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数据赋能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的价值与路径

数字政府建设作为推进政府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战略举措,不仅是简单的技术变革问题,更是技术与治理二元叠加裂变后的信息化技术与组织、环境的深度融合发展问题。现有研究缺乏对数字政府建设差异化路径的影响因素的深入探究。以TOE为分析框架,采用NCA和fsQCA相结合的方法,从组态视角深入挖掘中国31个省(市、区)高水平数字政府建设的影响因素及推进路径。研究表明:政策驱动是数字政府建设的必要条件,是数字政府建设与发展的制度保障;高水平的数字政府建设路径存在差异化,不同影响因素的适宜组合可推动高水平数字政府建设;在特定资源要素组合下,完善技术能力、加强财政供给能力与政策驱动是快速推动数字政府建设必不可缺的条件。其研究有助于深化中国数字政府建设背后复杂的因果机制,为因地制宜打造差异化的高水平数字政府提供借鉴。     

智慧政务高水平发展的驱动路径——基于TOE框架的31省(市)组态效应分析

智慧政务是数字化时代推动政府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举措。通过选取我国31个省(市)智慧政务发展案例为研究对象,构建基于TOE(Technology-Organization-Eivironment)的智慧政务发展水平分析框架,探寻智慧政务高水发展的必要条件及驱动路径,为打破政务信息化发展瓶颈、缩小区域智慧政务发展鸿沟、整体性提升我国智慧政务发展水平提供借鉴。研究发现：信息人力资本、政策环境与经济发展是智慧政务高水平发展的必要条件;智慧政务高水平发展的驱动路径有三种,即平衡型、人才与政策驱动型、政策驱动型。基于此,建议立足中国智慧政务发展现状,优化必要条件组态多元化组合方式,实施差异化智慧政务发展战略以驱动中国智慧政务整体性高水平发展。     

数字政府建设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127份政策文件的大数据分析

数字政府建设始终是推进我国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议题,是数字中国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当数字政府建设已然具备战略必然性和技术可行性时,如何实现数字技术与政府治理的良性互动,如何科学有效地推动数字政府的高质量发展成为关键。本文基于127份数字政府相关政策文件,利用LDA主题模型法挖掘出影响数字政府建设的主要因素,在TOE的框架下将这些影响因素整合起来,构建出数字政府建设影响因素模型;并采用DEMATEL-ISM法对各影响因素的重要程度及相互关系进行研究。研究结果表明,数字政府建设受到技术、组织和环境三大要素,共10个具体因素的影响,其中技术要素对数字政府建设的影响最大;而信息基础设施水平、数字经济水平与组织准备度是数字政府建设的三大基础因素。据此提出更为精准的政策建议,以期推动我国数字政府的高质量发展。     

数字赋能视域下乡村产业振兴的内在逻辑与创新路径

推动乡村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是实现乡村振兴的必由之路,数字技术赋能助推乡村产业振兴,已经成为新时代的重要命题与必然趋势。基于数字赋能分析视域,研究解决乡村产业振兴的创新路径问题。研究发现,数字赋能乡村产业振兴得益于基层政府顶层设计,构建风险托底机制,推动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大数据运营能力的提高,但依然存在数字建设进程较为缓慢、数字化专业人才缺乏、数字信息共享机制不够健全、“数字化”产业治理能力有限等问题。据此提出创新路径：持续提高数字基础设施内涵建设,不断增强数字化人才队伍建设能力,合理优化产业发展信息共享机制,创新驱动“数字化”治理能力的四维向度,合力推进乡村产业振兴的高质量发展。     

政策工具视角下数字政府建设政策文本研究——基于省级政策文本(2019-2021)的分析

数字政府建设承载着建设数字中国、支撑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治理价值。政府数字化转型背景之下,我国省级政府层面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数字政府建设的政策文件。借助NVivo 12 Plus质性分析软件,通过分析框架构建、政策文本编码、使用频次统计等步骤,从基本政策工具类型和数字政府治理框架两个维度对2019—2021年间共16份省级数字政府建设政策进行量化分析。研究发现,省级数字政府建设存在政策工具结构失衡、治理要素分布不均以及政策工具与治理要素交叉匹配欠佳等问题。基于此,进一步优化数字政府建设的政策工具结构、平衡数字政府建设的治理要素分布以及调适政策工具与治理要素有机匹配,成为推动地方数字政府建设高质量发展的可行性路径。     

数字政府转型的概念界说、影响因素与发展理路

伴随着新一代信息技术的纵深发展,以数据驱动和数字治理为核心特征的数字政府转型成为全球治理变革的核心议题。数字政府是数字中国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快数字政府转型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途径,也是应对数字经济发展的现实需要。对于数字政府而言,技术发展、政策支持、财政资源以及公众需求等因素构成了转型基础。然而,在数字政府转型过程中亦面临数字转型理念滞后、数据共享机制不畅、公众参与程度不高等诸多问题。对此,推进数字政府转型需要加强全局引导规划、构筑数据共享机制、完善数字安全体系、强化社会力量参与,因地制宜地实现数字政府健康有序发展。     

数字政府建设能提升政府治理能力吗?——来自发展中国家(地区)的证据

随着全面深化改革的不断深入，中国国家治理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如何进一步推进国家治理能力与治理体系现代化成为当前的重要问题。本文采用2008-2020年135个发展中国家(地区)的数据，以双向固定效应检验数字政府建设对政府治理能力的影响、异质性特征以及制度因素的调节效应。结果表明，数字政府水平对政府治理能力有正向促进作用，经过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异质性分析表明，在不同收入、不同区域的国家中，数字政府水平促进政府治理能力的作用存在差异。调节效应检验表明，在数字政府提升政府治理能力的过程中，制度因素起到了显著的负向调节作用。本文研究具有重要的政策启示：加快数字政府建设，构建开放共享的数字政府；加大数字基础设施投入，提升公职人员数字素养；坚持制度创新与技术发展相结合以及创建政府、企业与个人良性互动的制度环境。     

我国数字乡村试点的政策工具偏好及区域差异——基于全国72个试点县域的扎根分析

以数字技术赋能乡村建设是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转型的必然要求，也是实现乡村振兴、推动共同富裕的重要战略目标。自2020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提出数字乡村试点以来，全国各试点地积极推进数字乡村建设实践。已有研究或从乡村发展与变迁视角来阐释数字化建设对于乡村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意义，或从数字治理视角呈现数字化驱动乡村治理的过程和机制，而较少关注“试点”政策本身，更缺乏政策工具的类型学归纳和分析。基于政策工具视角，研究对全国72个数字乡村试点县域的一、二手资料进行扎根分析，最终提炼出能力建设型、协同治理型和创新激励型三类政策工具，并在此基础上构建数字乡村建设的“价值实践张力—动力机制—政策工具选择—政策目标实现”分析框架。研究表明，以政府主导为依托的能力建设型工具处于绝对优势地位，在此基础上叠加协同治理型与创新激励型两类政策工具，共同促进数字乡村建设的纵深发展。具体而言，东部沿海及部分中部地区因其自身物质基础较好，偏重多种政策工具的组合运用，西部及东北地区则更偏好能力建设型工具的运用。然而政策工具的选取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随着情境的变化由单一转向动态化与多样化。本研究可为数字乡村试点的深入推进提供工具借鉴...     

数字文明新时代背景下的数字政府建设：规划图景、改革路径与实践经验

数字政府是指政府以新一代信息技术为支撑，综合运用云计算、大数据、区块链和人工智能等新兴互联网技术，对治理过程所需的各种数据和信息以数字化形式自动采集、整合、储存、管理、交流和分析，提升政府行政效率与决策科学性的新型政府运行模式。随着第四次工业革命以指数级的速度不断深化拓展，人类加速迈入数字文明时代，互联网与政务服务的深度融合推动了政府治理的数字化转型。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快数字政府建设已成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备项。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加强数字政府建设创新成为驱动政府治理体系改革的强大内生性动力。面向未来，以信息化驱动现代化、以数字化引领智能化、以数字技术赋权公民参与，推进数字政府建设向纵深发展，既是守正创新和开创政府治理现代化变革新局面的重要抓手，也是在数字文明时代取得全球数字治理竞争优势的关键之举。     

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的数字政府建设——改革图景、赋能机制与提速逻辑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实现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目标,也是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作为信息技术革命的产物,数字政府是工业时代向信息时代演进的政府新形态。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在数字政府建设与发展方面逐渐从跟跑、并跑向领跑角色转变。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的全面深化改革战略、全球数字化时代的数字化发展战略、服务型政府建设战略三源汇合,共同构成我国政府治理数字化转型与数字政府建设日益提速的核心动力。围绕新时期的数字政府建设,源自中央层面的制度创新、专业层面的技术创新与政府层面的治理创新相融合,共同形塑了数字政府建设的未来路径。加快政府治理数字化变革,集约建设政务服务平台,以新科技革命驱动政府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已成为新时期数字政府建设提速的显著表征,亦是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式现代化的关键之举。     

科技创新园区链的概念及影响因素

“科技创新园区链”是多个科技创新园区为促进科技创新资源合理配置、产业升级、园区功能升级而基于要素禀赋和区域比较优势选择地区布局,通过园区合作或新建园区的方式所形成的政产学研结合的跨区域、跨园区分工合作体系。“园区链”和“产业链”密切相关,但也有区别。地理区位条件、法规政策环境、产业发展情况、社会文化环境、政产学研合作水平、园区建设情况等是科技创新园区链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加强对园区链概念和影响因素的研究,有利于为科技创新园区和园区链建设提供理论基础和实践指导。     

建设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的路径及策略探析

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的建设,既需要遵从高等教育的普遍规律,又要兼顾国情现实。在理论上,如何完善大学内外部治理结构,重构大学、政府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实现学术自治与学术自由,健全科学的管理制度是建设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的宏观路径。但在实践策略上,既要逐步完善大学内部治理结构,推动大学章程建设,又要实现外部治理结构的优化,包括大学去行政化、政府简政放权、促进评价督导机制创新以及高校董事会制度的革新与完善等。     

大数据与政府治理能力提升:机遇、挑战与展望

随着社会问题复杂程度的不断增加,大数据应用为政府解决棘手问题、提升治理能力、应对挑战提供了新思路,但也带来了一定程度的适应难题。因此,探析大数据在我国的政府治理实践中如何得到合理应用、有效推动治理能力提升需要结合国内外成功经验,从机遇和挑战两个维度进行理解。分析发现,大数据可以推动政府治理协同化、政府决策科学化、数据管理规范化,并会遇到数据壁垒、专业能力欠缺以及政策法规滞后等方面的阻碍。研究意义在于分析大数据对政府治理能力提升的作用,为未来我国政府在治理实践中更好地利用大数据技术提供参考。     

乡村多元主体协同共治的路径构建

乡村治理的效度是衡量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程度的重要标尺,事关社会稳定、国家发展和中华民族复兴之大计。以基层政府、村“两委”、乡村精英和普通村民等为代表的多元主体协同治理,是实现乡村治理有效的治本之策。对当前乡村多元主体在合作共治中所面临的现实困境加以聚焦,以参与能力提升、共同利益塑造、治理制度建设和治理技术优化四大抓手为举措推进乡村善治进程,成为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乡村多元主体协同共治的基本路径。     

基层腐败治理场域中技术与组织的互嵌逻辑——以“互联网+监督”为例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党风廉政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但是基层腐败没有完全杜绝,基层腐败治理方式改革迫在眉睫。当前,大数据技术推动了治理结构与治理能力的巨变,回答了“技术如何引发组织变革”的命题。“互联网+监督”将技术与治理结合并运用于基层腐败治理,可以直击基层腐败的三大痛点：信息不对称引发的监管风险、基层权力末端的监管乏力、熟人社会的干扰困境。在基层腐败治理场域中,基层政府借助“互联网+监督”的技术优势,可以实现为群众直接监督赋权、为政府透明行政赋能的治理目标。这一过程不仅是技术对组织的塑造,也是组织对技术的吸纳,更是人民群众对组织的认可与支持,三者的高效互动共同推动着基层腐败治理变革。     

基于农业产业化的农民科技培训需求意愿分析——以陕西省948个猕猴桃种植户为例

农民科技培训是农业产业化进程中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的重要途径。以对陕西省猕猴桃主产区948个种植户的调查数据为基础,利用有序Logit回归模型构建实证检验模型,探讨影响农民科技培训需求意愿的因素。研究结果显示,农户是否寻求合作社科技支持、采用新技术和新品种的行为、培训对增产增收的效果和政府惠农政策对培训需求的影响较为显著。这说明,除了以往学者研究的农户个体特征和家庭资本特征外,农民合作社、农户对农业科技的态度和政府惠农政策也是影响农民科技培训需求意愿的显著性因素。     

兴边强边进程中边境口岸管理的政策制约因素研究

兴边富民行动计划的实施对边境口岸治理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研究表明,国家治理体系的制度安排是边境口岸可持续发展的保障。当前,现行政策在加强口岸建设、推进兴边强边政策进程中受到边贸优惠政策、地缘政治风险、边境口岸城镇文化建设、社会民生建设和资源分配方面的宏观制度设计等因素的影响。通过兴边强边,不仅带动了边境口岸的发展,也拓宽了边境口岸基层地方治理能力的提升路径。     

社会治理共同体与平安乡村建设——基于全国11个省(自治区)村庄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平安乡村建设是持续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前提与关键,而平安乡村综合治理能力提升需要多元主体的协同参与。基于平安乡村治理共同体的视角,依据全国11个省(区)农户问卷调查数据,考察了社会治理共同体对平安乡村建设的影响。研究发现,总体上,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有效改善了乡村平安状况,减少了乡村纠纷和犯罪现象。其中,乡村数字技术应用发挥着调节作用,数字技术应用程度越高,社会治理共同体对乡村平安状况的影响效应越显著。机制分析表明,社会治理共同体主要通过纠纷调解机制、协同共治机制和三治融合机制,提升群防群治能力,改善平安乡村状况。进一步研究发现,社会治理共同体对不同类型村庄的平安乡村建设存在显著差异,社会治理共同体对高社会信任度村庄、宗族型村庄和东部地区村庄的平安建设影响效应更为明显。为此,需要进一步推动村庄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加强数字技术与共同体的有机结合;强化纠纷调解、协同治理和三治融合机制。     

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治理政策差异与区域政策协同机制的构建

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治理涉及上中下游多地区利益，任意一方的独立作为无法解决问题，开展协同治理是必由之路。追求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治理政策的协同效应有必要梳理府际之间存在的政策差异。文章运用政策文献计量和内容分析方法进行中央政府和长江流域地方政府关于发文时间、发文单位、政策工具的对比分析，总结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地方政府之间关于长江生态环境治理政策的差异，进而探讨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治理政策的现实状况及进一步的政策供给。研究发现，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治理政策央地总体差异较小，地方政府之间在重视程度、响应速度及政策工具组合等方面存在一定的差异，这种政策差异与中央政府的立场、各地的资源禀赋、地方生态环境问题的严重性、地方政府治理能力等因素有关，具有一定的客观性。因此，政策制定者既要基于具体情境制定差异化的策略和措施，又要通过区域政策协同机制的构建更好地开展生态环境治理。     

数字治理的发展逻辑解析

信息化是推动政府转变治理方式的核心力量。我国政务信息化经历了电子政务、数字政府、数据治理以及数字治理等阶段的发展。目前,数字治理是我国政府推进社会治理的核心模式。基于数字治理的发展脉络及其基本内涵,当前的数字治理主要涵盖三种核心任务与发展逻辑,即“互联网+政务”“大数据治理”和“大数据决策”。结合上海市“一网通办”与“一网统管”实践,“互联网+政务”又可以分为“互联网+政务服务”与“互联网+城市治理”两个方面。这些核心任务中,“互联网+政务”强调服务导向、多元协作、数据处理与平台共享,“大数据决策”关注整合数据的科学价值与决策依据;二者联系的纽带为“大数据治理”,且分别驱动不同的大数据治理模式。尽管目前我国大数据治理仍然面临许多问题,但数字化已经广泛应用于城市治理与公共服务等各个领域。在未来,数字治理将逐步向“智慧治理”或“智能治理”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