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污名理论研究综述

既有污名研究所面临的困境和主要问题在于将"特质/差异"作为污名的根源,并对其存在着本质主义的认知误区,而对更重要的核心问题和实质性关系却未予以足够关注。也由于同样的原因,很多既有污名研究甚而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污名和歧视的生产与再生产,值得后续研究引以为戒和反思。     

新媒体对大学生政治行为影响的研究

通过调查问卷及社交软件内容追踪研究,探讨新媒体对大学生政治行为的影响。结果显示,新媒体对大学生政治态度疏离、政治理论学习、政治教育没有明显影响,但因政治信息获取渠道拓宽,新媒体可加快大学生政治社会化的进程。     

大学生孤独感与微博使用的关系研究——以中国药科大学为例

本文采用随机抽样的方法,对中国药科大学200名大学生进行情绪——社交孤独、微博使用问卷调查,统计微博与大学生情绪——社交孤独之间的关系。调查结果表明(1)适度的使用微博,可以缓解大学生孤独感,而长时间使用微博,则会增加大学生的孤独感;(2)情绪—社交孤独方面,男生比女生孤独感更强,但差别不显著;(3)微博的使用与大学生情绪孤立直接存在显著负相关,而微博使用时间与社交孤立、情绪孤独与社交孤独之间没有显著的相关关系。     

新形势下媒介融合发展路径研究

媒介融合是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然产物,在当今社会,由于媒介系统深刻变化发展,媒介功能日益丰富,使得信息传播方式和媒介使用习惯得到了升华,媒介融合对于社会生产生活方式产生了极大改变,引导不同媒介之间的融合发展必然成为信息化时代的重要课题。     

国际公众认知中国时媒介接触行为比较研究——以英、美、新加坡三国为例

在了解中国的各种渠道中,外国公众使用得最多的是本国的媒介;在媒介类型的选择上,无论中外媒介,外国公众接触得最多的是互联网和电视;同时,外国公众对于媒介内容的选择上,会针对不同的目的呈现出不同的偏好。本文以英、美、新加坡三国公众为研究对象,得出的结论是,三国公众在对中外媒体的信任度上,多持"说不清"的模糊态度。国际公众的媒介接触行为特征,对当代中国的国际传播优化具有积极的参考意义。     

基于底层抗争的想象性报复:社会怨恨视角下的媒介暴力研究

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的重要时期,社会分层的加剧与矛盾冲突的升级使得社会怨恨情绪成为一种民间话语表达的显著特征。这种表象在网络媒体中尤为明显。大众传播媒介是当前社会生活中的重要信息载体,它应该发挥沟通信息、传承文化和促进群体和谐的作用。新闻工作者要承担把关人的责任,避免不实不当信息和言论的负面影响。在当前社会环境下,我国大众传播媒介在吸引受众、抢夺关注的大战中往往会热衷炒作或跟风报道,体现为谣言、污名化、歧视、感官刺激等报道特征的媒介暴力,加剧了信息传播的不对称,造成群体之间的偏见与误解。造成此种媒介暴力现象的直接原因是"眼球经济效益"的膨胀,深层动因还在于媒介契合底层受众在转型社会中的怨恨情绪以及由此延展的想象性报复,这也正是大众传媒不断吸引受众关注的根本原因。     

人际信任、制度信任与农村老人互助养老参与意愿

基于对陕西省关中和陕北地区农村老人的问卷调查数据,着重探讨了人际信任、制度信任对农村老人互助养老参与意愿的影响.研究发现,地缘信任可以显著提高农村老人互助养老的参与意愿,普遍信任则会显著降低农村老人互助养老的参与意愿,而血缘信任、业/学缘信任对农村老人互助养老参与意愿的影响不显著.与人际信任影响的多向性不同,制度信任可以显著提高农村老人互助养老的参与意愿.另外,人际信任、制度信任对农村不同老年群体互助养老参与意愿的影响也存在一定差异.     

饮食社交对政治信任的侵蚀及差异分析：关系资本的“副作用”

本文使用2009年中国八城市“社会网络与职业经历”(JSNET)问卷调查数据,探讨饮食社交对政治信任的影响。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城镇居民的社交聚餐频率对政治信任各维度均有负向效应,且这种侵蚀效应在不同体制、不同性别、不同学历和不同地区的人群间具有显著差别。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以“饭局”为途径来积累、维系和动员关系资本的过程,在特定的情境下往往伴随社会层面的消极影响,对政治信任带来“副作用”。     

论媒体时代下的文学阅读

媒介素养教育的目的在于培养公众健康的媒体评判能力,通过教育来指导公众尤其是青少年,合理地运用大众传播媒体及其信息和文化资源。财经院校是以经济、管理专业为主的高等院校,注重专业知识的培养,然而却常常忽视了对学生人文素质的教育,在文化底蕴和氛围上显得单薄,在启迪和激发学生上存在不足。大众媒介对学生的社会化影响程度日益增强,我国的媒介环境日益复杂,高校有责任对学生从各方面进行正确的引导。     

风险沟通、政府信息信任与消费者购买恢复——基于三聚氰胺事件消费者调查

本文运用河北省石家庄市和保定市的消费者调研数据,分析了三聚氰胺事件发生后,奶制品消费者对政府公布的食品安全信息的信任程度(简称为"政府信任")与奶制品购买恢复行为之间的关系。本文构建了食品安全事件背景下政府与消费者之间进行风险沟通的初步分析框架,重点解决了"政府信任"变量的内生性处理问题。研究结果表明,消费者对政府信任程度的提高会显著增加消费者的奶粉购买恢复水平。     

新知

上网模式与抑郁症的前兆 调查发现,有抑郁症前兆的人倾向于比没有前兆的人更多地使用文件共享服务、电子邮件以及聊天工具;有前兆的人倾向于使用游戏、视频等数据流量较多的应用,同时使用互联网具有随机性。研究人员解释说,较多的玩游戏看视频,是发展为抑郁症前网络中毒的一般症状,而随机使用互联网,则可以看作是与抑郁症有关的注意力低下的一种表现。     

论演示类叙述的“真实”与虚构

虚构与纪实,是人类叙述活动乃至思维方式的最基本的两个范畴。演示类叙述作为与人性最相契合的叙述方式,其现在在场性、受述者参与等特点容易致使人们搁置或漠视叙述框架,甚至将一切还原成经验事实。通过考察演示类叙述的展示、即兴与不可预测、受述者参与、非特有媒介等体裁特征,可以将虚构变为"真实"的种种可能揭示出来。     

社会信任与基层社区治理效应的因果机制

本文尝试回答社会信任对基层社区治理效应产生影响的具体机制。本文认为,社会信任通过具体的中间传输机制影响基层社区治理效应。根据以往理论和实证发现,本研究选取并检验了选举质量、大众参与和非政府组织等三个具体的中间机制。结果表明,社会信任虽然对社区治理有着重要影响,但其影响并非直接的,而是借由中间机制实现的;普遍信任对选举质量产生显著的正面影响,即对社区居委会的治理效应产生积极影响;特殊信任对选举质量和业委会建立产生显著的负面影响,进而对社区居委会的治理效应产生消极影响。     

当前农民工媒介镜像批判

农民工群体的媒介镜像直接影响着社会对农民工群体的整体认知,影响着农民工群体的社会形象和社会资源配置。目前,新闻媒介对农民工群体的报道,在报道规模、报道质量和议题设置上存在着话语权萎缩和媒介镜像被污名化、妖魔化倾向,加深了社会主流群体对农民工群体的刻板成见,也影响着社会和谐与稳定。鉴于此,在报道中坚持客观公正的专业理念,及时、准确、真实地报道农民工生活的信息,尽可能反映出农民工群体在社会总系统中的真实位置,用新闻专业精神,培育公共新闻版图,确保农民工群体新闻镜像的真实性,是新闻传媒参与构建和谐社会的有效途径。     

新生代对基督教的信任态度及中介机制——以长三角地区数据为例

本文基于经典的“世代分析”框架和系统信任研究的“文化论”路径,试图回答：与其前辈相比,出生并成长于改革开放之后的新生代在对基督教信任方面有无差异？若有,近代以来影响国人对基督教态度的科学主义和文化民族主义在其间是否仍具中介影响？以此会突显民众对基督教怎样的态度变化？文章通过对长三角地区调查数据的分析发现,与前辈相比,新生代对基督教的信任度更高;科学主义与文化民族主义在世代与基督教信任间发挥着部分中介效应,且影响较弱。由此,我们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看到新生代在实现包容性国民精神转型方面的向好态势。     

工作单位性质与利用网络求职的差异性:来自珠三角农民工的实证研究

国内外学者对中国的市场转型研究一直关注于中国的市场化程度,以及不同性质的工作单位其市场化程度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本文通过对次级劳动力市场中农民工的实证研究,发现伴随着职业流动的增加,农民工在求职中并没有减少对社会网络的使用,只是越来越少地使用先赋性的亲友网络,越来越多地使用在职业流动中新建的社会网络。本文的研究还发现,不同性质工作单位市场化程度的差异影响了农民工对求职方式的选择。农民工进入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工作单位,可以较多地通过市场途径求职;进入市场化程度较低的工作单位,则需要较多通过社会网络途径求职。     

网络极端情绪人群的类型及其政治与社会意涵——基于中国网络社会心态调查数据（2014）的实证研究

本文以社会化媒体的用户为中心,以用户的网络极端情绪表达为切入点,考察中国社会化媒体空间中的群体类型,并探讨各群体的客观背景特征,以及各群体的政治态度和网络表达行动。对中国网络社会心态调查数据（2014）的潜类分析表明,我们可以根据微博用户表达的极端情绪将其划分为“酱油众”“冷漠族”“铁血爱国派”“愤世嫉俗派”和“民粹主义者”五类群体。其中,“民粹主义者”具有一定的“草根左派”色彩,“铁血爱国派”具有某种“亲体制左派”的色彩,“冷漠族”则倾向于“温和右派”,“愤世嫉俗派”倾向于“激进右派”。就政治态度而言,“愤世嫉俗派”对体制的态度最为负面,“民粹主义者”对政府的信任度最低,而“铁血爱国派”对体制的态度最为正面,对政府的信任度最高。就网络行动而言,“民粹主义者”使用网络暴力和参与在线抗议的可能性都最高,其次是“愤世嫉俗派”和“铁血爱国派”。文章最后指出,对互联网用户极端情绪的研究是理解中国网络社会的重要窗口。     

政治信任、社会网络与抗争倾向:基于53个国家和地区的实证比较

本文基于世界价值观调查数据（2010～2014年）,构建了以抗争倾向为因变量的多层次混合效应逻辑斯蒂回归模型。对53个国家和地区的7万余份样本的分析表明,影响个体抗争倾向的因素同时存在于微观与宏观两个层次。在微观层次,相较于政治信任,个体的社会网络对抗争倾向的影响程度更高,说明相较于社会心理学视角下的集体行为理论,组织社会学视角下的资源动员理论具有更强的解释力。在宏观层次,相较于威权政体,民主政体下的个体更倾向于诉诸抗争行为。具体而言,威权政体下,强社会网络、低政治信任的个体抗争倾向最高;民主政体下,强社会网络、高政治信任的个体抗争倾向最高。这说明微观层次的因素对抗争倾向的影响受到政体类型的干预。     

城镇居民普遍信任的区域间及区域内差异分析——基于“资源因素论”视角

本研究采用CGSS2003数据分析普遍信任的区域间及区域内的差异,发现中国城镇居民的普遍信任程度从高到低排序依次为东部、中部和西部。该发现从“资源因素论”的视角验证了普遍信任的程度差异与地区层面的宏观公共资源的相关性,微观层面的资源（包括个人拥有的资源和个人借用的资源）对地区内城镇居民的普遍信任有正向影响,这一影响会因宏观层面资源的不同而发生变化。     

基于TPB理论的大学生创业教育效果评价研究

该研究基于计划行为理论（TPB）,建立了一个创业教育效果评价模型,针对高校创业教育对学生创业意向的影响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创业相关的主观规范、行为态度、感知行为规范与创业意愿为显著正相关,其中感知行为控制与创业意愿的关系最为密切。研究继续使用该模型,尝试检验某高校创业教育的效果,发现该创业教育方案不能正向提升学生的创业意愿。笔者根据研究结果提出了建议,认为强化创业氛围、提升创业自我效能以及注重创业教育低年段和高年段的系统性衔接,有利于提高创业教育的成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