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制嵌入、组织回应与公共服务的内卷化——对北京市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的经验研究

目前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公共服务项目的行动已广泛开展,这被认为是政府职能转移、实现社会管理创新的重要环节.运用“体制嵌入”的概念来分析政府组织如何影响社会组织,运用“组织回应”的概念来分析社会组织面对这种体制嵌入所采取的行动,运用“内卷化”的概念来分析这种互动对社会组织公共服务的提供产生的社会效果,可以发现,政府组织通过将经济逻辑和政治逻辑嵌入到社会组织中,而把社会组织纳入到自身的行动逻辑中;社会组织则通过模仿政府组织的行动争取到自身发展的资源.其后果是双方在行动逻辑上变得更为趋同进而导致了社会组织公共服务的内卷化.     

社会组织参与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的嵌入模式及其优化——基于G市的比较研究

从嵌入性视角出发,社会组织参与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可划分为“规制依附嵌入”和“引导自发嵌入”两种类型。“规制依附嵌入”具有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的“制度嵌入性”特征,展现出政府对社会组织行动策略选择的约束力,但社会组织对政府的依赖性使其创新动力不足、主动作为意愿不强,难以满足日趋多元化、差异化的养老服务需求。“引导自发嵌入”带有基于身份信任发展起来的“关系嵌入性”特征,注重老年人之间的社会交往和互助共享,但非专业化和激励保障措施缺失使其服务提供的水平和质量难以得到保证,发展的持续性面临挑战。这就需要构建“合作共治”型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供给模式,建立以服务契约为核心的四元主体合作结构,重构政府与社会组织间的社会契约关系,培育具有植根性的差异化需求满足体系,以提高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供给能力。     

医药企业社会责任监管机制研究

当前“药害”事件不断,医药企业社会责任意识淡薄,医药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情况更是令人担忧,医药企业追求“经济人”利益,市场监管失灵、法律规范滞后于政府监督,社会缺乏对医药企业社会责任评价体系而呈现出“道德逆淘汰”态势.加强政府在推进企业社会责任中的地位和作用,弘扬主流价值,引导企业社会责任评价,加大奖惩力度,斩断“道德逆淘汰”逻辑链条;充分发挥媒体、行业协会、群众团体、非营利机构等社会第三方监管机制监督;强化企业社会责任的自律,将企业社会责任建设渗透至企业核心文化的范畴并将企业社会责任提升至企业发展战略的高度;政府、市场、社会三位一体多元治理才是监管医药企业的长效机制.     

从嵌入到融合：资本下乡植根乡村社会的路径研究

从嵌入性理论视角出发,以组织嵌入、利益嵌入和关系嵌入三种机制分析村庄场域内下乡资本与乡村社会的互动状况,发现直线单向式的嵌入路径整体上呈现“只嵌不入”的悬浮状态,资本的“市场逻辑”与村庄的“乡土逻辑”存在断裂,下乡资本与村庄社会出现程序合法性与情境合法性的张力、形式嵌入与实质融入的差距、社会身份与乡土身份的偏离等嵌入困境。融合机制是对嵌入机制的延续、推进与超越,从构建“股份合作制”的利益共同体、扭转社会身份“村民化”、增能赋权“化村民”等维度建构下乡资本植根乡村社会的新路径,通过从单向嵌入到双向互嵌、从浅层利益到深层互惠、从单一经济维度到多重社会互动,促进下乡资本与村庄社会之间由生硬嵌入到有机融合的过程,以期实现“以企带村、以村促企、村企共赢”的理想样态。     

新媒介赋权视角下公益组织助力乡村治理策略研究

在精准扶贫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新形势下,作为乡村“善治”的载体之一,公益组织在有效嵌入并助力乡村治理的实践中依然面临着巨大挑战。以公益组织助力乡村治理的实践为基础,跳出“国家-社会”关系的结构叙事,回归公益组织行为和过程分析,在新媒介赋权视角下构建“身份—策略—结果”的分析框架,并归纳公益组织实践中呈现的助力策略及其行动逻辑,可以发现：新媒介赋权策略选择主要是回应项目落地、助力达成过程中,公益组织在乡村治理场域社会关系网络中身份的动态变化;通过新媒介赋权信息、表达与行动,公益组织得以从无权的边缘观望者,成为获取认同和权力的骨干行动者,以及获取持续性影响力的隐性参与者;从赋权自我到赋权他者、从技术赋权到社会赋权是公益组织利用新媒体助力乡村治理策略的总体特征和逻辑。     

社会组织参与企业社会责任治理的若干思考

由于企业社会责任缺失造成的环境危机与经济危机,以及政府干预经济而失灵的现实,西方学术界开始探讨政府、企业与非政府组织三方之间的现代治理.现代治理一方面要求政府转变职能,划分政府与市场经界限,政府适度界入市场,制定企业社会责任标准;政府的核心职能是保护产权;另一方面要求政、社分离,非政府、非营利组织积极参与治理,参与企业社会责任的实施,同时要求企业承担社会责任.     

国家建构下的社会进化：地方政府培育社会组织的整体性分析

如何理解国家建构和社会进化的逻辑关系，是一个关系国家推动社会建设之路径选择的重要问题。以哈耶克为代表的进化理性观及其“自发秩序论”“建构原罪论”，不能解释中国政府主导社会建设、推动社会进化的经验事实。作为一项国家建构行动，地方政府培育社会组织的行动逻辑及其效果充分说明：国家建构是政治吸纳以及嵌入、生产社会的理性行动过程，国家建构社会的组织框架、权力链条和行动方式均建立在理性基础之上；国家建构是社会实现有序演进的行动机制，国家建构了社会进化的基本秩序，为社会进化输送了养料，提升了社会进化的速度；国家建构更好地助推社会进化，实现了二者的有机衔接，实现了国家建构的行动理性与社会演进的主体诉求的统一。     

外源型社会组织如何推动乡村振兴合作网络构建——基于L基金会的案例研究

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振兴的潜力已经形成共识,但作为外来力量如何与乡村在地主体建立稳定、有效、可持续的合作关系是现实中面临的重要挑战。通过在行动者网络理论和制度性集体行动理论的基础上构建出一个综合分析框架,并以L社会组织为研究个案,能够细致刻画外源型社会组织构建乡村振兴合作网络的动态过程。研究发现：1)乡村振兴合作网络构建包括动力和控制两种机制,动力机制通过利益赋予提高合作意愿,促使合作行为产生,控制机制通过引入规则削弱合作风险,保障合作关系稳固。2)外源型社会组织在推动乡村振兴发展中采取了“问题识别—利益赋予—招募—风险分析—策略选择—动员”行为逻辑。3)在“动力—控制”双重机制下,外源型社会组织构建的新型乡村振兴合作网络呈现出“卷入—吸纳—团结—激活”的发展路径。这一案例研究不仅从理论角度丰富和发展了新内源发展的理念内涵,还在实践层面为提升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振兴效能提供了有益启示。     

信任、规范与网络: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社会资本测量——以江西S县隆信渔业合作社为例

农民专业合作社是一种俱乐部型的组织,能为其社员提供个人无法享用的排他性公共物品,与此同时,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运作又深深嵌入当地的社会资本中.合作社既是一个开展交易活动的组织,也是一个互惠性互助性的利益共同体,尽管作为乡土社会内生的社会资本,道德规范和村庄舆论对于合作社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监督作用,然而正式规范的有效实施要求合作社必须产权清晰、权责明确、管理规范,特别是中国社会关系取向在长期演变中形成了一种“熟人信任”,这种以亲缘和地缘关系为基础的“特殊信任”是中国农民走向合作的行动逻辑,它促使个体农民在面临市场挑战时能够发起合作行为并建立和发展合作经济组织.     

“身心分离”视域下农村社会生活主体的缺失与在场——对转型期乡村社会的认识与想象

“无主体熟人社会”为理解转型期乡村社会性质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舆论失灵”、“面子贬值”、“‘社会资本’流散”和“熟人社会特征的周期性呈现”四个特征是其所呈现的异于“熟人社会”的质变图景，可从主体缺失、关系脱嵌和结构失衡三个层面进行深入理解。“无主体”揭示了空心村的典型特征，然而主体即青壮年的缺失并不能解释非空心村运作逻辑的变化。个体与村庄的关系不仅包括空间意义上的活动区域是否脱离村庄场域，还包括与村庄心理联系的强弱，可将个体与村庄的关系按照“身体依附程度”和“人心归属程度”进行交叉分类，借此分类体系可加深对当前乡村社会性质的认识。     

社会组织“悬浮”社区的治理进路：从脱嵌到嵌入

“悬浮”的社会组织难以在社会治理中有效发挥“社会协同”功能。模糊性行政发包对组织公共性生产的弱化、追逐市场分利导致的对地方治理网络的游离、复杂的街区权力关系对组织专业承诺的消解、陌生人社会与自治困境对关系构建的挤压是社会组织“悬浮”社区的主要诱因。社会组织“回归”社区必须因应现实,实现双重嵌入。要上下统和促进社会组织的结构性嵌入,在政策组合上给予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更充分的支持,并注重地方政府治理理念与行为的调试和优化。要内外联动推进社会组织关系性嵌入,通过社区场域的协同再提升充分释放社会组织专业活力,并推进社会组织自治的再完善以不断提升扎根本土情境的能力。     

社区基金会类型化发展与行动策略选择——基于社会资本的分析视角

当前我国社区基金会呈现政府发起型、企业发起型、社会组织发起型、居民发起型及混合发起型的多样态发展趋势。因发起主体及对社会资源依赖程度的不同，各类型的社区基金会在特征内涵上有明显区别，在实践中也采用差异化的行动策略。文章基于社会资本的分析视角，从组织行为的情感性行动意向与工具性行动意向出发，将不同主体发起型社区基金会的行动策略划分为四种类型，即“双强”行动策略，“高情感性、弱工具性”行动策略，“高工具性、弱情感性”行动策略以及“双弱”行动策略，并提出鼓励发展社会组织发起型社区基金会、积极扶持居民发起型社区基金会、合理引导企业发起型社区基金会和谨慎发展政府发起型社区基金会的建议。     

社会性嵌入:从企业生产要素看社会企业模式的产生

尽管用市场的手段解决社会问题是社会企业的特点,但社会企业和工商企业一样仍然具备土地、资本、劳动力和企业家才能四种生产要素,只是这四种要素的使用和商业企业又有不同。在社会企业中,各个生产要素都同社会性因素发生关联,通过嵌入机制社会性因素与各个生产要素连在一起。而企业家才能是四个要素中最具有使能作用的要素,它能够使管理者具有社会企业家精神并在配置各生产要素时将社会因素作为一种创新性方法运用到生产过程中。正是通过传统生产要素的变革,最终引起了企业性质的改变,形成了投资型社会企业、就业型社会企业和地区资源中心型社会企业三种不同类型的社会企业运作模式。因此,社会企业是一种组织创新。     

营商环境对就业的影响与提升路径研究——基于我国30个省份的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

就业是民生的基石，深入研究营商环境与就业之间的关系对于优化政策措施和推动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采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从“政府角色”“社会环境”和“市场环境”三个维度下的七个方面，探讨营商环境对就业水平的影响及其提升路径，发现：营商环境对就业水平的提升具有显著影响；高就业水平的组态存在三种驱动路径，分别为“效率-资源供给”推动型、“公平-法治环境”驱动型和“开放-市场公平”引领型。进一步分析表明：公共资源供给和市场公平在提升就业水平中发挥关键作用；在发展起步较晚的地区，政府效率和政府关怀具有重要意义。因此，建议制定区域差异化政策，发挥各地自身优势和资源禀赋，实现高质量就业，同时充分发挥政府、市场与社会的协同作用，共同推动区域营商环境的优化和就业水平的提升。     

乡村环境治理中党建嵌入与“治联体”自治的双向耦合

乡村环境具有天然的隐蔽性、分散性、流动性、复合性等特征,“治联体”自治是乡村生态振兴背景下基层党建嵌入乡村以整体性推进环境善治的新型治理结构。基于“价值—结构—制度”的三维分析框架,结合T村环境治理实践,揭示党建嵌入与“治联体”自治双向耦合的机理。结果表明,党建嵌入与“治联体”自治的双向耦合是一个价值互认、结构互嵌和制度互融的过程。一方面,基层党建以理念嵌入、身份嵌入、制度嵌入等方式嵌入“治联体”,在“价值认同—结构优化—制度整合”的层层递进链条下激发村民进行环境治理的行动自觉;另一方面,“治联体”的嵌入性自主,不仅使“治联体”自治以新的简约形态复归落位,也为基层党建创新提供了中间渠道和行动空间。双向耦合下的乡村环境治理,实现了局部有效和整体有效的双重提升、政治定力和社会活力的协同进阶、政治国家与乡村社会的良性互动。     

企业社会责任动力机制研究新进展——兼论平衡木模型的构建

企业社会责任的动力机制研究是近年企业社会责任研究的热点。在回顾企业社会责任动力机制相关研究的基础上,结合利益相关者理论,构建了企业社会责任驱动因素的平衡木模型。模型认为,股东和供应商是企业社会责任的制约力量,政府、员工、消费者等是企业社会责任的驱动力量,制约力量和驱动力量相互博弈的结果将最终影响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决策。以此模型为基础,提出强化企业社会责任的途径:加强政府的引导和规制,促进企业社会责任文化建设,增进企业社会责任沟通,转变股东意识。     

人际关系互动与社会结构网络化--社会资本理论的建构基础

“社会资本”研究一直缺乏对其中蕴含的理论思想作深入地探讨。本文通过梳理社会资本理论所遵循的社会学传统 ,将“过程性”和“嵌入性”作为社会资本的两个本质特征 ,并在“社会结构的网络化性质”这一框架下对“过程性”和“嵌入性”特征加以整合 ,以此作为社会资本理论的建构基础。这一分析框架突出了行动者权宜性行动策略对社会规范结构的建构和重构意义 ,以及人际关系互动所体现的行动者能动性对社会结构网络化过程的影响。     

弱势群体公法保护视野下的社会帮扶问题

弱势群体保护问题是当今社会,尤其是公法学界所面临的严峻课题。为了有效应对这一问题,应采用比较研究、实证研究、文献研究的方法,在继续完善传统公法意义上的相关保障性制度的基础上,积极构建弱势群体的社会帮扶制度。弱势群体的社会帮扶制度一方面以服务行政理论为理论依据,要求弱势群体保护由当下的“政治负责”向“社会负责”过渡;另一方面,社会帮扶制度又以公共服务理论为理论支撑,要求政府由高权强制型向怀柔服务型转变。在实践中,弱势群体的社会帮扶制度应遵循政府与社会“两条腿走路”的基本逻辑,而该制度的构建应秉承若干基本思路：破除观念束缚,培育和构建公民社会;丰富社会主体形式,弥补行政保障不足;完善其他社会帮扶途径。     

政府的经济职能与政治民主

政府与企业是现代社会最重要的组织，两者在性质上完全不同。企业大都以赢利为目的，企业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行为只要不违背法律法规就无可厚非；政府则是行使公共权力的机构，政府应该是非赢利性的，否则政府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就有可能将自身的利益置于全社会的利益之上。在中国，过去政府与企业这两种组织的职能常常被混同，人们用“政企不分”来形容这种现象。     

计生博弈、策略行动与乡村治理的实践逻辑——以凉山彝乡生育秩序整治为例

文章基于观察和访谈形成的材料,通过构建“主体-场景-行为”分析框架,探究乡村情境中计生博弈与治理实践的逻辑机理。乡村计生博弈涉及基层政府、村级组织和农民三类治理链主体,涵括多种机制和策略,如罚款、宣教、行政处罚、捆绑管控等规制机制,发文、参会、签责任状、考核、通报、汇报、包联、检查等执行机制,以及联盟、作假、逃藏、隐瞒、合谋等策略行为。实际上,这种互动博弈和策略行动是不同主体在乡村同构下调适角色、制度约束下变通执行和人情场面下自利权衡的外在过程。“乡政”与“村治”目标和对象的同构性、乡土人情逻辑是其生发的社会基础;不对称的权责体系、失衡的激励结构是其生发的制度环境;趋利避害的个人理性、自利化的利益权衡是其生发的内生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