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浅草-沉钟社的二元文学观

浅草 -沉钟社顺应着文学多向度革新发展的要求 ,在文艺思想体系的建构中表现出了“为艺术而艺术”和“为人生而艺术”的鲜明的二元倾向。这种二元文学观的形成首先受制于其特定的文化思想和特有的文化心理 ,但也与他们广泛接受中外文学的影响有关。将它置入时代要求和文学传统构成的语境中观照、考察 ,这种二元文学观呈现出双重意义 :其中 ,前者强烈地反映了反封建的时代要求 ,猛烈地冲击了“文以载道”的陈腐传统 ;而后者则积极地表现了对现实人生的关怀 ,猛烈地冲击了中国文学消闲传统以及“瞒”和“骗”的传统。     

论浅草——沉钟社的反战文学

浅草——沉钟社同仁从人道主义伦理观出发,在客观再现现实、改造现实的“为人生”艺术观的指导下,真实地描画了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军阀混战的恐怖剑影。他们既揭露了军阀混战给军人及其家属造成的伤害,又以满腔义愤控诉了军阀混战对人民生命财产的肆意践踏和掠夺。他们除描绘这种兵匪祸民的一般现象外,还深入地触及到了民众的心理层次,既剖示了民众的心理异变,又讴歌了民众的斗争精神,从而从不同侧面表现出如何根绝兵匪之灾的深层思考,表达了人民向往和平幸福的愿望。浅草———沉钟社的反战文学创作在其对黑暗社会的批判中写下了最具体、最扎实、最有力量的一笔,在同时期现代文学“非战文学”的创作中也取得了较高的成就,值得我们珍视。     

论浅草——沉钟社的乡土文学创作

浅草—沉钟社作家从人道主义伦理观出发，在客观再现现实、改造现实的“为人生”艺术观指导下，真实地描画了20世纪20、30年代中国破败乡村的人生面影。他们抓住土地与农民的关系，既站在农民之中，在“物质”存在层面上以“爱”的方式表现了土地给农民带来的悲哀；又站在农民之上，在“精神”生活层面上以“憎”的方式剖示了土地给农民带来的局限和精神痛苦，从家庭和社会两个层面集中揭露了封建等级意识对农民的戕害，从而表达了从物质上关心农民、从思想上解放农民的真诚愿望。浅草—沉钟社的乡土文学创作与同时代的乡土文学表现出了共同的价值取向，他们对破败乡村人生面影的描绘丰富了中国现代乡土文学的画廊。     

论浅草-沉钟社柔婉风格的组织形态

"柔婉"是浅草—沉钟社具有特征性的社团风格.在将经过净化的情感形式化的过程中,该社追求组织与功能的统一,在组织形态上形成了鲜明的特点.在表现方式上,他们将抒情与叙事、描写结合,将幽婉情感作了曲折委婉 的传达;在话语情境的创设上,他们追求语言的醇美和结构的婉曲,既注意语词色彩的调配和语言形式的构建,又注重情节叙述的简化和情感表现的复杂化,从而使之满足了其话语传达的需要.这种风格及其组织形态的形成主要源于:时代的需要、主体的自觉和文学传统的影响.     

论浅草-沉钟社的个性主义思想

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个重要的文学社团,浅草—沉钟社在十余年的活动时间里始终高扬着个性主义的思想旗帜。同仁们以自我、个性为立足点,强调人的尊严、自主性、隐私和自我发展;并且从维护自我的个性出发,积极鼓吹敢爱敢恨的真性情和敢于坚持的意志力,表现出了坚持个性主义思想的彻底性。在对个性主义价值的理解及其思想来源上,他们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有着明显的不同:他们既将个性主义价值观的建构当作终极性的目的,又在接受本色的西方文化影响的同时比较充分地从中国儒道互补的文化传统中汲取了有益的思想资源。这是他们的特色所在,也是他们的价值所在。     

论浅草-沉钟社创作中的"奔逃者"形象

浅草—沉钟社在创作中塑造出了一个具有丰富历史内涵的“奔逃者”形象家族。他们从封建铁屋子中“奔逃”出来 ,但残酷的现实却又从物质和精神方面压抑了他们合理的个性要求。在幻灭和绝望中 ,这群“不安定的灵魂”又在人生迷途中开始了第二次“奔逃” :他们或逃回内心 ,或寻找刺激 ,或皈依宗教。同仁们借这组形象表现出了在当时社会状况下个性主义者的实然状态和对个性主义价值观的坚守 ,并启示人们应立足现实、在与现实的抗战中实现个体自我的价值。“奔逃者”与“多余人”、“零余者”同中有异 ,具有独特的审美价值。     

论浅草-沉钟社创作中的主情主义倾向

作为在传统审美方式发生现代变革时期出现的一个重要的文学社团,浅草—沉钟社感应着时代变革的脉搏,强调文学创作是作家主观情感的自然表现,对封建抑情主义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在各种文体的创作实践中,均以情感为表现中心,自觉追求抒情性,形成了鲜明的主情主义倾向,实现了审美方式的现代变革。浅草—沉钟社创作中以情感为表现中心、以昂奋与感伤为基本情调这一主情主义创作倾向的形成,是时代环境、中外文学传统和个体选择等诸多主客观因素合力作用的结果。     

浅草-沉钟社对中国现代文学的贡献

浅草一沉钟社以"人"为核心的文化思想的建构,贯彻了调和中西的文化精神.这不但对上代作家激进反传统的文化思路作出了有力的反拨,也为他们的同代和下代作家提供了更符合文化发展规律的、可资借鉴的文化模型.在以"人"为核心的文化思想的作用下,该社创作在展示"人"的处境和命运时,始终高扬着个性主义旗帜,顽强持守着个性主题,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革命文学主题在集体与个体关系问题上的缺失.此外,他们将"幽婉的情感"、"委婉的抒情"和"纯净的文体"相结合,创造出了一种带有群体性的柔美婉约的风格形态,而这种社团风格的形成,不但使该社在文体上显示出独特性来,而且对于丰富此期新文学风格形态也具有重大意义.     

浅草-沉钟社的文化抉择与文学创作的主题范型

浅草-沉钟社在中西文化全面交汇的背景中进行文化抉择,形成了以个性主义价值观和人道主义伦理观为主要内容的文化思想体系.这种以"人"为本的文化思想决定了其文学创作的基本性质,决定了其文学创作中主题范型的形成.在个性主义价值观的指导下,该社以自我表现的方式,在创作中高扬个体自我的价值、讴歌个体自我的理想、倾诉个体自我的痛苦、表达个体自我反抗社会的要求.在人道主义伦理观的指导下,该社又表现出了对社会问题的热切关注,以客观再现的方法,真实描写了乡村人生的痛苦面影、都市生活的斑驳光影和军阀混战的恐怖剑影,从而形成了与个性主题相并峙的社会主题范型.     

情感的净化与柔婉风格的形成--论浅草-沉钟社又一类创作的审美特征

在审美特征上,浅草-沉钟社以其"柔婉"风格在同期社团中显示出其独特性.这一风格的形成是其自觉净化情感、使自然情感审美化的结果一方面,他们拉开创作主体与情感客体的审美距离,把内心情感当作对象来体验和玩味,并藉此对之进行重新理解和评价;另一方面,他们自觉追求情与理的统一,将哲理性探索与形象创造交融在一起,用理性制约、净化情感,从而使其创作显示出了幽婉的情感质素.     

性爱与情感的灵魂——劳伦斯和他的散论

劳伦斯在文艺思想和创造方法上提出了介入性爱和情感及主观感受真实性的观点。他从这种艺术的观点出发主张要深入到男女的性、爱和血意识中去。本文介绍劳伦斯的《恋爱中的女人》、《查太莱夫人的情人》、《儿子与情人》等小说和《看我们如何漫游》、《不朽的散文选》、《失落的诗章》、《劳伦斯的爱情》等散文中的有关性、爱、情感等的文艺观点     

马克思论威廉·莎士比亚——兼论柏拉威尔《马克思和世界文学》对马克思文学政治学的评价

在马克思的世界文学谱系中,英国文艺复兴时期的剧作家威廉·莎士比亚被公认是马克思的文学-政治学引证最多、也最为喜爱的一位文学家.马克思论威廉·莎士比亚贯穿了其政治哲学思想发展的全部过程,对于我们历史地追溯马克思文学-政治学的形成和奠定,以及客观地评价马克思文学-政治学的美学地位,都有着重要的史料和学术价值.同时,对于我们正确认识和重新树立马克思文学理论的指导作用,同样意义重大.     

脸谱化的身体——论1950-1970年代中国文学的身体叙述

1950-1970年代中国文学身体形态的脸谱化与政治化紧密联系在一起,它的出现与发展,决不仅仅是影响与规塑当代中国人的身体外观的小问题,而是一个包含政治和文化等复杂意识形态内涵的大问题。英雄的身体形态具有范式功能,而反面人物的身体形态具有惩戒功能。1950-1970年代中国文学身体形态的脸谱化叙述,迎合了受传统俗文化熏陶的普通大众的审美心理需求,在一定阶段帮助了国家意识形态的快速整合与确立,同时,对革命英雄强健有力身体形态强调,建构了有利于身心健康发展的身体美学,也激发了人们对崇高、伟大等人类永恒意义的追寻。然而,身体形态的脸谱化叙述其实违背了人的真实性、自然性,当脸谱化与政治化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时候,它必然走向另一个极端。     

《韩诗外传》的贫困考验主题及其文学价值——兼论孔门弟子的安贫乐道形象和故事演变

儒家的安贫乐道思想在《韩诗外传》中得到了完整的继承。其中孔门弟子安贫乐道以及克服享乐诱惑的故事,形成了贫困考验主题,传达出儒家以义为重,以德为先的精神理念。儒家经师韩婴有意采用了踵事增华的叙事笔法,故事中有明显的想象、虚构成分,典型化特征十分明显。《韩诗外传》的叙事手法直接影响了汉代的叙事文学,它所具有的小说因子和小说形态在中国早期叙事文学研究中应引起更多的重视,以期从一个侧面把握汉代经学与文学的双向互动,把这方面的研究进一步引向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