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徽州大狱与党争

明末天启年间,魏忠贤、客氏为首的阉党集团为了搜刮民财,打压社会清流,制造了不少冤狱,仅与徽州人士有关的就有"黄山大狱""汪文言封疆通贿之狱""吴怀贤圈点杨涟疏之狱"。这三件冤案,虽形式不同,但都涉及东林人士,本质上属于阉党集团与东林党之间的政治斗争。     

"宝箧印经塔"与吴越国对日文化交流

"宝箧印经塔"是五代时期吴越王钱NBE21仿照印度阿育王造八万四千塔之事,用金铜精钢所铸造的八万四千座小塔,最近雷峰塔地宫发掘出的一座小塔就是吴越时期钱NBE21铸造的.虽然吴越国与当时的日本国没有正式国交关系,但中日两国一衣带水,民间的相互往来却异常频繁."宝箧印经塔"通过来往于中日之间的吴越商人和日本僧侣传播到了日本.日本不仅保留下了较多吴越国时期的"宝箧印经塔",而且还在吸收中国佛教艺术特点的基础上融入日本文化,形成了独具日本特色的"宝箧印经塔".     

《镇海春秋》体现的作者政治倾向

晚明己巳之变,袁崇焕被逮捕下狱之后,文坛上陆续出现了三部通俗小说——《辽海丹忠录》、《镇海春秋》、《平虏传》,描述评说了当时这两件重大的社会政治事件。这三部小说记叙的是同一历史事件,但作者的政治立场却不尽相同,其中,《镇海春秋》是在肯定阉党的基调上写成的作品,在刻意美化与阉党紧密勾结的毛文龙、王化贞的同时,极力丑化东林党一方的将领袁崇焕、熊廷弼,并明显偏袒魏忠贤等阉党分子,掩盖其罪行,反映了作者的阉党政治立场。     

从唐朝的盛衰谈梅花与牡丹

唐玄宗在青壮年时期,奋发有为,励精图治,开创了唐朝最强盛的“开元盛世”,姚崇、宋NFDF8两位贤相是最大的功臣。梅花宰相宋NFDF8为相期间,宽刑减征,修好邻邦,为“开元盛世”的出现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但唐玄宗宠幸人类中的牡丹花——杨贵妃后,一方面杨贵妃“惑主”,使唐玄宗骄奢淫逸,荒废朝政;另一方面杨贵妃引荐了杨国忠这个牡丹大玩家,由杨国忠直接激发了“安史之乱”,盛唐由此变衰。与此同时,植物界的牡丹花使王公贵族玩物丧志也是盛唐衰亡的一个重要社会根源。     

顾炎武访碑考——以《金石文字记》著录碑刻为研究对象

顾炎武《金石文字记》一书作为清代金石学之滥觞,奠定了其在清代金石学研究中的开山地位。以《金石文字记》著录碑刻为研究对象,将顾炎武行迹与该书所记碑刻所在地相互参考,辅之以诗史互证的方法,可初步考索出顾炎武自顺治十三年(1656)至康熙十八年(1679)这二十三年间在山东、直隶、山西、陕西、河南、江苏、浙江访碑情况。囿于材料,顾炎武顺治十三年之前是否进行过专门访碑尚待考证,但康熙十八年登嵩山确为其访碑之终。顾炎武正是通过实地考察、旁搜博采才占有了第一手资料,为其金石学研究和《金石文字记》成书打下了基础。     

河南现存商业会馆碑刻考述

河南境内商业会馆的现有研究中,会馆碑刻的文献价值已被广泛认可,但尚无专文对碑刻本身加以探讨。依据田野考察与文献记载,展现河南现存商业会馆的分布,对馆内碑刻的数量、年代、类型进行梳理,分析其所呈现的特征,有助于学界利用碑刻推动会馆史研究的深入开展。     

元代文学家冯子振诗文补辑考论

元代文学家冯子振虽未有别集流传至今,但其遗作散见于各类文献,数量相当可观。《海粟集辑存》《全元文》《全元诗》在冯子振诗文的辑录上取得重要成果,但也存在误辑、漏辑的问题。《光武庙记》题冯子振之作由来已久,据现存碑刻可证其误。《扬州琼华集》存录冯子振题咏琼花的大赋1篇;其他相关佛教典籍、地理方志、书画文献等,记载冯子振佚文9篇、佚诗14首。这些未曾引起研究者注意的诗文,对完善冯子振的生平、交游等研究具有重要价值。     

复社初探

复社是明末江南士人夫的政治集团。它继承了东林党人反抗黑暗政治的传统,主张改良政治,激烈批评时政,和魏忠贤的阉党进行斗争,在历史上起了一定的进步作用。复社从明崇祯二年(1629年)尹山大会开始,至清顺治九年(1652年)被清政府取缔,不过存在二十三年。但这样一个聚众之多、规模之大、积极参与社会政治活动的文人社团,是为史所罕见的。笔者试图从三个方面作些粗浅的探析,以求对复社兴衰有个初步的认识。     

南阳汉代碑刻及其艺术特色

南阳汉代碑刻，据史料记载应为数不少，但流传下来的实乃罕见，近年来，通过考古发掘出土了一批汉代墓室中的碑刻题记，其内容给南阳汉文化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资料，所刻文字反映了汉代刻石书法的基本面貌。     

山西翼城乔泽庙金元水利碑考——以《大朝断定使水日时记》为中心

山西翼城乔泽庙内现存金元时期水利碑刻3通,《大朝断定使水日时记》刻于《大金绛州翼城县武池等六村取水记》反面,主要记述了金元交替之际,发生在当地的水利争讼,为阐明金元交替期的山西社会和水利制度提供了不可缺少的资料。文章从政治史、地域史、水利史三个研究视角出发,着力对其进行详尽的分析,指出这块碑刻的重要意义。     

明思宗为何成为亡国之君

明思宗勤于政务,崇尚俭朴,即位之初即果断诛除魏忠贤阉党集团,颇得人们的赞誉。但他空有“中兴”之志,志大才疏,缺乏治国的能力,未能认识到明末社会危机的根源,找到挽救危局的办法,制定出长远的治国方略。而他刚愎自用而又猜忌多疑、急功近利而又优柔寡断、虚荣心强而又缺乏担当精神、专横残暴而又刻薄寡恩的性格特点,又导致其对军国大事的决策失误、措置失当,从而加速明王朝的灭亡,酿成了历史的悲剧。他最终便以有别于古来以酒、以色、以暴虐、以奢侈、以穷兵黩武而亡的另一类亡国之君的形象,定格于史册之中。     

《马氏文通·内动字与转词》研究

《马氏文通》认为内动字不能带止词，但可以带转词,并根据内动字与转词之间的意义关系把内动字所带转词分为四类：记处，记效，记行之缘起，记行之所同发。     

《五人墓碑记》中又一时间错谬问题

现行中学语文课本中《五人墓碑记》一文,选自明代张溥的《七录斋集》。是文将魏忠贤遣缇骑逮捕苏州东林党人周顺昌一事,定在“丁卯”(天启七年,公元1627年),实为“丙寅”(天启六年,公元1626年)之误,经学者辨正,已成定论。文中另一时间问题,即反抗阉党的颜佩韦等五人,从被诛至后人为其修墓合葬,“为时止十有一月”,亦有误,但至今尚未引起人们注意。为探究之,笔者查阅了有关史料,並两察坐落于苏州市山塘街的五人墓,兹略陈刍荛。     

东汉碑刻史料价值举例

东汉碑刻是我国历代碑刻的早期遗物。纵观其文字内容,大致可概括为铭功、述德、纪事和题字四大类,涉及从政治、经济、军事、民族关系,到哲学、文学、语言文字、文化艺术,乃至生活习俗等众多领域。虽然其中不少内容是为封建统治者歌功颂德,并贯穿了大量谶纬迷信思想,但作为历史文化遗产,它在书体和书法方面的贡献已广为人知,而它所蕴藏的丰富的历史资料,至今尚未得到正式开发和应用,尤其它对史籍的校正和补充作用,更是其他资料所不能比拟的。本文列举部分东汉碑刻略加归纳,以窥其史料价值及其在历史研究中的作用。     

辽代法律及其特色

碑刻资料透漏出一些有关辽代法律方面的信息,为我们研究辽代法律提供了十分宝贵的实物资料。碑刻所见辽代法律形式。碑刻所现辽代法律内容十分丰富,包括刑名,罪名,科举考试,六条问事,土地法令,户籍管理,买卖与借贷关系,家庭,婚姻,继承等方面。碑刻所记辽代司法机构与司法官员,可以补《辽史·百官志》之遗阙。碑刻所载辽代诉讼与审判情况,为研究辽代法律实施与执行提供了重要佐证。通过考古资料与文献资料结合研究,得出辽代法律具有沿用唐宋,传承习惯;一国两制,南北二元;刑罚残酷,一罪数刑;民族歧视,同罪异论;注重执行,整饬吏治等方面的特点。     

《登科记考补正》进士史料新补

本文利用近年来出版的唐代墓志资料,补充孟二冬<登科记考补正>一书中尚未记载且年份确知之进士出身者二十一人,原列附考现确知年份之进士二人,年份移正、更正姓名之进士各一人.     

碑铭文献对于宋元潮州研究的价值

有关宋元潮州的同时期文献原本就不丰富,而后历经战乱能传承下来的就更为有限。如此,尽可能有效开发利用一切相关资料,就成为研究工作取得进展的关键。相关资料中,190余通宋元碑铭是极为重要的一种,总量虽不大,但所含信息丰富而珍贵:或可填补文献之缺失,或可校正记载之误谬,或可补充、印证相关记载。因此,对于宋元潮州的研究富有重要价值。     

略论《春秋》大义及夷夏之辨

《春秋》是孔子根据鲁国史记整理而成以寓历史褒贬，政治理想的著作。鲁国史记，是本国大事及诸侯赴告而书策的记事之作，留存后世则成历史记载，当时名称也叫《春秋》。但孔子根据鲁国《春秋》经过笔削润色以后，寄寓他对礼崩乐坏的的慨叹之情，乱臣贼子的诛讨之义与小康大同的政治理想。因此，孔子的《春秋》已从“史”上升为“经”，用我们现代新名词，可称之为“政治哲学著作”。关于孔子作《春秋》的记载，当首推《孟子》，这不仅最早，而且最可信、最可靠。（虽然历来有人疑议，但于其记载本身，始终推翻不了）《孟子·滕文公下》孟子…     

辽代法律及其特色——基于碑刻资料透露出的法律信息

碑刻资料透漏出一些有关辽代法律方面的信息,为我们研究辽代法律提供了十分宝贵的实物资料。碑刻所现辽代法律内容十分丰富,包括刑名,罪名,科举考试,六条问事,土地法令,户籍管理,买卖与借贷关系,家庭,婚姻,继承等方面。碑刻所记辽代司法机构与司法官员,可以补《辽史.百官志》之遗阙。碑刻所载辽代诉讼与审判情况,为研究辽代法律实施与执行提供了重要佐证。通过考古资料与文献资料结合研究,得出辽代法律具有沿用唐宋,传承习惯;一国两制,南北二元;刑罚残酷,一罪数刑;民族歧视,同罪异论;注重执行,整饬吏治等方面的特点。     

德庆悦城龙母祖庙碑刻考之一

德庆悦城龙母祖庙历代碑刻甚多,对研究岭南历史文化及书法艺术有很高的价值。但是,由于种种原因碑刻大多佚失,目前仅余清刻《明洪武诏书》碑一块。该碑分上下两部分,分别刻有《孝通庙尚书省牒》与宋人吴揆《赐额记》二通碑文,但因时间久远而出现剥泐或阙字。根据不同版本文献及散藏民间的拓本,可互参校正碑刻原文,并探究碑刻出处、历史背景、撰写人事迹,从而为研究龙母祖庙的历史沿革及岭南地区古代历史文化、宗教、人物职官等提供一些有价值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