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童权利的基本价值:一种教育哲学的视角

确认和保护儿童权利是参与度最高的国际性协作事业之一。20世纪初以来的儿童权利运动在相当程度上增进了各国的儿童利益和儿童福祉。但是,儿童权利的确认和保护存在着理论和实践上的困境,这些困境与人们对于儿童权利之价值认识存在着复杂的关联。儿童权利的基本价值在于:它诉求一种自律品性的教育,为儿童之自由和充分发展提供了强势意义上的道德和法律保障;它为教育权力设置了必要的伦理限度,对教育正义这一教育制度的首要美德提出了迫切诉求;儿童的权利实践是培育儿童的公共理性精神、型构公民社会的重要基础。     

儿童权利的实现与福利制度的完善——基于国际视角的考察

儿童权利是建立儿童福利制度的基础,一般包括儿童作为人的普遍权利和作为处于特殊年龄段的人的特别权利.儿童权利的实现主要倚赖于国家、社会、家庭和监护人等非自身力量的照顾和保护,而这些照顾和保护又主要通过一系列福利制度安排得以落实和加强.因此,儿童权利受损根本上是由福利保护不充分造成的.完善、系统的福利制度可以给予儿童合理、全面的保护,促进其权利较好实现.“全面型”儿童福利制度是符合历史发展潮流的方向,也是各国维护和实现儿童权益的必然选择.     

孤残儿童受教育权利深度保护的对策研究——以四川省“5．12”震灾后孤残儿童受教育权利为中心

关注四川省“5．12”震灾后孤残儿童这个特别弱势群体的生存、发展及受保护的状况,并以其受教育权利深度保护为重点和核心。倡导运用当今国际社会儿童保护新理念、新视角、新方法,提升我国儿童权利保护水准;呼吁全社会持续关注他们的健康成长和发展．使他们在“扶持性的环境中”充分实现受教育的权利。新理念是：尊重儿童权利,保护儿童福利;新视角是：基于权利主体和责任主体的双重视角下实现对儿童权利的保护;新方法是：项目管理模式。     

儿童权利的文化解释

儿童权利保护在我国历来是置于附属和“未来”的位置上来考虑的。儿童权利及其保护所包含的意义不仅仅局限于其本身的价值,在整体上对人权的认知及其保护也会起到借鉴和促进作用。儿童权利的保护活动,使我们意识到一个与儿童社会相对立的成人社会的存在。成人社会在处理儿童权利上的任何一种误差和平等意识的缺失,都有可能导致儿童权利的忽视与剥夺。儿童权利的保护所依据的科学基础,成为与传统保守势力相抗衡的力量。     

儿童权利观念:沿革、障碍与培育

儿童权利观念是历史的产物,其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即儿童的附属化阶段、儿童权利的发现阶段及儿童权利主体资格确立阶段。当下儿童权利之保障遭遇诸如儿童工具主义、家长主义、父爱主义、保守主义、怀疑主义等滞后观念之阻隔,亟须破除。为此,需要大力培育公众的正确儿童权利观,从目标、主体、对象、策略、手段、路径等方面构建儿童权利观培育的系统工程。     

儿童“被爱”的权利——基于角色权利理论下对西方社会语境中儿童发展问题的批判性证成

许多国际性和部分国家的法律文件承认被爱的权利是儿童的一项重要人权。但在一些国家和地区,该权利是一项新兴权利主张,存在理论争议。对该权利的证成理由这一核心内在争议问题,马修·廖和玛莎·纳斯鲍姆分别基于“基本条件”和“核心能力”给出了两种证成路径。两者都是人权路径,将该权利视为儿童的一项独特人权。但是,两者在回答儿童如何具有特殊性以及这些差异如何证成差别对待儿童等问题上存在局限性。角色权利理论将权利关联于角色而非个人,聚焦于儿童角色的特殊角色利益,能为儿童被爱的权利的证成提供一种更优越的说明。     

儿童权利的观念:洛克、卢梭与康德

儿童权利观念是在启蒙运动之后诞生的,洛克、卢梭和康德在儿童权利观念的启蒙上充当了先锋作用,他们奠定了西方现代儿童权利思想的根基.由于各自的政治理想不同,他们所建构的儿童权利观念也有着内在的差异.洛克在"有限政府"观念下建构儿童权利的观念;卢梭在"道德理想国"观念下建构儿童权利观念;康德在"法律共和国"观念之下建构儿童权利观念.     

挪威的儿童监察使——一个保护儿童和发扬人权的有用工具

童年是极为重要的人生阶段,儿童有要求获得安全感并表达意见的权利,而这个关键阶段又常常被成人所忽视。从长远看,对儿童的漠视会产生一系列问题,会对国家的发展不利。挪威是世界上第一个建立儿童福利监察使制度的国家,26年来儿童监察使作为儿童的代言人,对保护、监督和促进儿童福利并跟踪影响儿童生活的变化起到重要作用,儿童监察使制度成为保护儿童和发扬人权的有用工具,促进了挪威稳定而快速地发展。     

浅议儿童参与权

儿童参与权是儿童权利的一部分,尊重和捍卫儿童的参与权就是尊重和捍卫儿童作为权利主体的人格权。文章从提出问题入手,从应有权利与法定的实有权利转换的角度分析了儿童参与权的变化,并从价值方面分析了保护儿童参与权的重要性以确保儿童参与权的实现。     

美国儿童保护强制报告制度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儿童保护强制报告制度,要求特定的人员在发现儿童虐待或忽视行为时向特定机构报告,未能报告的责任主体将承担相应的民事或刑事责任。该制度包括初步审查、启动调查、评估分析、公布结论、服务安置等措施。这项制度对我国儿童保护制度的构建有着重要的启示,包括重视儿童虐待构成的特殊文化、增加儿童免受虐待的具体规定、形成儿童保护救助的完整体系和强调儿童权利保护的社会责任等。     

西方儿童福利理念和政策演变及对中国的启示

伴随着对儿童、童年、儿童权利以及儿童、家庭和国家关系认识的改变,西方国家儿童福利理念和政策经历了巨大变化。从英国1601年颁布《伊利莎白济贫法》至今400多年里,西方儿童福利的发展可分为"失依儿童救济时期"、"儿童福利与儿童保护时期"和"儿童保护与家庭支持融合时期"。研究分析这三个阶段理念的演变及对政策的影响,将给日益受到关注的中国儿童福利和儿童保护制度建设与体系完善以诸多启示。     

爱生学校与<儿童权利公约>--以学生为本尊重与保护学生权利的教育理念与实践

本文通过对爱生学校创建的理念与实践 ,及《儿童权利公约》的儿童观、发展观与教育观的分析 ,提出了我国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中以学生为本、尊重与保护学生权利的问题与思考     

从多元参与到公共协商：儿童福利建设的取向转换与机制重构

儿童是缺乏完全行为能力而需要外力扶助的群体,儿童福利是需要外在支持才能实现的“积极权利”,儿童福利权利的实现需要国家与社会投入资源。目前我国儿童福利建设实践中运行的多元参与机制,存在着主体责任游离问题,难以保障儿童福利权利的充分实现。党的二十大报告不仅提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明确了我国今后新的历史阶段以儿童为中心的儿童福利建设的取向,更提出“全面发展协商民主,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为儿童福利权利实现机制的改进指出了路径,即由多元参与转向公共协商。而这需要构建公共协商的积极主体,建立常态化公共协商平台,构建公共协商规则,为儿童福利权利实现机制的重构提供组织与制度保障。     

儿童为中心视角下流动儿童权益保护的政策目标定位

如何有效保护流动儿童权益是当前儿童福利制度建构的重要议题。经过近30年的发展,我国已经初步建立了流动儿童权益保护政策框架,并在保护主体、保护内容和保护方法上取得了新的进步。目前,保护政策的实施取得了积极的成效,但效果并不十分理想,这折射出流动儿童权益保护政策目标定位存在偏差的问题。儿童为中心视角是对儿童权利的肯定,实现了儿童保护由成人主导向儿童主导的转型。在此视角下,流动儿童权益保护政策的目标定位是儿童优先原则的体现,在国家角色、保护内容、保护方法和保护体系等方面均实现了发展创新,并在个体和系统层面促进实践框架的调整。当然,这一政策目标定位的成功转型还需要进一步思考"如何构建整合的保护体系"的议题。     

20世纪中国文学界之佛教文学研究

"佛教文学"是现代学者将各种零散偶然的并不一定有内在联系的文本整合而成的一种文学形态。这种考古式发掘、阐释与对话同20世纪中国文学的语境密切相关,在此语境中纵观"佛教文学"研究,大致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1)19世纪末到20世纪40年代的"佛典译介文学"研究;(2)20世纪初到50年代的"敦煌文学"和敦煌"俗文学"研究;(3)20世纪20年代到50年代的"印度文学"研究;(4)20世纪70年代至今的"佛教文学"研究。     

美国纳税人权利保护的立法特点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随着纳税人权利运动的兴起,纳税人权利保护成为现代税法的主流话题。在此背景下,西方主要发达国家相继修法立制,颁布了保护纳税人权利的专门法律,而美国更是通过其完备的立法将纳税人权利保护的立法推向一个新的高度。     

16世纪英格兰公簿持有农的土地权利安全性问题研究

16世纪,英格兰公簿持有农的土地权利安全性问题对于理解社会转型期的英国至关重要。从土地继承权来看,公簿持有农基本享有自由的土地继承权。从地租来看,公簿持有农交纳的地租大体上比较稳定,领主不能任意提高地租。16世纪,公簿持有农的土地权利已经开始受到法律保护。进入费(entry fines)是公簿持有农和领主争议的焦点,但总体来看,庄园习惯法在决定进入费方面比领主的意志更重要。     

自然权利的性质探析

就性质而言,自然权利首先是一项事实权利。它是人生而有之、在自然状态下本来就客观存在的权利。为了更好地保护这些权利,人们订立契约、进入政治社会,自然权利便成为权力合法性与正当性的基础。这就逻辑地推导出:自然权利是国家、政府的起源和目的,是否保护了人之生命、自由和财产是衡量政府的好坏标准,此时,自然权利成为一个评价指标,成为一项道德权利。     

“汉语权利”向“和化权利”的变异和回归

“汉语权利”指的是在中国本土形成并融入现代汉语、指称范围不包括任何公共权力的“权利”一词。“和化权利”指汉语的“权利”一词进入日语法学后发生变异、指称范围包括各种公共权力的“权利”一词，后者严格来说属于未经翻译的日语。“汉语权利”诞生于19世纪60年代的中国，随后进入日语法学并保持了20余年的主流地位。“和化权利”出现于日语法学的时间大体在19世纪80年代，经过与“汉语权利”的竞争，到20世纪初完成了定型化，同时开始返流中国。“汉语权利”与返流中国的“和化权利”也有过竞争，但毕竟势单力薄，顶不住。清末和民国时期的汉语法学全面承袭了以和化的“权利”为核心的话语体系。“和化权利”在当代汉语法学研究领域影响日渐式微，但在法学基础理论教学领域仍处在主流地位。当代汉语法学应全面回归“汉语权利”,同时吸纳“和化权利”的合理因素，形成以法权或其他本土化概念为核心的话语体系。     

行政相对方的权利之声——评《行政相对方权利的语义分析》

在20世纪的西方法学中,"权利之声压倒一切",至今权利问题始终是其政治辩论和法律生活的主题.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中国行政法学,经过20多年的发展,也取得了诸多成就.在行政法主体研究领域,《行政相对方权利的语义分析》一文突破传统的行政法学研究模式,以行政相对方权利为视角,对行政相对方权利这一行政法的基本范畴进行了创造性研究,构建了行政相对方权利的理论体系,弥补了传统行政法学研究的空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