宫廷诗歌创作与初唐政治秩序的构建

初唐宫廷诗歌在一定程度上显示了唐朝建立初期政治文化建构的要求和方向,并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唐人关于政治建构的某些思考。从宫廷诗歌普遍具有的颂美特征来看,它体现了国家开创阶段所强调的加强君臣伦理秩序的要求;从宫廷诗歌在某些情况下显示出的反思精神来看,它显示了基于儒家伦理而形成的对于统治根本原则的思考。     

宫廷诗歌创作与初唐政治秩序的构建简

初唐宫廷诗歌在一定程度上显示了唐朝建立初期政治文化建构的要求和方向,并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唐人关于政治建构的某些思考。从宫廷诗歌普遍具有的颂美特征来看,它体现了国家开创阶段所强调的加强君臣伦理秩序的要求;从宫廷诗歌在某些情况下显示出的反思精神来看,它显示了基于儒家伦理而形成的对于统治根本原则的思考。     

初唐编纂的诗歌总集考论

初唐编纂的诗歌总集,可补考者尚有《歌录集》、《金轮万岁集》、《瑶山玉彩》、《送并州曼上人诗》等.据诸集,知初唐人的选诗观与诗学观上承魏晋六朝,下启盛唐.他们完善了本朝人选本朝诗的选诗观,新创了官班为序编纂体例,此等对唐人选唐诗具有深远的意义.同时,这个时期形成的标榜之风与个性化的选诗观等,也对盛唐乃至我国古代诗歌总集的编纂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     

初唐边政与边塞诗主调的流变

分析初唐时期唐王朝与突厥、吐蕃、吐谷浑、党项等少数族政权之间的臣服、抗击、征战、羁縻等边政主调的变化过程,可以揭示出初唐边政的总体思路和付诸实施的具体举措;在此基础上,可以进一步探究初唐边塞诗与初唐边政之间的某种关联,以及由这种关联所形成的边塞诗主调的某种变化及其特色。     

初唐送别诗的诗史意义

写作送别诗是唐代社会的普遍时尚。初唐送别诗虽不能与既独标个人风采，又表现出和谐统一特征的盛唐送别诗相媲美，但若从文学的发展演变过程观之，初唐送别诗不仅在送别传统中具有承先启后的作用和地位，而且因其以个人性情的抒发为主要文体特征，也大大促进了“性情”和“声色”相统一的诗国高潮的到来。     

初唐史官对“文儒”的认识

作为知识渊博、思维缜密的学者型文人,初唐史官在<晋书>等史书中经常运用"文儒"称谓历史上的一些受到帝王重视的文人,其中隐含了他们对"文儒"的特殊认识.在这些认识中,既包含了文人人格的新趋向,同时兼具变革梁陈绮靡柔弱文风的意义.这说明在处于南北文化逐步交融的初唐,史官通过回顾历史总结经验,以"文儒"这一全新的文人形态预示了未来时代的文化走向.     

初唐史家文论的建构策略

初唐史家与一般的文论家有所不同,其文论观念有着浓厚的史学色彩。史家重新定位了“文”的意涵,指出了“文”具有“匡主和民”的作用,以及“述美恶”的史学功能,此种言说表明史家对“文”的功能的独特认识;同时他们将“文运”与“国运”的关系紧密联结,强调了文运的重要性;为了规制彼时文章写作的风格,他们在处理辞彩和内容的关系时,表现出较为矛盾的态度。初唐史家提出的这些文论观念对唐代文学产生了深远影响。     

孔子之道平议

近年关于孔子与儒学的研究中,不时有人提出孔子的仁学思想只是讲普遍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及行为准则,具有超越时代和阶级局限的普适意义。不少论述或割断历史联系而刻意洗刷,或抽掉阶级内容而着力粉饰,实似是而非。本文以《论语》中的原始载述为基本依据,就孔子儒学的伦理思想进行辨析,说明仁礼合一、以礼为本的孔子之道,体现着宗法专制主义的价值追求,并不具有近代欧洲文艺复兴以来人道主义学说所特有的自由、民主、平等和人格独立的价值精神。我们今天可以而且应该积极汲取孔子儒学中的某些合理内核,但决不能以复兴儒学为指归。     

荀子“从道不从君”的思想探析——以道统论为中心

荀子提出“从道不从君”的思想,以仁义礼之道作为社会的终极价值和处理君臣、君民关系的标准。强调君主的权位应服从于仁义礼之道,这是荀子对儒家道统思想的重要贡献。并把“从道不从君”与君主得道必须得人联系起来,提出立君为民,以对民的态度作为判断君主是否符合道、是明君还是暗君的标准。荀子“从道不从君”的思想颇具特色,在历史上产生了重要影响,成为儒家道统论的一个显著特点,而具有一定的制约君权的意义。     

试论唐朝初年的唐丽关系

唐初,唐王朝对高句丽采取了较为和缓的怀柔安抚政策,高句丽荣留王高建武在位期间,亦一直奉行亲唐政策,尽力处理好与中央王朝的关系,使得这一时期唐丽处于蜜月期,极大地促进了彼此间的经济、文化交流。     

唐初立法对死刑的限制

唐初的统治者奉行“死者不可再生，用法务在宽简”的政策，采取了一系列立法措施，诸如：减少死刑条款的数目，简化死刑执行方式，减轻死罪量刑幅度，增设免死或缓决特例，确立“尚轻缓”的刑罚适用原则，严格死刑审判执行的程序，等等，对死刑的适用加以严格限制。     

论宋初诗坛崇尚晚唐之原因

宋初诗坛为何崇尚晚唐,这是中国古代诗歌发展研究中的一个难点,究其原因,一是宋初诗人对晚唐这一概念的认定跟后人有所不同;二是对晚唐现实主义诗人对中唐新乐府运动的发展,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三是没有从诗歌发展的自身规律上说明宋初与晚唐诗坛既相互承接又共同转折、完成唐诗向宋诗过渡的意义;四是忽视了宋初的社会政治现状和文化思想对宋诗创作的影响。     

唐朝初年重修《晋书》原因新探

重修《晋书》,是唐朝官方于贞观20年(646年)组织的一次大规模修史活动,关于这次活动出现的原因,陈寅恪认为是唐廷企图通过篡改晋史,“尊扬皇室,证明先世之渊源”,李培栋认为是“由于一系列政治事件对太宗的刺激”,太宗要借修史为自己辩解、向大臣发出劝诫和获得内心慰解.实际上,这两种解释均难成立.唐朝之所以重修《晋书》,是因为此前诸家“晋书”在内容、体裁、史学观、史料采择等方面存在各种缺陷,不能适应唐初的政治形势和时代要求.正是因此,据唐人李延寿记载,早在贞观十五年(641年),唐朝可能已经出现过《晋书》的修撰活动.     

论初唐咏物诗的创作风尚

初唐咏物诗创作风气颇盛。与六朝咏物诗相比,初唐咏物诗体现出如下新气象：宫廷咏物诗祛离了南朝宫体咏物诗的香艳气息;王绩、四杰、陈子昂、郭震等的咏物诗一定程度上回归了诗骚及汉魏以来的比兴传统;沈佺期、宋之问等宫廷诗人遭到贬谪后创作的少量咏物之作,多触物生感,情志内涵有所拓展。     

唐代职官考核与监察制度的历史透视

唐代在总结历代职官考核监察制度的基础上,建立了一套体系完善、严密,具有封建王朝鼎盛时期特点的职官考核制度。考核在于检验官员任职期间治民治政的实绩,监察在于监察官员在履行职责中的非法之举,考核与监察两者并举,相辅相成,相得益彰。这套制度的贯彻执行,对巩固唐朝政权和促进当时社会经济文化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也对后世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初唐史家批判宫体诗缘由解析

为避免重蹈前朝覆亡的道路,唐王朝统治者加强了思想统治,初唐史家时宫体诗的批判就是其中的一个方面.其批判的缘由:一是蔽于方域之见;二是"声音之道与政通"的儒家古训,认为宫体诗是淫靡之音,有害政治,进而警示君王要以勤于国政为本,不可沉溺于文章著速;三是调整文学发展方向的需要;四是转变士风的手段.探讨他们批判宫体诗的动机,对于客观、公正的评价宫体诗以及全方位的揭示文学发展过程是有益的.     

唐人袴褶服演变的文化美学解析

唐代官员袴褶服原为北方少数民族服饰,传入中原后,隋唐时期一度抬升至官员礼服.初、盛唐时期作为朝服、公服的替代品,至代宗朝后渐废,可谓命运多舛.袴褶服在唐代的演变经历正是中国古代服饰文化美学观念的具体体现,即自然美服从于伦理美.服饰,尤其是官员服饰,不仅具有御寒、遮体的基本功能,同时还体现着极强的等级性和礼仪性,是伦理政治物化形态.     

唐初密教流布的特征

唐初密教的发展既不同于唐朝之前的密法,也不同于唐玄宗"开元三大士"出现之前的密教,具有非常明显的过渡性,主要表现在出现了较为系统传播密法的僧人以及对密法价值评估的提升,密法与佛教核心概念开始结合,成为解脱法门,摆脱了唐代以前密法在终极解脱中的辅助性地位。这都为唐代密宗的建立提供了前期准备。从佛教的信仰来看,唐初密教典籍的翻译,对后世千手千眼观音、不空羂索观音信仰、佛顶尊胜陀罗尼信仰的展开,具有重要的影响。     

论“沈、宋”对初唐诗题材的开拓

初唐诗坛宫廷诗流风犹存,创作大多局限于宫廷范围。沈佺期、宋之问以宫廷诗人的身份,创作了大量的山水诗,并融合山水、田园、隐逸等题材,为盛唐山水田园诗的创作首开风气之先。贬逐南方的经历进一步开阔其创作视野,将岭南风光引入诗歌创作是其首创。此外沈、宋诗作中,还有一些质量较高的边塞诗和送别诗。沈、宋以出色的诗歌创作在丰富诗歌题材、扩大创作视野方面做出成功示范,为盛唐诗国高潮的到来奠定了良好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