契嵩"心"范畴的二重性及其意义

宋初云门宗契嵩的“心”范畴具有二重性 ,一方面作为“本体之心” ,“心”具有更多的超越性 ;另一方面作为“道德之心” ,“心”又具有更多的现实性。前者主要表现为对佛教心性论的继承 ,后者则主要表现为对儒家心性论的吸纳。这种二重性服务于当时调和儒佛、佛道乃至戒定慧、禅教的需要 ,客观上表明儒学化 (世俗化 )是当时佛教发展的总的态势。     

牟宗三美学思想探论

当代学界对牟宗三的哲学思想研究较多,但对其审美理论很少涉猎。牟宗三美学思想的特色在于:强调中国文化生命中有一种“综和的尽气精神”,即英雄的、艺术性精神。牟宗三用儒家的心性之学,改造了康德哲学美学,建立了自己的道德理想主义美学,认为审美固然是一种判断,但它更具品鉴或赏鉴性质。康德的审美判断理论既有洞见,又存在着矛盾。从中国美学角度来看,真、善、美虽各有其独立性,但三者合而为一,“即真即善即美”。三者合一的关键在于善,在于道德之心,即实践理性之心。道德实践之心是主导,是人们建体立极的纲维。牟宗三“消化康德而归于儒圣”的美学运思,有助于国人确立中国美学的独特品质,实现传统美学的创造性转化。     

牟宗三别子为宗理论判析

牟宗三认为宋明儒探讨的心性学主要分为本体和功夫两面.从这两方面入手,在大量文献分析的基础上,牟宗三认为程伊川思想是对上承孔孟以周濂溪、张横渠、程明道等为代表的儒家正宗思想的歧出,是儒家思想发展的"别子",朱熹则继承程伊川的思路而成为儒学发展上的"宗主",因而其真实地位只能是"别子为宗".这一判定是牟宗三解读中国思想的重要创见,构成其探讨中国哲学如何现代化的重要前提.对于现代朱子学研究而言,别子为宗理论具有"可超过而不可绕过"的地位.但是,从儒家思想的发展历史看,牟宗三确定的判定标准离开了儒家本有的内圣外王之道的一贯性.牟宗三别子为宗理论的真实意旨在于批判或者矫正现代朱子学研究的误区,重新确立心学一派在中国现代思想中发展的合理性,进而确证中国哲学在世界哲学发展中的地位.别子为宗理论反映了牟宗三哲学在思想史真实和现代性诠释之间的创造性互动.     

李二曲儒佛辨研究

李二曲之学屡屡被认为“近禅”，但其本人却又是清初关学中辟佛的代表人物。二曲儒佛辨主要通过对“心”“理”、“体”“用”、“内”“外”、“静”“动”等哲学问题的诠释，展现其对儒佛差异的思考，其中虽然存在某些对佛教的误解，但恰恰反映了二曲对清初三教合流、王学冷落、儒学晦暗的学术现实及世风愈衰的社会实况的关注与忧虑。     

试析冯从吾的佛学观

冯从吾站在理学正统立场上,围绕“道体”、“心性”等问题所展开的“儒佛之辨”,一方面彰显了儒佛根本宗旨的差异,另一方面也反映出晚明关学学者独特的佛学观。其中暴露出的由于自身对佛教理论了解的阙略而导致对佛教思想和内在精神理解把握上的偏差,是一个应当引起注意的思想史现象。     

熊十力对船山乾坤并建说的异议——兼论“后新儒学”对现代新儒学的批评

乾坤并建说是船山易学的大宗。熊十力肯定船山的易学思想颇多精义,但对作为易学纲宗的乾坤并建说,却批评其有二元论之失,并且分析了造成此失误的原因,即船山未能体悟孔子体用不二之旨。熊十力误解船山乾坤并建说为二元论,源于他对"体"、"太极"、"并建"的理解都不同于船山,体现了他的心学立场。熊十力的这一看法在现代新儒家中很有代表性,其弟子牟宗三、唐君毅等都承继师说,基本立场未脱于此。直至曾昭旭、林安梧,始肯定船山乾坤并建说,并以为此说能为牟宗三之后的现代新儒学的发展提供一个可能的发展路向。     

张载心性论思想之“合性与知觉”——以朱熹和牟宗三的不同解读为引

对张载“合性与知觉”心性论思想的诸多解读中，朱熹和牟宗三的观点具有代表性。以两位对“合性与知觉，有心之名”的不同解读为引，可以反观张载心性论思想之全貌：张载以“天”“道”“性”“心”的思想脉络为基准，用“合性与知觉，有心之名”对“心”进行界定，认为“知觉”上接“性”方以成“心”。这符合其思想体系中“太虚”本体的动态一贯之路，突出了人的道德主体性，完成了“修其本以胜之”的历史使命。具有双向动态义的“合”将“性”“知觉”和“心”统一起来，既为格物穷理留有顺取之路，又为明觉经察留有逆觉体证之路，形成了宋明理学心性论思想发展内在理路的巨大张力。     

简释牟宗三圆教与圆善论的文化哲学

简释牟宗三圆教与圆善论的文化哲学·吴洲·牟宗三先生曾经区分“道德底形上学”与“道德的形上学”两个概念。前者是以“道德”为题材的一种形上学的研究。后者则以形上学本身为主（包含本体论与宇宙论），由严整的道德意识而渗透至宇宙的本源并进至形上学。在圆教、圆善...     

试论佛道对苏轼的影响

一 中国传统文化可谓浩瀚的海洋,深奥无比,再将苏轼与此相连,显然是个肃然 起敬的命题。许多人对此进行深入研究,并得出一个较为大多数人承认的结论,这 就是:苏轼一巨儒政治家。由确认而推出一个命题:因为儒家是入世哲学,因而儒家 对苏轼一生起着积极影响。命题进一步又推出另一个命题:苏轼一生屡遭非难,但仍积极进取,这皆由儒家积极入世而使之。而所谓“人生如梦”的抑郁感伤等悲观的封建士大夫颓废情绪皆由佛、道消极厌世之所为。 显而易见,其“功”是儒,其“罪”在佛、道。事实果真如此?其命题果真客观、公允? 我无意于一概否定,亦不想众…     

旅游文学语言的精神栖居

旅游文学语言的精神栖居内涵着儒、道、佛三种哲思的精神境界。这种精神境界是中国传统文化对天人合一的大宇宙生命本体作深层探索与认同的三种历史形态,其核心内容表现为对道德精神本体、自然精神本体、心灵精神本体的探寻和追求,呈现出儒家的道德的精神栖居、道家的自然的精神栖居、佛家的心灵的精神栖居。旅游文学语言的心灵之光照亮现实,为人们提供了摆脱现实异化与扭曲的精神力量和生存勇气,为人类构建了精神栖居的家园。     

儒学复兴与中国文化之未来发展——牟宗三“儒学第三期发展”说再议

"三统并建"是牟宗三对儒学第三期发展的总体规划,而究其实质,仍是儒学"内圣外王"的老话题。儒学第三期发展说所依据的是"道德的理想主义"的大纲,是一种"儒家式的人文主义",对于解开中国传统文化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困境以及世界文化在工业文明时代"人的意义的失落"的困境,都是一种富有建设性的理论探索,具有重要的意义。牟先生只是开启了儒学第三期文化运动的开端,并做了初步的疏导和富有建设性的探索,并没有真正完成新儒家外王之学的重建。其由内圣开出新外王的理论,仍旧未能彻底突破道器二分、中体西用论的传统格套。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要实现儒学的现代转化和复兴,必须正视牟先生的智慧,不能绕过,只能超越。     

试论牟宗三对“智的直觉”的证成

"智的直觉"在牟宗三哲学中是个至关重要的概念,也是他从康德哲学中借用过来的概念。康德虽然提出了"智的直觉"概念,但却通过认识论批判否认了人可拥有"智的直觉",牟宗三则通过对中国传统儒释道三家思想的梳理和挖掘,证明人可拥有"智的直觉"。以儒家思想为例,牟宗三通过对儒家"天人合一"理论的阐发,证成了"智的直觉"的普遍性,又依据儒家"知行合一"的思想确定了"智的直觉"具有现实性品格。牟宗三与康德关于"智的直觉"问题的不同观点,是中西间不同文化传统的差异,不存在孰优孰劣的问题。牟宗三对康德"智的直觉"的借用,的确起到了更好地总结和阐发中国哲学特质的作用,因而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现代解释学对传统认识论的批判及其困境

现代解释学是本世纪在西方思想文化界出现的一个重要理论思潮，它对传统认识论进行了前所未有的批判和解构。文章从五个方面论述了这种批判的具体表现：批判对“人的本质”、“人性”的抽象预设，消解“主客二分”模式，用“理解”或“解释”对抗“认识”，用“语言”去代替“意识”，反对“符合论真理观”。然而现代解释学又由于其内在的局限性，有其无法解决的理论困境，文章分析了其理论困境的症结，并指出了克服这种困境的出路     

韩愈《师说》儒佛道三教思想交融探微

韩愈一生旗帜鲜明地反对佛道,直斥佛道两教为异端邪说,以维护儒道自任,但同时又与僧侣、道士勤于接触唱和,交往频繁,表现出明显的矛盾性,这说明他对佛道两教带有一定的妥协调和色彩,在思想上不免受到了佛教和道教的影响。其名篇《师说》在一些重要观点上就分别受到了儒、佛、道三教思想的影响,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传儒教之＂道＂,二是解佛教之＂惑＂,三是倡道教之择师观。     

当下一念之别:阳明学现成良知之辨的关键问题——以王龙溪与聂双江、罗念庵的争论为中心

见在良知与圣人同异与否(圣愚之辨)是中晚明思想史上现成良知之辨的一个核心论题。从“体知”的视角深入分析争论双方对“当下一念”的不同指涉,龙溪以一念善端为依据,当下回溯至心体的一念之微并时时把持于此超越层的良知心体,一念之微与良知本体是同质同层的关系,即本体即工夫,发挥了阳明学向上一机的致知理路;而双江、念庵则是从经验层之可能被欲根遮蔽的一念善端来质疑现成良知的,一念善端与良知本体是同质异层的关系,从而开辟了体用有别、用工夫以复本体的渐修进路。     

孔子的仁学与“心学”

古今学者对孔子之于“心学”的开创之功,一向注意甚少而论述乏人。事实上,孔子之仁学,本与心学不二,《论语》《孟子》中所见孔子论“心”诸说,早已为后儒埋下建构心学之种子。本文从“仁”与“心”的即离关系、《孟子》所载孔子“论心四句”的心学价值、孔子忠恕之道的心学内涵、孔子“用心”说及其余绪四端加以论析,认为孔子论“心”,乃有显、隐二端,显者出之以“仁”,隐者证之以“恕”,二者本同而末异,殊途而同归,对于后世心学之本体论、认识论、修养工夫论之建立,实有先导发轫之功。     

“良知”的“呈现”与“坎陷”——牟宗三“良知坎陷说”与王阳明“良知本体”的困境及疏解

牟宗三早年提出的“良知坎陷说”,主要受其师熊十力的“良知是呈现”影响,但“客观的悲情”的引发也是其形成的关键。“良知坎陷说”真正的理论困境并非“良知”不能“坎陷”,而是选择以阳明“致良知”为嫁接点导致的对“工夫论”的忽视并由此引发的“发生学”问题以及“良知本体”无法创生具体客观存在物的问题。而张载之“两层结构的宇宙论”正好可以从根本上对治阳明“物”的合法性问题,“物”的产生由此有了终极根源,人的道德意识也有了形上根据。因此,从阳明回到张载,可解决“物”创生的合法性问题,也可借此思路再反思牟宗三早年的“良知坎陷说”并为其寻找一新的理论突破口,进而重新思考中国文化体系如何“开出”和安顿“科学知识”的问题。     

龚自珍的德教方法及其现代价值

龚自珍是清代著名的启蒙思想家,他对于道德教育非常重视。在长期的德教实践中,他提出了“各因其性情之近”的因材施教、“语而不论,论而不辨”的身教示范、“人外无诗,诗外无人”的情感教育、“心无力者,谓之庸人”的意志锻炼法和“以教之耻为先”的自我教育等德教方法。透过这些方法,我们可以窥见龚自珍对我国传统德教所做出的重要理论贡献。这些理论贡献,对我国近代的道德教育曾产生过重要影响,即使在当代,仍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值得我们认真研习、汲取。     

德性幸福与功利幸福的融合致思-论荀子对儒家幸福原则的改良

荀子的幸福观由儒家精英转向社会大众,对于“孔颜之乐”“君子之乐”奠定的德性原则有所改良.在性伪之辨上,荀子以性恶论为基础,由“性伪之分”起始而至于“以伪饰性”,构建了“合性伪”的幸福原则;在理欲之辨上,荀子对“礼”的起源做了理性主义的解释,由“养人之欲”“给人之求”起始而至于“以道制欲”“合于文理”,构建了“统理欲”的幸福原则;在义利之辨上,荀子调整了孔孟思想中义利之间紧张冲突的状况,由人性“生而好利”起始而至于“以义制利”“先义后利”,构建了“兼义利”的幸福原则.“合性伪”“统理欲”“兼义利”致力于实现德性原则与功利原则的融通,“两得”成为荀子幸福原则的特质所在,从而使儒家幸福观呈现出德性幸福与功利幸福“双峰并峙”的局面.     

论李栗谷的心性哲学

心性学说作为研究人的本质、本性和自我价值及其如何实现的哲学理论是儒家哲学,特别是宋明理学的核心问题。宋儒融儒、道、佛三家心性理论为一体,建立了以自我超越为特征的心性本体论,把儒家心性之学发展到了最高阶段。李栗谷作为１６世纪朝鲜性理学的主要代表,他的学说也是以心性学说为核心的。李栗谷名珥,字叔献,号栗谷。生于中宗三十年（明嘉靖１５年）即公元１５３６年,卒于公元１５８４年［１］。他与李退溪一起并称为朝鲜朱子学的双璧。他为学服膺朱子,毕生穷研性理,在继承和发展朱子学方面多所创获,建构了较完备有特色的哲学思想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