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二雅”怨刺诗看周代诗坛的民主精神

“怨刺诗”一名,起于汉朝。《汉书·礼乐志》云:“周道始缺,怨刺之诗起。”所谓怨刺,有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指作者内心的怨愤,二是指对时弊的针砭。二者皆是作者的主观感情,与客观现实猛烈激撞所闪发的火花,因此有强烈的现实主义光芒。《诗经》中的怨刺诗主要见于《大雅》与《小雅》。“二雅”共一百○五篇,而怨刺之作就有将近四十篇,占三分之一还要多。它是“二雅”文学中最有价值的部分。它们的作者,有立于朝廷的大官,也有出入贵们的小臣;有从军行役的征夫,也有无衣无食     

浅述《诗经》中的怨刺诗

怨刺诗都是些“变风”、“变雅”的作品,都具有很强的批判现实精神,在中国古代诗歌史上具有深远的影响。《诗经》怨刺诗中的“怨”并不仅仅是指怨刺上政,更有普通人民对日常生活之痛和人生感伤的“怨”,“怨”也包括恋人的相思之苦、征人的思妇之怨等;而“刺”则有责备、讽刺之意。     

小注释后面的大学案──关于“《小雅》怨诽而不乱”的诠释

北京大学中国文学教研室编的《两汉文学史参考资料》以《毛诗》的“变雅”概念来解说《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的“《小雅》怨诽而不乱”,在这条注释背后隐藏着一个关于作为刺诗的《关雎》、《鹿鸣》为什么居于正风正雅之首的传统大学案。根据司马迁所习的《鲁诗》,“《小雅》怨诽而不乱”不是指《六月》以后的“变雅”,《小雅》的怨诽基调是由其始篇《鹿鸣》奠定的。《两汉文学史参考资料》实际上沿袭了一个传统的误解。     

论“诗可以怨”

“诗可以怨”是孔子提出的诗歌功能论命题,此命题反映了《诗三百》的内容特征,包含着诗人借诗抒怨、怨刺现实政治等重要的理论内涵,体现了受怨者以诗抒怨的合理性,因而具有积极进步的意义。“诗可以怨”对儒家诗学的政教功用论产生了直接影响,其后历代都有大量怨诗,此命题的重要意义为后世诗歌的创作实践所验证。     

略论《诗经》中战争诗的内容特色

《诗经》中的战争诗有三十篇左右,反映了周朝那个特殊时代的战争烽云。依据其内容,大约可分为颂美和怨刺两种基本类型。在篇数上,颂美诗比怨刺诗略多。两类诗呈现出各不相同的风貌。前者歌颂了国君、大臣在开国、平定内乱及抵御外辱方面所作的贡献;而后者则多是王朝走向衰弱,在内忧外患的夹击下人民的哀歌。     

悲情之"雅"与欢娱之"俗"——试论明末清初词学思想向悲情之雅的复归

清初各大词家、词派在对明词进行反思的时候,都意识到造成明词流弊的重要原因是文人耽于逸乐的时俗,因此他们在重塑词之雅正形象的过程中不约而同地在其理论体系里试图恢复词的悲情之雅,对明词欢娱之俗进行理论上的反叛.而这一崇雅反俗的原动力,其一是明清易代的特殊时代背景,其二是顽强的儒家怨刺诗教传统的要求,其三则是人性深处本能的悲情意识的体现以及由悲情意识引发崇高的伦理同情的需要.     

论《诗大序》与郑玄之风雅正变说

风雅正变说作为《诗经>学史上的一个基本问题,自《诗大序>论及变风变雅后,东汉郑玄加以继承发挥,提出风 雅正经的概念,并把风雅的正、变与周朝的盛衰世次相对应起来,使风雅正变有了明确的界定标准而自成一套系统。《诗大序> 与郑玄的风雅正变说对《诗经 >的划分具有系统性,其盛世多颂美之作,衰世多怨刺之作的理论能更好的发挥《诗经 >政治教化 作用,因而引起后世学者的重视。然而毛郑之说有一定的缺陷,《诗大序>对于周王朝时代盛衰及正变与诗篇内容美刺的模糊 表达,容易引起误解;郑玄对于盛衰时代划分的缺陷,也容易引起后世学者的疑虑与批驳。     

对真善美的追求与批判──从《诗经》看周秦文化传统

《诗经》是周代社会生活的一面镜子，按其思想内容可分为怨刺诗、赞颂诗、爱情诗三类，在文化视野上各自体现出真善美三个核心，具有鲜明的思想追求与强烈的批评意识。     

论《诗经》的体式体貌及其对写实文体的奠基意义

《诗经》的句式、用韵、辞采、章法等多种艺术质素已摆脱二言体诗较原始的形态,标志着中国韵文文体发育已基本趋于成熟。《诗经》产生的背景,促成这一文体之风貌逐渐形成其特有的写实性特点。而这其中,尤以赞颂体、怨刺体与爱情体最具典型性,对后世相关文体的演进有着重要的奠基意义。     

从“变雅”看《小雅》怨刺诗及其意义

西周后期是一个纷争的时期,在这时期里,《诗经》经历了对理想的美好社会的祝颂到挣扎、裂变时期的哀怨。《小雅》怨刺诗多出现于这一历史时期。本文试从"变风变雅"(或"变雅")的背景下分析《小雅》中古代先民们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的所言所感,并从中依稀看到的先秦诸子们高扬的理性精神在这一时期焕发出的淡淡的光彩。     

论《诗经》中的弃妇形象

《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它收录了从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的诗歌共三百零五首,其中,写弃妇的几首诗,真实地再现了先秦时期一些妇女不幸被弃的社会现实,揭示了宗周社会妇女的悲惨命运。弃妇们贤良勤勉、诚挚忠贞,一朝被弃而又无勇气决裂。她们性格各异,但悲剧的命运却是共同的、不可避免的。     

篆书解读三题

金文书法,在整个书法艺术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以金文为代表的西周书法被后世奉为大篆的典范。《大盂鼎铭》、《散氏盘铭》和《虢季子白盘铭》是西周不同时期的代表作品。正确认识和理解西周金文的笔法、结字和章法是学好大篆书法的关键。     

从农事祈报诗论周代祭祀之人文精神与教化意义 ———以《思文》《丰年》《生民》为讨论中心

早期农业之发展,＂靠天吃饭＂的成分远甚于今,因而农事诗在《周颂》之中所占比例极高,且多以祈报为主要内容。缘于《周颂》乃天子宗庙祭礼或祭祀山川神祇所用之乐章,且大多属于周武王、成王、康王以及昭王时期之作品,因此最能反映周初制礼作乐之人文精神,且深寓教化意义于其中。文章拣选《周颂》最能代表农事祈报之礼的《思文》与《丰年》为讨论主体,并辅以《生民》一诗以明其详,综合此三篇之内容以探讨周代祭祀之人文精神与教化意义。     

舒元舆《牡丹赋》作年考

《全唐文》收录有两篇《牡丹赋》,其中舒元舆《牡丹赋》作年无考。本文结合相关史料,主要运用排除法和推论法,推断这篇赋创作于唐文宗大和九年（835）暮春,即震惊朝野的＂甘露之变＂发生前半年。该赋集中体现了舒元舆参与文宗及李训、郑注密谋诛杀宦官行动因而得到升擢的特别心态。     

论《诗经·王风》的地域、时代与诗旨

自汉代《毛诗》及郑玄起至现当代多数学者 ,均确认《王风》为王城洛阳一带东周时期的诗歌。本文则肯定《王风》为王畿之诗 ,创作时期为西周宣王至东周平王时期     

论先秦儒家的革命观念

先秦儒家政治思想有着繁复的内容,革命观念既是其中之一,它受西周时期的革命观念的影响,并且与民本思想紧密结合,《周易》中的《革》卦对其有理论性的概括,而战国时期的著名儒者孟子、荀子,更是对其进行了进一步的发挥与阐述,使之在儒家的政治思想中具有更加合理化的位置,并且影响更加广泛。     

解缙谥号的赠授时间考证

关于解缙“文毅”这个谥号的赠授时间,历来说法不一,其中影响比较大的有“成化说”、“万历说”二说。但是,目前各种关于解缙谥号赠授时间的说法都是有问题的。实际上,解缙“文毅”之谥号是南明弘光朝（1644—1645）追赠的。清初文人编写的《明史稿》和《明史》中均未提及解缙之谥号,解缙“文毅”谥号获得清代官方认可大抵是康熙后期以后的事情。从解缙一生行事来看,“文毅”之号,其当之无愧。     

周穆王凿空西域三千年祭

本文以时人对西周王年的研究和对《穆天子传》的研究为据,肯定了三千年前（即公元前994年）,周穆王为我国历史上开通西域的第一人。文中侧重论述了《穆天子传》的内容与性质、历史文献价值,并认为《穆天子传》是周穆王西行实录,应属于历史记实散文,是一部珍贵的历史文献。     

批把与元白诗、元杂剧

批把亦作枇杷即琵琶,周武帝时龟兹人已来中原弹奏。汉武帝时马上弹之以慰公主,东汉时已司空见惯。唐代琵琶种类较多,高手迭出,许多诗人咏过琵琶,尤其是元、白二人运用多种手法,描绘出琵琶声的多变及演奏者的高超技艺,声情并茂,使之提高到一个新水平、新高度。然而元诗在心理刻画及人物情态的描绘上不如白诗深刻。白居易写过《昭君怨》,昭君与琵琶难解其缘,但正史记载与诗词戏曲多有不同,马致远的《汉宫秋》中描绘的琵琶是元帝与昭君相见相爱生死离别,贯穿前三折不可或缺的重要道具。他还写过《青衫泪》,根据《琵琶行》生发而成,将琵琶女坐实为裴兴奴,考兴奴实有其人,与琵琶名家曹纲(刚)时被称为左、右手,有记载曹刚弟子弹琵琶能吸引"方响"从塘里飞到岸上,足可佐证裴、曹弹奏水平之高妙。     

西周聘问礼中的“礼赠”特征之分析

聘问礼在五礼之中属宾礼,是周代贵族之间重要的邦交礼仪。聘问礼的进行是伴随着礼物互赠的,称之为"礼赠"。"礼赠"是西周贵族之间交聘往来的一种情感表达与身份标识,其在礼仪交往中体现的等级性、对等性、象征性、敬让等特征恰恰是西周礼制的本义之表达。"礼赠"对于周礼的维系与西周贵族统治秩序的稳定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体现着周人的基本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