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构建和完善促进共同富裕的法律体系

为保障党中央关于扎实推动共同富裕重大决策的有效实施,根据法治固根本、稳预期、利长远的功能,我国有必要加快构建和完善促进共同富裕的法律体系。我国在促进共同富裕的立法方面有一定基础,但还存在一些问题,如基本法缺位,初次分配立法有诸多空白、现行规定不够合理;再分配立法进展缓慢,房地产税立法、遗产税立法等重要法律迟迟未能出台;三次分配立法存在短板,现行慈善立法不够完善,导致社会成员捐赠意愿不足等。为此,应当抓紧研究制定"共同富裕促进法",将其作为推进共同富裕领域的基本法。与此同时,还应完善推进共同富裕领域的专项法——初次分配立法、再分配立法、三次分配立法,以期形成适合我国国情的、基本法和专项法相协调的促进共同富裕的法律体系。     

共同富裕和三次分配视域下“医保个人账户改革”的伦理审视

共同富裕是政治经济命题,也是需要进行伦理表达的规范命题。三次分配是实现共同富裕的路径依赖,理顺三次分配的伦理原则和伦理关系是解决分配问题的基础命题。社保制度本质是一种分配制度,不同类型的社保属于不同层次的分配,也遵循不同的伦理原则。养老保险和住房公积金作为市场初次分配的延伸,其使命是为未来提供确定性的保障,因之理应坚持公平的伦理价值诉求。医疗保险基金固然也来自市场初次分配的积累,但生病和医疗的不确定性决定了医保的制度设计与改革必须遵循政府从事再分配所要求的“平等共济”原则。社会保障制度固然需要“以人为中心”,但出于保障和救济的伦理诉求不同,养老保险和住房公积金是“以健康人为中心”提供保障,医疗保险则应“以病人为中心”实施救济。“医保个人账户改革”作为新一轮医保改革的核心,其价值指向不能脱离共同富裕和三次分配的伦理基础,不能脱离社会保障和医保制度设计与改革的伦理诉求,不能以“公平和效率”的名义取代或排斥“平等共济”的伦理原则。     

共享发展理念下农村土地增值收益分配制度改革研究

我国农村土地增值收益分配存在比例不合理、土地价值不能充分实现、管制过度造成效率损失、土地发展权缺失、农民土地权益得不到充分保障、分配观念偏差等问题。共享发展理念与农村土地增值收益分配之间存在着较强的关联性,需要以共享发展理念指导农村土地增值收益分配制度改革,树立"涨价归民、地利共享"的观念,合理设计农村土地增值收益共享分配机制;改革农村土地产权制度,赋予农民家庭完整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保证农民公平分享土地增值收益;建立健全农村土地法律体系,依法保障农民和农村集体等产权主体的土地增值收益。     

企业慈善行为、第三次分配与共同富裕

实现共同富裕需要构建既体现效率又促进公平的收入分配体系,第三次分配作为一、二次分配的补充,在新发展阶段大有可为。文章基于企业慈善行为探讨了第三次分配推动共同富裕的基础逻辑、内生动因、激励机制及模式升级。首先阐明了第三次分配推动共同富裕的基础逻辑,优化收入分配结构是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的社会基础,第三次分配是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的关键路径。围绕企业慈善行为进行市场因素、政府因素及利他因素下的内生动因进行剖析,并基于共同富裕目标提出“生产—人人参与”“消费—扩大内需”和“分配—人人共享”三位一体的企业慈善激励机制。对比分析传统的非生产性捐赠模式与升级的生产性共同富裕基金模式,提出企业慈善行为的升级模式在科技创新、乡村振兴等领域的表现形式。     

第三次分配如何促进农村共同富裕：多维检视与实践向度

实现共同富裕，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农村。第三次分配在农村共同富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是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第三次分配协调配套制度体系的重要方面。农村虽然一直是慈善捐赠、志愿服务等第三次分配的重要目标领域，但存在的问题亦较明显。在总量维度，农村慈善捐赠资源数量有限；在结构维度，农民精神生活富裕短板突出；在动力维度，农村志愿服务动力明显不足；在环境维度，农村公益慈善文化氛围淡薄。尽管第三次分配依靠的是民间的“自觉自愿”行动，但是这种“自觉自愿”行动也需要一定的制度设计进行激发。以第三次分配促进农村共同富裕，应落实慈善捐赠激励机制扩大农村公益慈善资源，建立精神生活富裕促进机制弥补农村富裕短板，塑造志愿服务成长机制增强志愿服务动力，加强慈善文化引领机制优化农村公益慈善环境。     

工会对劳动者收入的保障作用探讨——以初次分配为基础

“劳动生产要素分配系数”有效地反映出我国初次分配不公平．劳动者收入低的社会问题。其原因在于我国工会组织缺乏独立性和代表性,制约我国集体谈判制度的实施,因而工会对保障劳动者收入方面的作用甚微。让工会对劳动者收入发挥作用,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就应该增强工会的独立性、提高基层工会的组建率,促进我国集体谈判制度的实施。让工会更加有效地保障劳动者权益,提高我国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     

第三次分配：一个日益凸显的课题

改革开放后 ,由市场主导的第一次分配和以政府为主导的第二次分配 ,都不能有效地解决社会收入差距持续扩大的问题。在此社会背景下 ,社会呼唤第三次分配。第三次分配是以慈善公益组织为主导 ,按照“道德原则”对社会资源和社会财富进行的分配。目前它在西方国家已发展得比较成熟。第三次分配与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及科学发展观在目标上是一致的 ,即达到“共同富裕”。此外 ,文章还探讨了在我国如何发展第三次分配的问题。     

三权分置下宅基地发展权的法权结构与实现路向

宅基地三权分置改革的核心是宅基地发展权的赋予和配置。当前,《民法典》规定的宅基地使用权的权能仅有占有权和使用权,而无收益权和处分权等发展权能。法律缺位以及农户以非正式制度方式对于宅基地发展权的事实上的享有,导致政府、集体、农户在宅基地发展权上的争端始终不断。未来的宅基地制度改革,应赋予集体和农户对闲置宅基地的部分发展权,并通过债权或物权方式赋予社会主体一定的发展权,进而形成由集体、农户和社会等多主体共享宅基地发展权的局面。《民法典》或《土地管理法》应当以正式制度的方式承认宅基地发展权,并规定享有主体和利益分享机制。     

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流转收益分配之法律探讨

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对于维护农民利益和农村社会稳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流转制度改革能否顺利推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流转收益的分配关系是否合理.应当通过完善立法、政府监管、民主决策等途径,确保流转收益分配建立在公平、合理的基础之上.政府不宜直接参与初次流转中的收益分配,但可以参照国有土地增值税的标准分享再次流转的增值收益,其余部分收益应归土地使用权人所有.对于集体收益的内部分配,应通过民主决策程序来决定.应赋予集体成员以司法救济权.政府应当建立基准地价制度,为流转价格提供行政性指导.     

中外农地发展权及其涨价归属

中国现行土地制度的弊端之一是城乡土地分割，同地不同权，具体表现为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人不能像国有土地所有权人那样在自己所有的土地上设置建设用地使用权，也就是说，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人不具有国有土地所有权人国际上通行的土地发展权。多年来，中国政府通过“土地规划和用途管制制度”将土地发展权从农村土地的产权束中剥离出来，并通过征地制度占有了这部分土地开发利用的权益，这使得农村集体和个人被排除在土地增值收益的分配之外。本文在考察国外土地发展权产生、演变的基础上，分析了中国农村土地发展权与增值分配现状，并结合有关土地涨价归属的讨论，提出城乡土地同权化改革的思路。     

对我国国民收入三次分配问题的思考

我国的收入分配由过去的平均主义开始转向收入分配差距扩大,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在市场经济中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的收入分配公平理论为指导,正确处理公平与效率的关系,缓解突出的社会问题,已成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一个重要内容。国民收入分配系统十分复杂,以往在二次分配中才强调公平的思想解决不了现实问题,初次分配中劳动所得比重低是收入差距拉大的主要原因,初次分配中的不公平很难通过再分配纠正过来,同时我国的伦理分配长期没有得到关注和加强,也成了收入分配中的一个突出问题。     

国民初次收入分配不公对核心价值观的消解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础是全体国民的共有、共建、共享,实现共享的起始性体现就是国民初次收入分配的公平。但是多年来,我国国民劳动性收入过低,导致国民对“劳动光荣”价值观的消解;居民群体之间收入差距过大,导致国民对“共同富裕”理想的消解;政府与民争利,导致国民对社会主义国家伦理的消解。这直接拷问着“共有”的真实性和正当性,是我们重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时必须首先面对的道德事实。     

面向共同富裕的第三次分配：机理、条件及路径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而第三次分配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路径。第三次分配主要是社会力量、企业等行为主体在软约束作用和真实意思表达基础上，按照制度规章对合法财产、物品及服务采用无偿供给等公益手段重新配置，以期扩大慈善效益，助力共同富裕的分配方式，具有社会性、自发性、道德性和补充性特征。共同富裕至少包含全民共富、全面富裕、共建共富和逐步共富多重维度，以上述多重维度为基准，第三次分配与共同富裕的内在耦合主要表现在第三次分配有助于缩小贫富差距、丰富精神文化、吸纳社会参与和先富带动后富，契合共同富裕核心要义。面向共同富裕发展第三次分配需要实现主体、环境、规则、对象等要素条件的协调，因为第三次分配是分配主体在环境和规则作用下与分配对象有机互动的过程。未来需要不断壮大第三次分配主体的数量规模，塑造慈善主导的第三次分配文化，强化第三次分配的制度体系建设，激发第三次分配对象的内生动力。     

解决贫富差距扩大问题的关键

我国现阶段贫富差距尤其是收入分配差距持续扩大。解决这一问题必须建构新的分配理论，把公共服务或公共品的分配纳入国民收入或国民财富分配的视野，确立四次分配论的理论框架，在此基础上调整和完善我国的分配政策，从而努力缩小贫富差距，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     

论新时代共同富裕的基本经济制度作用

新时代共同富裕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密不可分,它体现了其目的性、过程性及贯穿其中的方法。要稳步推进新时代共同富裕,必须要探寻根本性的原则问题和制度问题。新时代共同富裕需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提供重要的制度保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有制关系保证了高质量发展中促进新时代共同富裕物质与精神的生产条件,其分配关系保证了全体人民按其所有、按其所能获得尽可能多的利益,而其市场体制保证了高质量发展充满活力,以巩固共同富裕的生产力基础。主要贡献在于：从整体上论证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对新时代共同富裕的巨大作用;提出了中国“平放橄榄型”分配格局及“一、二、三次分配”都应“公平与效率兼顾”的观点;揭示了通过动态消除地区、行业、个人的财产收入及机会差距,从而推进新时代共同富裕的机制和途径。     

构建和谐社会呼唤以NGO为功能载体的第三次分配

加速转型期中国社会呼唤第三次分配。第三次分配是N G O建立在志愿性的基础上,以募集、自愿捐赠和资助等慈善公益方式对社会资源和社会财富进行的分配,它依靠“精神力量”,奉行“道德原则”。以N G O为功能载体的第三次分配与构建和谐社会在目标上是一致的,而发展以N G O为功能载体的第三次分配需要法律、制度支持和公民社会意识的培养。     

迈向共同富裕的中国式现代化分配制度——价值意蕴、富裕差异与现实路径

党的二十大报告对中国式现代化和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展开了重要论述。构建中国式现代化分配制度是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制度保障,而“人民至上”则是其价值主线,这与传统社会的“阶级至上”和西方式现代化的“资本至上”都存在本质差异。同时,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过程是艰辛且曲折的,相对应的分配制度也需要根据社会背景的变化进行相应调整,调整的基础是对高增长阶段中富裕差异的厘清,这种差异是在基础设施建设需求、人口流动受阻、城乡财产制度差异和体制转轨信息不对称等历史原因的影响下产生的。为了持续迈向共同富裕,需要通过提升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阶段居民部门的收入占比,打破羁绊城乡要素流动的行政性阻碍,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多样性和严格规范财富积累机制等针对性的现实路径来构建高质量发展阶段的中国式现代化分配制度。     

多元主体利用宅基地合作建房的权利配置——以“三权分置”为实现路径

对于多元主体利用宅基地合作建房的权利配置,既要保障多元主体的合法权益,激活城乡要素市场,同时也要平衡多重制度目的,防范制度风险,防止城镇居民、社会资本等以合作建房为名义买受宅基地使用权。本集体内部成员之间利用既有宅基地合作建房并分配房屋时,不受“一户一宅”规则的限制。在房地分离主义下,房屋与土地均为独立的财产,宅基地使用权、租赁权等均可成为房屋所有权的土地权源。非本集体成员与农民合作建房时,应以宅基地“三权分置”为架构,采取“土地所有权+宅基地使用权+宅基地租赁权”的法权结构,由农户保有宅基地使用权,非本集体成员依据合同取得房屋所有权和一定期限的宅基地租赁权,并可办理不动产登记。     

论我国现阶段实行按生产要素分配的依据

在我国现阶段实行按生产要素分配方式 ,其理论依据是要素财富论、“三个有利于”根本标准 ,以及“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和“鼓励一部分人先富同时坚持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两项原则 ;其现实依据是我国现阶段的生产要素所有制形式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     

初次分配改革促进共同富裕：内在逻辑、现实难点及优化路径

正确认识和把握实现共同富裕的主要目标和实践途径,要着力发挥分配的功能和作用。初次分配的改革能否解决收入分配差距极化的问题,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关键。现阶段,初次分配改革还存在突出的难点：目前初次分配体系内,按劳分配的主体地位依然不明显;城乡均衡一体化发展不足,城乡居民个人可支配收入差距依然较大;非公有制经济范畴内,要素占有的差异性拉大了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收入极化效应;农村居民初次分配的收益不足,低收入群体增收较为困难。在初次分配领域需要改进的措施有：在公有制经济内提高按劳分配的比例,充分发挥国有企业在实现共同富裕中的作用;在非公有制经济内,限制资本等生产要素配置的极化趋势;缩小城乡收入分配的差距;激活农村集体经济潜能,丰富农村低收入群体的创收渠道,增加农村低收入群体收入;通过规范资本等生产要素的占有差异来规范居民财富积累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