腐败两重危害模型与廉洁文化建设思考

迄今为止人们在对腐败的后果与危害的认知方面仍然存在着严重分歧与错误。理论型方法重点分析腐败行为本身所产生的后果与危害,而反腐实践中的警示教育方法则局限于分析腐败行为受到查办后所产生的危害,且主要关注个人部分。全面地看,腐败危害应当包括上述两个部分。在我国反腐败实践中形成的廉洁文化建设内容和方法可划分为三个层次,分别是核心层、中间层和外围层。在核心层中,关于腐败危害的分析和教育是关键,不仅是认知问题,更决定着正确态度和价值观的确立。应当基于腐败两重危害新模型,深刻揭示腐败危害,此乃廉洁文化建设的基础。     

非典型腐败及其制度治理

基于生发的场域视角,非典型腐败主要包括政治域的隐匿权威、法律域的立法腐败、经济域的信息腐败、社会域的语言腐败、学术域的学霸腐败和艺术域的权威腐败。本质是民主政体和市场体制不完善及相应制度规范缺失状态下权主为个体或集团利益实施的一种滥用公权、私权和共权侵占公共利益的行为,且具有隐蔽性、全域性、泛权性、阶段性、群体性、相生性、致损性等行为特征。非典型腐败的动力机制可解构为其生发运行的人性基础、内生力量、心理基础、社会条件、政治条件、经济条件和制度条件。从体制转轨角度看,大量存在于夹缝中的制度租金不但诱发了寻租行为,而且因以权力粗暴干预市场为特征削弱了治理寻租的正当性,也为非典型腐败的形成提供了条件。相对于权力治理,非典型腐败宜采用制度治理。以制度约束权力,建立对市场和个人权利的尊重,重塑社会治理结构;制度供给及时响应制度需求,消除制度租金,并坚持以市场化为制度供给的基本导向;强力反腐,制造“奥尔森震荡”以改变反腐制度的演进路径,推动反腐制度变迁退出低效路径依赖。     

坚持公平正义的反腐原则——简评“腐败赦免论”

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公平正义是法治反腐的必然要求.反对腐败、建设廉洁政治不仅是维护社会稳定、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内在要求,同时也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内在要求.在法治反腐中,应当坚持公平正义的反腐原则,坚定不移反对腐败,坚持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制度面前没有特权,腐败查处没有例外,使任何腐败分子都没有逍遥于党纪国法之外的特权.     

论文化反腐

所谓文化反腐就是通过各种形式和途径把一定的价值观念和基本原则渗透到法律制度和人们的心灵,从而达到反对和防止腐败之目的.落后文化导致和催生腐败,先进文化则可有效抑制腐败,并为法律制度提供良好的社会环境.制度反腐是治理腐败的根本方法,但制度反腐除了制定法律制度条文外,更重要的是加强法制精神的建设.文化反腐可为制度反腐提供持久的内在动力.     

预防惩治腐败问题的法经济学分析

腐败作为一种政治现象,经济因素起着重要作用,通过经济学理论深入研究预防惩治腐败问题对于强化国家治理体系建设极为重要。腐败行为产生的信息、成本和制度等经济诱因值得高度关注,其危害主要表现为抑制经济增长,影响生产效率;扭曲资源配置,耗费社会资源;破坏社会规范,降低政府公信力。本文从腐败问题的法经济学诱因和危害入手,提出预防惩治腐败问题的对策建议。     

反腐信息对政治信任的影响——基于制度反腐与网络反腐路径差异的实证研究

网络反腐和制度反腐这两种腐败治理模式产生的信息传播结构差异会对政治信任产生不同影响。基于中纪委网站228个腐败官员的案例研究和对400个学生进行的实验比较发现:一是网上流传落马官员相关信息排名前四的指标是贪腐金额、情妇、家人共同犯罪、保护伞;二是落马官员所在单位层级、职务级别越高,网络上流传上述四项信息的概率也越大,政府单位落马官员较之于企事业单位的落马官员,流传上述信息的概率更大,相对于制度反腐,因网络反腐落马的官员,流传上述信息的概率也更大;三是网络信息的真实程度普遍较低,同时,网络反腐倾向于夸大落马官员的腐败情况,在信息的真实性上低于制度反腐;四,虚假信息对学生的政治信任产生了负面影响,当我们将互联网中反腐信息的真实情况反馈给测试对象时,测试对象的政治信任都有某种程度的提高。     

当前反腐与廉政建设面临的新挑战与对策建议

传统类型的腐败已经得到了有力的遏制,但由于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改革进入制度化的阶段、道德的多元化、领域分离后的心理不平衡和更加严格的科层结构,使得腐败呈现出很多新发类型。尽管政府反腐力度空前加大,但由于预期反差从正向到负向的转变、网络信息的横向传播和社会横向制约力的强化,使民众对腐败的容忍程度也正在降低。因此,当前的反腐和廉政建设要注重防止制度本身的缺陷导致的系统性腐败,加强具体道德规范的建设,以多元道德冲突为背景开展有针对性的道德培训,充分发挥社会力量在反腐与廉政建设中的积极作用,完善干部的产生方式以扩大干部获得的支持性社会基础。     

关于廉政建设的几点思考

加强廉政建设 ,防止领导干部腐败是关系党和国家存亡的关键 ,必须抓紧办好。腐败是一个系统 ,由腐败意识、腐败行为和腐败后果三个要件构成。反腐斗争必须针对这三个要件 ,要求领导干部修身养廉 ,即通过道德的自律作用使人不愿腐败 ;国家也要加强法律制度建设 ,构建完善的防腐体系 ,即通过法律制度的他律作用使人不敢腐败     

地方“一把手”腐败的影响研究 ——基于十八大后落马市委书记的实证分析

本文根据十八大后落马市委书记截面数据,利用回归模型,对地方“一把手”腐败行为的影响进行检视和评估。研究发现：地方“一把手”廉洁与否直接影响任职地方的政治生态,具有腐败行为的“一把手”所任职的地方,其腐败程度更加严重;具有腐败行为的“一把手”在一个地方的任职工作年限对该地的腐败程度有着显著影响,任职时间越长,对当地领导干部的廉洁从政产生的恶劣影响越大。因此,为消减地方“一把手”腐败的影响,落实对地方“一把手”权力运行的有效制约和监督,在权力的“授予”与“监督”之间保持畅达、平衡和协调,必须建立健全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     

对权力腐败问题的若干思考

权力腐败是指国家公职人员利用手中的权力非法获得私人利益的行为.当前,我国社会生活中权力腐败的主要表现是权力寻租、权力经商和权力换食换特色.权力腐败的产生有外部诱因,更有内部原因.根除腐败必须从两方面入手一是努力消除滋生权力腐败的土壤;二是构建完善的反权力腐败机制.     

反腐败刑事立法及其完善

在社会主义法治视野下,反对腐败、建设廉洁政治成为主流话题。为惩治与预防腐败,我国刑事法治已几度修订与完善,但与《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相比,仍存一些差距。为适应新形势下的反腐,我国刑事立法需加大力度,并不断完善,尤其应尽快实施《公职人员财产申报法》、设立污点证人作证豁免制度。     

廉政建设视阈下国企高管收入问题研究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国有企业因其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成为廉政建设的重要阵地,国企高管成为廉政建设的重点监督对象。数据分析表明:目前国企高管收入过高的现象虽有所改变,但国企高管的在职消费仍然大幅高于民企,部分企业存在腐败和低效的问题。企业高管收入的合理值受到公司规模、经营业绩和行业属性的综合影响。国企高管收入与公司规模密切相关,而与业绩相关性弱,薪酬制定不合理,尤其是在具有垄断优势的国企中,高管收入明显偏高。根治国企高管收入过高等腐败问题,需从以下四方面入手:筑牢政治根基,加强党建工作;完善法律规制,强化纪检监督;加强内部监管,形成修复机制;构建廉洁年金制度,创新反腐举措。     

网络反腐视角下政府信息公开存在的问题及完善路径

政府信息公开在网络反腐中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作用,其不仅能够加强公民对政府权力的监督和制约,保障公民的监督权和知情权,而且有利于政府深入开展反腐败工作,树立廉洁形象,有效地预防和遏制腐败。目前,政府信息公开在网络反腐中还存在着许多问题：如政府机构信息公开意识淡薄,对网络反腐存在抵触心理;政府机构滥用自由裁量权,垄断网络信息资源;信息公开质量不高,形式主义严重;政府网站建设存在不足,公开内容和方式需要完善等。为保证政府信息公开在网络反腐中的有效实施,应加快网络反腐立法建设、推行官员财产网上公开、加强政府网站平台建设、积极开通政府微博、不断改进网络发言人公开方式,从而推进网络反腐的进程。     

网络反腐的调查与思考

网络反腐突破了传统反腐的时空限制,是反腐事业的新手段,是行政监督和司法监督的有力补充。网络反腐已被64%的网民所了解;61%的网民认为对贪官和腐败行为的憎恨是网络反腐盛行的原因;96%以上的网民认为网络反腐具有积极作用。正确引导、强化网络反腐,就要把握舆论引导的主动权,加强对网络反腐的调控,有利于推动廉政文化建设,有利于提升党的执政能力和水平。     

新世纪以来中国反腐倡廉研究进展:议题与范式

治理腐败是一个历史性、全球性课题。进入新世纪以来,理论界对当代中国在体制改革过程中出现的腐败问题及其治理进行了深入研究。一些文献在对权力腐败的传统形式和新趋向进行分类研究的基础上,对"期权腐败""裸官""炫耀性腐败"等部门腐败问题展开了专题研究,并从宏观层面论述了中国特色反腐倡廉道路的理论内涵和实践逻辑。一些文献以网络问政与网络反腐、廉政文化建设与廉洁教育、制度反腐与惩防机制为主要治理范式,对反腐倡廉进行了多层次、多角度研究。随着反腐倡廉工作的推进,理论界依然需要对部门腐败的相关问题进行专题化研究,在注重整体性和基础性研究的同时,推进反腐倡廉研究的科学化和本土化,着力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廉政学,为科学、有效地防治腐败提供必要的学理支撑。     

新媒介环境下反腐信息媒介接触对民众清廉感知的影响机制

提升民众的清廉感知是新时代廉政建设的重要目标，也是巩固党执政基础的现实指向。在新媒介环境下，以议程设置理论为视角来分析当前反腐信息呈现特点，发现其具有海量化、即时性、差异性、浅层化和娱乐化等特征。新媒介既提供给民众多样化获取反腐信息的渠道，又通过反腐信息媒介接触来影响民众清廉感知形成。当前反腐信息媒介接触存在三个“二律背反”问题，即多元化与极端化并存、积极性与消极性并存、趋同性与对抗性并存，这些问题降低了民众清廉感知。民众清廉感知形成受到多重机制影响，分别为反腐信息议程框架影响机制、廉洁心理认知机制和廉洁行为决策机制。基于上述三重影响机制，民众的清廉认知、态度和行为需要从优化反腐信息议程设置、精准投放正面反腐信息和健全反腐信息分类管理制度等方面来共同提升。     

基于社会心理学视角的社会羡腐心理分析

社会羡腐心理使公众产生逢迎追逐腐败的偏离行为,对腐败者形成激励机制,在羡腐心理的推动下,极易出现腐败行为的正常化、大众化、社会化甚至“合理化”,因此,必须对社会羡腐心理进行深入研究,采取措施予以引导和矫正,避免其进一步蔓延和扩大,以净化反腐的社会环境、巩固和扩大反腐成果。     

文化防腐的网络机制研究

当文化防腐的实施机制足够强大时,它不但具有遏制腐败的功能,而且最终能够达到让人不想腐败、不愿腐败的效果。随着网络媒体在文化建设中的地位不断提高,网络可以在促进反腐学术研究、开展廉洁教育、加强舆论监督、推动精英示廉等方面增强廉政文化建设的能力,“文化＋网络”的防腐模式将会得到广泛运用。     

政府采购、腐败治理与企业双元创新

政府的公共资源配置与公共治理能力在企业创新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基于世界银行中国制造企业调查数据,考察政府采购作为一种兼具公共性与市场性的政府行为对企业双元创新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政府采购对企业探索式创新与利用式创新均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而且对探索式创新的影响更大;政府采购促进了企业的研发投入,缓解了企业的融资约束。2)政府采购对国有企业探索式创新的激励作用更强。3)腐败治理正向调节政府采购与企业双元创新之间的关系。4)政府采购对企业双元创新的正向影响在大企业及市场化环境差的企业更为显著。政府应重新审视政府采购对具有不同创新导向企业的影响,加强腐败治理制度建设,基于政府公共治理能力现代化促进企业的双元创新。     

新加坡的廉政制度建设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新加坡的廉政制度主要包括治理官员腐败的廉政制度和治理职业腐败的廉政制度两大方面。新加坡的廉政制度建设一方面注重减少产生腐败的机会,另一方面也强化对贪腐行为的惩罚力度,其治理官员腐败和职业腐败的一些经验为中国腐败治理提供了有益的借鉴。中国治理腐败行为,既要加强对贪腐行为的惩治,也要注重对腐败问题的预防,加强源头治理、标本兼治,加快形成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体制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