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汉时期的灾害及对经济影响的分析

灾以其特有的方式贻“害”于社会 ,人类之政治、经济乃至思想、文化等社会事象皆有其深厚印记。两汉时期灾害频发 ,给两汉经济发展带来了诸多的负面影响。本文通过初步研究 ,将灾害对两汉经济的消极影响归纳为三个主要方面 :其一 ,对小农经济的打击 ;其二 ,对两汉国家财政经济的制约 ,以致两汉经济发展过程出现反复波动 ;其三 ,对两汉区域经济的发展具有消极的平衡作用。在灾害频繁的打击下 ,黄河流域经济发展步伐相对减慢 ,而江南地区由于灾害相对较少 ,经济发展速度提高 ,与黄河流域差距渐为缩小。     

两汉时期灾害发生的社会原因

灾害的发生 ,具有自然的和社会的多重因素。两汉时期不当地发展农业及手工业 ,尤其是较为发达的冶炼业 ,是破坏生态和引发灾害的重要因子 ;盛行于两汉的浮侈世风对林木资源的大量耗费 ,使得其调节生态和遏制灾害发生的能力大大降低 ,以致屡发的灾害呈蔓延之势 ;统治集团为争权夺利而发动的战争在毁灭人类文明的同时 ,也令生态环境资源遭受重创 ,从而引发灾害     

中国传统农业灾害观的早期形态

周秦两汉时期我国传统农业迅速发展,以农具改良、优良动植物品种培育、水利灌溉和精耕细作等为标识的传统农业技术水平有了大幅度提升,农业开发进入区域性整体开发阶段。农业发展中各种灾害问题日益突出,减灾防灾活动也成为一项重要的社会事业。在农业灾害的防治过程中,周秦两汉时期传统的农业灾害观和农业减灾思想基本形成。传统农业灾害观是与传统农业生产水平相适应的、以对灾害的表现和发生演变规律进行初步概括归纳为特征的古代灾害思想。尽管限于科技水平,周秦两汉时期人们在灾害认识上存在诸多片面及谬误之处,但是,这种认识已经脱离…     

自然灾害与汉代的官吏选拔模式--以察举制为中心考评

汉代人才选拔模式形成的过程中,灾害因素不容忽视。察举选官制度的实施和完善,在一定程度上与自然灾害相关。因灾选官是灾害天谴说与汉代政治合一的必然结果,是帝王在面对灾害危机时所采取的一种荒政措施。两汉时期荒政思想的发展以及统治者对荒政的重视,汉代以“天人感应”理论为代表的灾害思想是因灾选贤任能的直接原因。     

汉代匈奴区的自然灾害及对汉匈关系的影响

两汉时期匈奴地区的灾害记录有12次,灾种有雪灾、寒冻灾、人畜疫灾、旱灾和蝗灾等。汉代留下的发生在匈奴地区的灾害记录虽然不多,但很重要,严重的灾情对匈奴社会的发展和汉匈关系的走向都产生了重大影响,为我们认识匈奴历史和汉匈关系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试论两汉时期自然灾害的主要特点

两汉时期是中国历史上自然灾害频发时期。灾害以水灾、旱灾、地震为主 ,以河南、陕西、山东、甘肃、安徽、山西、河北为高发区 ,具有多发性、群发性、间隔性、不规则周期性等显著特点。总结两汉时期自然灾害的特点 ,有助于现代人认识汉代自然灾害的总体情况 ,为现代自然灾害的研究提供历史借鉴。     

儒家人道思想的历史发展

先秦儒家的人道思想由孔子奠基,经孟、荀而确立;两汉至隋唐,儒家的人道思想在与神学的冲突中曲折发展;宋元明时期,理学在重振儒家人道思想的同时,也把正统儒学反人道的因素发展到顶点;明清之际对理学的扬弃虽包含着对其反人道因素的批判,但理学最终仍占上风,儒家人道思想就此而告终结。     

书大汉雄风写西域新篇——"两汉时期的新疆"学术研讨会概述

两汉是新疆历史发生重大转折的时期.汉开通西域,意义重大,从此新疆开始了统一于祖国的历史进程.同时,两汉时期也是有文献确切记载的新疆历史的开端.所以,两汉时期的新疆历史研究,一直受到学者们的高度关注.     

魏晋玄学与儒学

魏晋时期,经学式微,玄学兴起。玄学名士们,禀承老庄余韵,蔑弃儒家礼度,开启了一代魏晋玄风。玄学风靡草偃,蔚为时尚,成为与两汉经学相对立的魏晋时期的思想主潮。 然而,魏晋玄学既是对两汉经学的否定,又是发展,这两种思潮既相互对立,又一脉相承,玄学是两汉经学的蜕变,并在思想学说和精神风貌上影响了南北朝经学与宋明理学。可以说,玄学是儒学发展链条中一个不可或缺的环节。     

两汉的孟学研究及其思想价值

两汉的孟学研究可分为三个阶段：一是西汉初,《孟子》被置为传记博士的时期。二是在昭帝主持的盐铁会议时期,孟学得以复起。三是在东汉时期,先有王充撰写《刺孟》、后有诸儒为《孟子》作注。两汉治孟的思想价值,在于它张扬了一种人道思想和理性政治精神,从而对打破经学独尊和促进儒、道两家思想的整合,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     

中国古代宇宙结构理论在两汉以后的发展及其与哲学的关系

中国古代的宇宙结构理论,在两汉时期有很大的发展,主要的三个学派“浑天说”、“宣夜说”和“盖天说”的基本理论都臻完备,奠定了中国宇宙结构理论的坚实基础。在两汉以后漫长的历史中,“浑天说”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形成了以赤道坐标系为特征的天体观测和计算体系,在中国古代的宇宙结构理论中,占居主导的和优越的地位。     

谶纬与东汉社会思潮略议

谶纬是两汉时期独特的社会思潮。它的产生、盛行与衰落 ,与两汉时期的政治、思想状况密不可分。作为一种社会思潮 ,谶纬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东汉时期政治和思想的走向 ,并最终造成了东汉经学的衰落。谶纬的兴衰 ,反映出东汉时期政治主宰学术的特点 ,这种特点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东汉时期学术思想活力的丧失     

论我国古代文学观念系列的生成

文学观念产生于文学作品出现之后。中国文学批评理论的发生,根据掌握的现有资料证明,是在“诗三百”出现之后,适逢我国古代社会第一次学术繁荣——百家争鸣——时期。但是,严格地说来,两汉之前,只能算是文学理论批评的准备期——文学观念的准备,两汉之时,有了对文学观念的初步阐释与演绎,真正的文学理论批评才开始发生。 在这一漫长时期内,具体地说来,在先秦两汉八百余年间,产生了三个文学观念系列,     

论汉代诸子的“德治”与“法治”思想

“德治”和“法治”是先秦诸子重要的治国理论 ,两汉时期的思想家们大大发展丰富了这一思想理论并付诸于社会实践。一般而言 ,在封建皇朝建立前期 ,统治者大多采纳思想家们以德治为主的治国方略 ,如两汉前期。两汉中期 ,封建皇朝臻于鼎盛 ,则是“德法并重”思想的产生和实施阶段。而到两汉末期 ,社会各种矛盾激化 ,政局动荡 ,“德法并举”思想又演变为重法治 ,轻德治。这种因时而变的思想 ,反映出了汉代诸子的聪明睿智 ,有效地维护、巩固了封建统治 ,这正是汉代诸子为后人及今天的我们提供的最为宝贵的历史经验     

《汉书》、《后汉书》之政论文引《易》考论

两汉历史风云变幻,是我国思想文化发展史上重要的时期.自西汉设五经博士,武帝采取"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等措施后,儒家学术思想特别是经学文化成为中华民族精神传统的主流,占据着极为重要的地位.我们发现两汉书中政论文里有许多引用<周易>的例子,如<汉书>中约有53处,<后汉书>约123处,若对其进行认真地考察,我们会对这部位列"群经之首"的经典典籍的学术价值、社会地位以及两汉时期的人们对<周易>思想精髓的接受和当时的文化背景有更深的了解与把握.     

魏晋堪舆思想研究

魏晋玄学是中国思想史发展的一个特殊阶段,儒释道等相关思想元素在两汉经学解体之后,借助玄学形式,统一指向人何以存在的问题.这一时期,也是堪興学发展的黄金时期,郭璞等人整合先秦两汉的堪舆思想,及东晋南迁之后的建筑经验,提出新的堪舆学发展动向,并成为此后中国堪舆学发展历史的新里程碑.通过考察堪舆学在魏晋时期发展,可发掘魏晋时期堪舆作为哲学研究和民俗研究的价值.     

"夷夏之辨"与大一统思想

许殿才对先秦到两汉时期的历史文化认同意识进行了考察,指出这种认同对以后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建立和巩固产生了积极影响.     

两汉时期西北地区边吏的吏治浅探

对于两汉官吏的研究,学术界成果颇丰,但涉及到边疆官吏的较少,具体到西北边吏的更是廖廖。两汉时期西北边疆正式纳入祖国版图,但西北边疆的巩固、治理仍然是两汉时期的重大问题。本文试图通过对两汉时期西北边吏的吏治、重要意义和存在的问题等方面的粗浅地探索,旨在抛砖引玉。     

“大宗不可绝”与两汉皇权继承

两汉时期是中国传统皇权政治奠基和发展的时期,在此期间,"大宗不可绝"成为皇权继承中必须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围绕着"大宗不可绝"和"为人后者为之子"两条原则,两汉时期在经学领域和现实政治领域发生了一系列争论和斗争,并最终影响了汉代的政治发展和政治文化形成。研究这一问题对于深入理解传统社会的皇权政治有重要价值。     

《人物志》与六朝文学思想的承传与重构

魏晋时期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重大变化时期,无论在社会经济、政治、军事和哲学、宗教、文艺等整个意识形态领域,都经历了消解和重建.这是继先秦之后的又一重大历史时期.在两汉时期占统治地位的经学开始崩溃,而建立起了一种代表门阀士族地主阶级的价值体系.在这一时期,文化思想领域比"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两汉时期更加自由开放,清谈风气盛行.在两汉时期被压抑的先秦的道、法、名等诸家思想,重新被人们所重视.这一时期的突出特点是"人的自觉",也即对人的个体生命价值本身的一种体悟.从刘劭的<人物志>到刘义庆的<世说新语>,我们可以看出人的内在精神如:气质、才情、风貌、格调等取代了两汉时期的道德操守和学问气节,而成为人物品评的中心内容,重点展示的是人的内在的精神、智慧,超凡脱俗的风神气度和言行,风清神朗的仪容."中国艺术和文学批评的名著,谢赫的<画品>,袁昂、庾肩吾的<画品>,钟嵘的<诗品>,刘勰的<文心雕龙>,都产生在这热闹的品藻人物的空气中."因此,六朝时期的文论深受人物品评的影响是必然的而且是深远的,尤其是刘劭的<人物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