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捃拾《世说新语》谈《晋书》的文学色彩

唐修《晋书》既赋有史料的翔实,又具有浓郁的文学色彩。《晋书》捃拾《世说新语》诸条目,乃不亏实录,有考而采,并且不自觉地遵循了塑造人物形象这一原则,对于《世说新语》的材料加以均衡、辨析和取舍,并非“忽正典而从小说”,乃是“弃小说而从正典”。作为史传文学的一分子,《晋书》择取与吸收了《世说新语》在人物外在形象、人物个性化描写及人物品藻等方面的特点,不群于以往诸史,也超越了诸旧《晋书》,正因其体制完备、史料详洽、文笔典饬、形象生动等优长,才是唐修《晋书》成书后,诸旧《晋书》逐渐消亡的原因之一。     

唐修《晋书》未参引刘义庆《世说新语》辨证——以石崇为例

唐代刘知几在《史通》中论及唐修晋史时,曾指出《晋书》大量地引用刘义庆《世说新语》中的材料。此说自唐朝以来,少有异议。现就《世说新语》所载石崇其人其事为考察对象,参照《晋书》以及他书,可以明显地看出,就石崇个案来说,唐修《晋书》时所参引的史料多异于《世说》而同于他书,可以证明当时所修《晋书》取材未必参引《世说新语》,而是另有所本。     

从《晋书》的编纂看《兰亭序》的真伪

本文考察了唐修《晋书·王羲之传》与《世说新语》及注所载的有关王羲之事迹和《兰亭序》的异同之后，指出唐修《晋书·王羲之传》是唐初修史馆臣为了迎合李世民偏好王氏书法的心意的产物，《传》中对《世说》所记有关的故事作了从塑造“书圣”形象为目的的修改，而《兰亭序》的后部分文字也是经“摹学”王氏书法的高手伪造后传入宫廷为太宗所得由褚遂良鉴定而入正史的。因此，《兰亭序》是伪作而非真品。     

唐修《晋书》叙事二重性深层原因详探

唐修<晋书>虽作为官修正史却多采小说入史,尤其是大量采用了<世说新语>的材料.这使得唐修<晋书>在叙述过程中时时呈现出小说化倾向,它也因此具备了历史叙事与小说叙事的双重性质.而先秦至六朝、唐初以来历史观念的转变和六朝文风影响下小说文体观念的不断发展,使历史叙事与小说叙事走向融合,这也正是唐修<晋书>呈现叙事二重性的深层原因.     

唐修《晋书》取材《搜神记》原因探析

唐初重修《晋书》时从《搜神记》中大量选取材料入史，对此历代史家多有诟病。唐修《晋书》取材《搜神记》主要基于三大原因：其一，《搜神记》本身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其二，阴阳五行和天人感应的思想统治；其三，作为蓝本的《宋书》大量采录《搜神记》。唐修《晋书》从《搜神记》取材，貌似乖悖治史原则，其背后却有深层的历史合理性．实无取材“失当”之嫌。     

《晋书斠注》校勘管窥

《晋书斠注》是吴士鉴为唐修《晋书》所做的一部集注体校注，是目前《晋书》注本中最为完备者。其效仿裴松之《三国志注》,吸收诸家晋史及历代载籍，兼取清代以来学者校勘考订成果，形成自己的校勘特点。其校勘成绩突出，涉及唐修《晋书》之脱讹衍倒之校订，不少成果为中华书局点校本《晋书》所吸收。但其校勘亦有自身局限性，存在当校未校、校勘不精、据讹校讹等现象。     

乾嘉学者《晋书》研究论析

唐修《晋书》存在着诸多问题与缺憾,但对它做系统全面的研究直至清代乾嘉时期才展开。乾嘉学者用较大精力对《晋书》作了注解、校正、增补及评议的工作。他们的努力为后人研究《晋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梳理乾嘉学者研治《晋书》的成果,了解他们对《晋书》的校正所解决的具体问题,增补所扩展的材料范围,评论所达到的认识深度,对今人深化《晋书》研究具有借鉴意义。     

略论臧荣绪《晋书》的史料价值

臧荣绪《晋书》括两晋历史为一书,材料详实内容丰富,是唐修《晋书》的底本。该书虽已亡佚,但通过对其辑本的分析看,其史料应多来源于萧齐以前的众家晋史和起居注,有着重要的史料价值,既可纠正唐修《晋书》之讹误,又可补充其缺漏,是晋史研究不可或缺的重要史料。     

《世说新语》不是小说

《世说新语》所记内容属于历史事实 ,其中的史料被《晋书》和研究魏晋史的今人大量采用 ,该书的内容既不属虚构 ,也没有完整曲折的故事情节 ,因此《世说新语》不属于小说 ,而属于史料笔记或史料笔记文学     

略论《世说新语》的文体特征——从与《晋书》比较谈起

与正史《晋书》不同,有着大量文史材料做基础的《世说新语》亦有着小说的性质。在比较二者时,我们可以发现《世说新语》的文体有如下特征：体例清晰,分门别类;题材广泛,亦正亦谐;语言简约,意旨深远;价值取向,重人格美。     

东坡词运用的《世说新语》典故——对薛瑞生《东坡词编年笺证》的再补充

薛瑞生先生在《东坡词编年笺证》中标注的东坡词运用的《世说新语》典故有22处，中山大学中文系硕士研究生郭幸妮以该书为依据，考索出东坡词运用的《世说新语》典故达53例。在此基础上，经过考辨后，对之进行再补充，另外考索出28例。其中包括：①薛笺漏注或误为它注的5处。②薛笺注引《晋书》，而似以典出《世说新语》为宜的2处。③薛笺注引《晋书》，而似以典出《世说新语》刘孝标注为宜的1处。④同出自一典故，薛笺只注引了其中一处，其余诸处不加注的18处。⑤在叶嘉莹先生主编的《苏轼词新释辑评》正编部分（确认词）的《意难忘》阕（此阕薛笺未录）中找到2处。     

东坡词运用的《世说新语》典故——对薛瑞生《东坡词编年笺证》的再补充

薛瑞生先生在《东坡词编年笺证》中标注的东坡词运用的《世说新语》典故有22处,中山大学中文系硕士研究生郭幸妮以该书为依据,考索出东坡词运用的《世说新语》典故达53例。在此基础上,经过考辨后,对之进行再补充,另外考索出28例。其中包括:①薛笺漏注或误为它注的5处。②薛笺注引《晋书》,而似以典出《世说新语》为宜的2处。③薛笺注引《晋书》,而似以典出《世说新语》刘孝标注为宜的1处。④同出自一典故,薛笺只注引了其中一处,其余诸处不加注的18处。⑤在叶嘉莹先生主编的《苏轼词新释辑评》正编部分(确认词)的《意难忘》阕(此阕薛笺未录)中找到2处。     

“竹林七贤”称名考辩

魏晋之际的“竹林七贤”是继汉末“建安七子”之后出现的又一文人集团,当时颇负盛名,影响很大,史称“于时风誉扇于海内”。由于政治的原因,关于七贤诸人的记载,史籍甚略,同时人的著述既讳莫如深,唐修《晋书》于诸贤传亦空泛得很,所幸刘义庆《世说新语》及刘孝标注引材料还保留了比较丰富的材料,后人讨论七贤,立论遂多本于此。至于是谁最早提出“竹林之贤”这一名称的,各传及《世说》并无明言,而后人立论,自不免纷纭其说。     

异文词汇研究与《汉语大词典》编纂——以《世说新语》和《晋书》异文词汇为例

异文研究在文字、音韵、训诂、词汇、语法以及版本校勘等方面具有重要的价值,对汉语史的研究意义重大。论文以《世说新语》和《晋书》异文词汇为例,说明《汉语大词典》在词条失收、书证滞后、例证断裂、义位遗漏等方面的不足。     

异文词汇研究与《汉语大词典》编纂——以《世说新语》和《晋书》异文词汇为例

异文研究在文字、音韵、训诂、词汇、语法以及版本校勘等方面具有重要的价值,也即是说,异文对汉语史的研究意义重大.以《世说新语》和《晋书》异文词汇为例,说明《汉语大词典》在词条失收、书证滞后、例证断裂、义位遗漏等方面的缺憾.     

《世说新语·贤媛》选录特色探析

以刘向《列女传》选录优秀女子的六大标准为参照系,比较《世说新语.贤媛》与《列女传》、《后汉书.列女传》、《晋书.列女传》在择取材料等方面的异同,可以看到它们在对女子的价值评判准则和审美取向上的差异。三部列女传所体现的思想精髓是儒家传统的伦理规范,重在表彰女子的德行;《世说新语.贤媛》则明显受魏晋时期推崇玄学、追求精神自由的文化风气的影响,旨在凸显女子的才智。     

《世说新语》与《晋书》中"服妖"现象解析

与《晋书》对魏晋时期“服妖”现象的否定态度不同，《世说新语》的编者对“服妖”这一反礼教现象所反映的士族文人的内在精神追求所给予了积极评价和正面肯定。而这种肯定和评价在一定意义上对于南朝时期“服妖”现象的继续蔓延乃至趋于登峰造极的走势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世说新语》非小说论

虚构性和自觉的创作意识是判断是不是小说的两条重要标准。唐以前的作家缺乏自觉的创作意识 ,不能自觉地进行艺术虚构 ,因此 ,唐以前无真正意义上的小说。从创作目的上看 ,刘义庆等人编撰《世说新语》的目的 ,是为想当官的人提供敲门砖 ,他们提供的参考资料必须准确真实 ;从写作手法上看 ,刘义庆等人摒弃虚构 ,采用“实录”手法记述当时社会上层中流传的名人逸事 ,嘉言隽语 ,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 ;从社会效果上看 ,《世说新语》所记皆实 ,为唐人修《晋书》大量采用。这些都说明 ,《世说新语》不是小说 ,而是一部生动纪实的史料     

论唐修《晋书》的性质

论唐修《晋书》的性质清水凯夫序从秦始皇以来，中国历代杰出的为政者们，不仅在政治、经济上，即使在社会、文化领域，也都想用自己信从的“善”、“美”标准来加以规范，并妄图以此来统治世界。但是，由于他们过于执信自己所信奉的“善”、“美”的绝对“正确性”，就很...     

裴頠《崇有论》校释

裴頠字逸民,是晋朝的“名士”,也是一个政治上的重要人物。在当时各政治派别争夺政权的斗争中,为赵王司马伦所杀。他的著作有《崇有论》和《辩才论》。《辩才论》大概是讨论当时所谓才性问题的,还没有写成,他就被害了。现在流传下来的只有《崇有论》,《晋书》把它完全载入裴頠的传中。《晋诸公赞》说:“頠疾世俗尚虚无之理,故著崇有二论以折之。才博喻广,学者不能究。”(《世说新语·文学》注引)照这个说法,《崇有论》共有两篇。《惠帝起居注》说:“頠著二论以规虚诞之弊,文词精富,为世名论。”(《世说新语·文学》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