发展状况进行探究,探寻信阳地区集市由传统到近代的发展轨迹,为促进信阳地区城乡发展提供一些经验和借鉴。     

1929—1937年陕西植棉业的发展及其影响

陕西省棉花早有种植,清末就已开始进行植棉业改良。1929年以后,中央和地方政府采取的一系列措施使陕西植棉业取得了较大的进展,这对于减少陕西鸦片种植、改变社会风气,促进陕西农村经济发展、提高农民收入,为中国棉纺织工业的发展以及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海外贸易与近代江南乡镇民营经济的发展——以棉业为例

棉业是江南历史上重要的支柱产业,近代以后尤其是20世纪,江南棉业海外贸易日益繁盛。海外贸易对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和近代化进程的作用与影响是复杂的,全球性商品竞争和西方文明的刺激使得江南乡镇民营经济遭遇困境,面临危机和挑战,同时也获得了发展的机遇。江南乡镇民营经济的遭遇和命运显示,近代社会发展的原动力既有来自海外贸易带来的挑战和示范,也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内在逻辑和独特内涵息息相关;近代中国的经济发展同时并存着多种路径,难以运用欧洲经验的普遍原则予以阐释。     

国际背景下的近代中国棉业危机——以民国初年长江三角洲为例

近代以来尤其是19世纪末以后,长江三角洲传统棉业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从国际贸易的视角来看,外棉走俏长江三角洲市场;原棉品质日趋低劣,市场需求渐趋萎缩;原棉产量不稳,外棉乘势猛增;交易流通繁杂无序,纱厂青睐外棉;税收政策利于外棉倾销。这些因素使得长江三角洲的传统棉业遇到了前所未有的猛烈冲击,国产棉必须随势改良。这种传统产业的转型动力来自于西方冲击下的危机和挑战的历史事实。     

发达地区乡村管理公司化的构想

受中国经济强村所走的社区集体经济企业化发展之路的启发,针对中国现有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形式的缺陷,提出了在发达农村通过管理公司化联合农户的构想。认为乡村公司有利于进一步增加农民收入和农业收益,使农村基础公共产品的受益对象明确化,有利于农村公共产品的建设和维护,进一步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有利于农业吸引人才和“更多的资金来源和投入”,有利于改变政府与农村合作经济组织不分的状况。并对乡村公司的机构设置及其建立条件进行了初步探讨。     

南京国民政府乡村社会不动产典赎案件审理研究(1927—1937年)

为适应乡村社会典赎流行和经济发展之需要,南京国民政府不仅对不动产典权制度作出了设计,而且治下法院对此类案件进行了审判。这一设计虽体现出不切实际的预先设置,但也体现出为适应社会变迁而作出的某些调整和对社会贫困阶层的道德关怀。更为重要的是,在具体审判中,南京国民政府治下法院不仅按照法律规定的原则对乡村社会不动产典赎案件进行判决,而且灵活地作出了较为合理的安排。     

浅析重庆城市园林集市的现状与发展

城市园林集市是指在城镇内专门用于从事园林商品贸易活动的地方,可分为两种类型,即固定场所和定期交易。对重庆现有的园林集市进行调查,对其现状及存在的问题予以分析,并寻找有效解决问题的措施,且对园林集市今后的发展方向提出相关建议。     

1949—1978年白洋淀地区人水关系的重构

1949—1978年间,白洋淀地区气候大致以1965年为起点由多雨趋向干旱,人类活动叠加其上加剧了水环境变迁。其间人水互动可分为3个阶段:1949—1957年间,社会主义集体力量在抗灾自救中得到群众认同,人水关系走出传统观念的束缚;1958—1965年间,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在1963年8月大洪水中进一步发挥,但是“大跃进”也使淀区水环境发生质变;1966—1978年间,工业污染、连续干淀,人水关系开始探索如何向工业化转型。总之,在马克思主义地理学理论指导下,学习借鉴苏联的理论和实践,与工农群众结合,通过 “实践—理论—实践” 的工作方法,探索构建了人水互动的社会主义模式。运动式、急于求成是期间最大的不足。     

民国时期北京产科接生群体的规训与形象建构(1912—1937)

清末民初以来,中国的妇女生育逐渐经历了一场基于西医知识体系的医疗化过程,这是中国社会近代化的组成部分。然而,相比于关于这一时期中西医的一般论争,西医在产科医疗领域主导地位的确立以及相应的医疗新秩序的建立,较少受到学界的关注。文章以产婆的规训和被污名化作为具体切入点,探讨西医的宣传者与捍卫者在与传统中医竞争过程中所采取的知识或社会策略,认为西医知识系统在产科医疗领域的确立,很大程度上并非依赖于其知识和技术的“先进性”,而更多的是社会和文化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1917～1937年山西棉政的实施与绩效

1917～1937年间,山西省积极推行棉政,其实施大致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1917～1933年)由省政府倡导植棉;第二阶段(1934～1937年)在棉业统制委员会统制下综合解决棉业问题.经过此20年的努力,山西棉业取得了一定成绩,如棉花品种得到改良,棉田面积大幅度扩展,棉花产量增加、质量提高;所产棉花不仅满足了本省人民日常生活需要和本省纺织业的原料需求,还有相当数量的棉花可供输出;棉花种植和运销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农民的经济收益;棉花检验对形成公平的市场竞争秩序和良好的市场风气发挥了一定作用.当然由于种种原因,山西棉政的绩效未能充分发挥.尤需指出,棉花统制虽然在某种意义上有抵制日本经济侵略的意义,但棉花的大量输出客观上也为日本提供了工业原料.     

乡村全面振兴与乡村集体性的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总体上获得了重大发展,也有一些中西部农村面临"空心化"等困境.在走向现代化新征程和建构国际国内双循环背景下,乡村振兴成为重要和迫切的战略选择.在乡村全面振兴中,农村居民是主体,改善乡村居民的经济社会生活是核心,增强农村活力是关键,集体性建设是重要内容.集体性是在共同的经济和社会活动中产生和表现出来的相互合作、共同受益、依存发展的群体活动的关系特征.它是乡村全面振兴的深层动力,可以通过发展多种形式的集体经济、做好公共服务和社会服务、建构乡村社会资本和乡村文化复健等途径加强乡村的集体性建设.     

集镇、集期与集市经济:施坚雅农村市场理论的经济人类学阐释

施坚雅的农村市场理论影响深远,但也因缺乏对乡民经济活动的实证分析而受到挑战。文章基于四川罗城的田野调查,以经济人类学的集市经济理论来重新诠释施坚雅的集期理论和市场社区理论,认为配合并改善集市经济中需求总量的不足,及以师徒关系和巡回贸易来降低成本的生产特征,是集期制度的主要意图;而集市经济中信息的稀缺,及以老主雇关系来限制交易风险的消费特征,则是促成基层市场社区形成的重要机制。     

乡村旅游与乡村发展——从文化经济学考察乡村经济发展

现代社会随着物质需求的满足,商品中"文化"的价值随之增长。乡村旅游作为一种文化产业在近几年发展迅速,乡村旅游的发展最为重要的基础在于人们对"文化"价值诉求的增强。乡村旅游开发的实质是为游客提供"文化产品",即"卖的是文化",因此文化的多样性、独特性在乡村旅游发展中具有决定意义。同时,文化的保护和传承需要经济的发展,只有经济发展了,旅游目的地居民才有足够的时间和资金来保护传统文化。文化、旅游、经济成为乡村旅游发展中具有内在紧密联系的三个环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