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三个维度

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目标,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一个重要命题。本文分别从治理主体的多元化、治理方式的法治化、治理成效上激发社会活力和促进公平正义这三个维度来分析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命题,力图对当前国家治理中所面临的困境有所观照,并勾勒出一幅关于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直观图景。     

论国家治理体系及其现代化

国家治理是国家按照某种既定的秩序和目标,对全社会运行与发展进行自觉地、有计划地组织、协调、引导、规范与控制的活动过程.国家治理具有鲜明的阶级性,体现着国家政治生活的基本方向,影响着社会生活的政治秩序.国家治理体系是由国家治理要素构成的国家治理系统,而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主要指国家治理主体的现代化和国家治理方式的现代化.国家治理主体现代化包括政府治理中的执政党与政府现代化、市场治理中的企业现代化、社会治理中的社会组织现代化和个人治理领域的人的现代化.国家治理方式现代化主要是政府治理方式中制度,法律法规与政策的现代化,企业治理方式中市场经济体制的现代化,社会治理方式中社会组织自治机制的现代化,以及个人治理方式中人的现代自觉.     

社会组织在国家治理现代化中的作用研究

国家治理现代化是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思想的重要体现,是转变政府职能、推动国家治理规范化和科学化的重要途径。社会组织的特殊性是其在国家治理现代化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是国家治理现代化过程中可以运用的重要平台。十八大以来推行的国家治理现代化改革为社会组织的发展带来了难得的历史机遇,政府要充分转变职能扶持社会组织的发展,引导社会组织参与国家治理各领域工作,发挥社会组织在国家治理现代化中的重要作用,促进国家治理的现代化发展。     

城市社区治理的南山实践(专题讨论)

编者按:当前治国理政的政策方向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而基层政府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构的基础性组成部分。对于如何推进基层政府治理现代化,理论上的讨论已足够多,但对基层治理实践的经验研究却比较少。为此,2014年9月,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地方政府治理与社会治理现代化研究”项目组对深圳南山区的城市社区治理实践进行了调研,本期刊发的三篇文章是这     

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理论框架及其构建

国家治理理论主要关注政府治理、企业治理、社会治理三个方面,因此,国家治理现代化理论框架应该由国家—政府治理框架、国家—企业治理框架、国家—社会治理框架三部分构成。国家—政府治理现代化的意义在于推动治权与事权框架的优化,包括正确处理国家—政府治理框架构建中的三种关系,解决国家—政府治理框架构建中的三类缺失,把握国家—政府治理框架构建中的三个前提;国家—企业治理现代化的意义在于促进政府与市场框架的演化,包括激发国家—企业治理框架构建中的三种力量,避免国家—企业治理框架构建中的三大风险,夯实国家—企业治理框架构建中的三个基石;国家—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意义在于促进制度与公平框架的固化,包括拓展国家—社会治理框架构建中的三种视角,实施国家—社会治理框架构建中的三项运作以及程序化与责任落实。     

公正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维度

"国家治理"并不是一个"高大上"的政治术语,而是一种"接地气"的治国理政思路,其对公正的价值追求,与当代中国改革发展的实践息息相关。"公正"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内在要求,所包含的三个层面指涉了国家治理的三个层面,其中,"公平"体现了国家治理在目标层面的导向;"正义"体现了国家治理在内容层面的标准;"公道"体现了国家治理在实践层面的原则。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与促进社会公正是相谐一致的,要培育和践行公正价值观,为国家治理定向导航;完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为国家治理固本强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为国家治理保驾护航;提升党的执政能力,为国家治理提供核心引领。     

基层治理:转型发展的逻辑与路径

基层治理是指一个政治制度框架或政治结构之中最基层的权力运作过程。基于不同的视角,可以将其理解为一种政策过程,或者一种民主发展形式,或者一系列现代国家建构的方式与手段。但无论基于哪种视角,基层治理的核心是基层民主,其方式是运用权力去引导、控制和规范各种社会活动,其目的是最大限度地促进国家公共利益。因此,基层治理的目标、制度建构及其实践,对于当代中国的转型发展都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改革开放以来,基层治理一直是中国政治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这主要是由四个现实条件决定的。其一,中国作为一个传统的超大型农业社会决定了其经济基础是农业,政治基础在基层;其二,从当代农村到城市的改革过程中,基层治理因其实验性特征能够有效地降低改革风险,为社会转型发展积累经验;其三,当前经济社会发展转型过程中面临的问题与挑战,最为集中地反映在基层乡村和城市基层;其四,由于基层社会的重要性,党和政府主动地将基层治理作为改革的路径,并提供相应的制度财政保障。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以及社会的深刻转型,必然需要一种新的适应变革的治理模式,这就使得当前的基层治理面临着严峻挑战和转型压力。实践表明,只有实现基层治理的民主化、法治化,才能使基层治理符合现代政治的标准,才能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为此,国家应积极推进政策过程中的授权、决策、管理、监督等权力环节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充分发挥基层民众、党组织、自治组织、社会组织等各方面的主体作用;自觉维护宪法和法律在基层治理实践中的权威地位,使全部治理行为依法依规进行;有效推动增量改革制度化,用法律和制度将改革创新的成果固定下来,用以规范治理行为与实践。只有这样,才能切实地保障人民的权利和利益。     

现代化进程中的反腐败是一场持久战——我国预防和治理腐败的战略构想

反腐败是事关执政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重大政治任务,回顾改革开放以来反腐败的曲折历程,当前腐败现象滋生和蔓延有其深刻的时代背景和体制性障碍.从战略的高度来审视我国的反腐败,我们既要严惩腐败分子,更要建立对权力具有有效约束机制的社会治理方式,但这一过程是渐进的.从理性与现实结合的层面,在社会体制转轨过程中,我们应清醒地认识到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反腐败是一场持久战.     

协同治理视野下科技社团的服务供给

新时期,政府、市场、社会、公众等多方协同治理成为当前治理方式转变的趋势。十八大以来,社会组织逐步进入治理视野,尤其是科技社团作为重要的社会组织能够通过服务供给优化协同治理的布局,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因而,研究科技社团服务供给缺失及其制约因素,并针对性提出提升其服务供给能力的对策,有利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及治理能力现代化。     

网格化治理结构优化路径探讨——以结构功能主义为视角

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的子系统,社会治理体系在实现保持社会稳定、维护国家安全等治理目标的同时,具有促进不同治理体系整合的功能,而功能作为结构的体现,其释放取决于相应结构的支撑.当前网格化治理模式在治理结构层面,强调治理主体共同在场下的位置权变调整;而在其功能输出层面,存在治理主体整合功能失调、公众需求满足严重依赖政府、治理目标缺乏统合以及规范引导相对薄弱等问题.这可以通过精准化权变治理主体位置、打造网络化权力运行格局、拓宽治理主体间对话渠道以及完善规范体系建设等结构优化路径,使网格化治理输出功能得到强化.     

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治理创新

国家治理概念在近几年的学术研究中时时出现。将国家治理与现代化结合起来,将国家治理现代化作为一个国家改革攻坚阶段的重大战略是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启动新一轮思想解放运动的标志。国家治理现代化是在扬弃旧式现代化之后探寻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之路。国家治理现代化不仅让改革具有了新的意义,而且赋予社会治理创新全新的性质,规定了未来中国式社会治理的新体系。     

社会资本视角下我国公共危机治理初探

从社会资本的视角研究公共危机治理,可以将公共危机治理放到社会结构这个更大的"网格"背景中来,旨在将镶嵌在社会关系中的资源内化为公共危机治理资源,为提升我国公共危机治理绩效提出新的分析框架。信任、互惠规范和社会网络是社会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公共危机治理的着眼点。从现实问题出发,我国公共危机治理中依然存在着民众对政府和非政府组织的不信任、社会规范对部分不合法或不道德的行为约束力不强、能起到承载作用的社会组织网络少等难题。基于此,可以尝试从提升政府信用、健全公共危机治理相关法律和拓展民众参与网络这三个方面提升我国公共危机治理绩效。     

雾霾治理中的公民参与困境及其对策

雾霾污染考验国家治理的行动模式,公民参与雾霾治理具有独特的优势与现实必要性。在当前雾霾治理过程中,公民参与面临的困境包括"搭便车"行为与"囚徒困境",信息不对称、信息公开和共享机制不完善,个体行动乏力,缺乏法律保障、制度保障与组织保障等。公民个人应当树立环保意识,改变生活方式,在源头上直接参与雾霾的防治,进而参与雾霾的公共治理活动。政府要建立大气治理信息共享渠道,保证公民的知情权和监督权;建立多种信息收集渠道,汇集对大气治理的意见和建议;把公民参与纳入环境政策制定的过程中。社会组织的参与是公民参与的延伸与拓展,也是促进或推动公民参与雾霾治理的重要力量,社会组织应发挥其组织和专业优势。此外,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也是雾霾治理的合理模式。     

论村规民约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法治功能

村规民约凭借其内生性和灵活性,紧密契合了基层社会治理的特殊性,在基层社会治理中发挥化解矛盾纠纷、维持社会秩序和辅助国家法律实施的积极作用。村规民约的法治化使之与国家法律形成良性互动,发挥村规民约在基层社会治理中应有的法治功能。实践中,村规民约存在制定程序不规范、文本内容个性化、操作性不强、执行保障力度不够等问题,严重制约了其法治功能的发挥。增强村规民约制定程序的规范化水平,强化文本内容针对性、实用性及执行保障力度,确保村规民约在基层治理中法治功能的实现。     

三维视角下的乡镇政权改革路径探析

本文以"国家政权建设"理论、"第三领域"理论和"治理"理论作为理论视角,从乡镇政权的历史延续、乡镇政权的独特性质和乡镇政权的职能定位三个维度,分析当前乡镇政权的改革路径,指出其改革路径在于使其体制、结构和职能适应国家治理现代化转型的客观要求。     

乡村振兴过程中的治理底气化与效能目标化——陕西汉阴县乡村“三治”新框架

科学规范乡村治理机制，避免乡村治理权责简单、泛化、随意，是乡村振兴的题中应有之义。德治、法治和自治的“三治”制度设计是健全现代乡村治理体系的重要举措，有利于规范而准确地使用管理手段，有效纠正乡村治理存在的问题，提升乡村治理成效。陕西汉阴县乡村“三治”从“国家-社会”一体化出发，把对上负责和对下负责、权力规制和任务对等、规范行为和指标管理、合规控制和法律秩序、绩效改进和治理有效内在统一。乡村治理是“制度设计”与“系统治理”的实施过程，治理有效来自于方法要素的接底气，新时代“三治”要从乡村实际出发，增加乡村治理制度中权责匹配、协同互动、创造转化、规范组织和激励约束，重塑国家、乡村组织和乡村民众的关系，进一步提升和优化乡村的治理效能。     

软法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中的作用

随着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推进,软法的作用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我国国家治理领域中的软法形式越来越丰富。目前最主要的形式有七种:一是公法的基本原则;二是已经形成和正在形成的宪法和行政法惯例;三是执政党的党内法规;四是宪法、法律中的宣示性、倡导性条款;五是已经形成和正在形成的公民社会规则;六是司法判例;七是行政执法基准。这些形式的软法对于规范国家公权力的行使,推进依法治国;规范执政党的行为,推进依法执政;规范政府行政行为,特别是行政裁量行为,推进依法行政和法治政府建设;规范公民社会行为,推进参与民主和协商民主以及平衡改革、发展、创新与法治的关系,保障富强中国、民主中国和法治中国建设的协调统一均有着特殊重要的意义和作用。     

试论全球治理的国家自理机制

学术界经常讨论的全球治理机制主要集中在全球性机制、俱乐部机制和地区性机制等类型上,而这些国际导向的机制都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民族国家在全球治理中的作用.在全球治理的背景下,民族国家更多地成为一种连接国内社会和国际社会以对公共资源进行传输和再分配的制度通道.从这一意义上讲,国家自理也是全球治理的一种重要机制.与之前的“国际谈判—国际监督”模式不同,国家自理强调民族国家在一种非强制和非绑定的状态下对全球规范的主动学习和积极内化.在中文的意义中,治理的内涵有着丰富的国家自理特征.具体而言,国家自理机制包括自我学习机制、自我转化机制、自我实施机制、自我监督机制和自我总结机制等.总体来看,国家自理机制只是全球治理机制中的一种,这表明其无法取代其他机制的作用.通过国家自理机制,全球治理的观念可以更多地变成实际行动,并且在这一过程中民族国家的自主性得以重建.     

城市社区危机治理的社会资本路径探析

近年来,社会资本作为解决社会问题的重要分析工具和理论途径在危机治理中的应用日益广泛,成为众多研究者关注的重点.社区作为城市危机的基层治理单元,也深受其影响.通过运用社区治理理论和公共危机管理理论研究我国的城市社区危机治理,总结当前社会资本视角下城市社区危机治理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和困境,依据社会资本理论,可以从完善社区规范、增进社区信任、健全社区网络和塑造社区危机治理文化四个方面提出改进对策.     

论中国政府社会治理职能的理性归位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之一。社会治理现代化实质上就是一场政府改革,对加快转变政府职能,找准政府在社会治理中的角色定位提出了新的要求。长期以来,中国政府在社会治理方面存在着"缺位"、"越位"、"错位"的问题。如何明确政府在社会治理创新中的角色定位,真正做到有所作为和有所不为,实现政府社会治理职能的理性归位,是当前中国政府改革中需要解决好的重大问题。因此,必须加快理念更新,深化体制改革,强化依法行政,全力推进社会治理创新,使政府充分发挥主导作用,让市场与社会组织更好地发挥主体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