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等收入陷阱”还是“社会福利陷阱”——基于“后发外生型”转型国家的视角

“中等收入陷阱”作为一种经济表象,其背后的根本原因是“社会福利陷阱”. “中等收入陷阱”的主要表现是原有支撑经济发展的有利因素耗尽而形成的经济停滞,而“社会福利陷阱”的主要表现则是政府在促进社会福利最大化方面难以有所作为.具体表现在两个层面:既无法打破造成贫富差距日益扩大的现有不合理分配体制和利益格局;同时又没能适时增加社会福利和民生投入,从而扩大内需、培育人力资本、促进产业升级.中国作为“后发外生型”转型国家,要突破“社会福利陷阱”,政府必须转变角色、职能和治理模式,承担起应有的社会福利责任.中国走出“社会福利陷阱”的过程是走向法治国家和福利社会的过程,这既是经济、社会和政治改革三阶段的第二阶段,也是国家治理模式的重大转型.     

从集体化到合作化:中国农民组织的演变与趋势

建国60年来,中国农民组织走过了曲折的发展道路.从农村合作化到人民公社,中国农民组织经历了政府主导推进的集体化阶段;从包产到户到成立专业合作社,中国农民组织经历了农民自主选择的合作化阶段.通过回顾和分析中国农民集体化和合作化的演变过程、体制特征和激励机制,可以看出,新时期农民组织的发展趋势是合作经济基础上的、家庭经营为主体的、政府支持下的农民合作组织.     

经济增长与人力资本积累阶段——对人力资本形成途径的再思考

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这已是毋庸置疑的.但国内外现有的研究成果更多地是从人力资本的数量角度来研究其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缺乏关于人力资本积累的质量因素和阶段性特征的深入系统研究.本文认为,正如经济增长具有阶段性特征一样,人力资本积累也存在一定的阶段性,而且这两者之间应当存在较强的关联性.科技和教育对经济增长和人力资本积累都起着根本性的推动作用,扮演着双轮驱动的角色.作为知识创新的科学研究活动与作为知识应用的技术创新活动是人力资本形成的最重要的途径,科学的发展和技术的进步,既是人力资本积累阶段变迁的根本动力.也是人力资本积累阶段更替的主要标志,根据人力资本积累的水平、结构、方式和机制,可以将人力资本积累阶段划分为经验积累阶段、科学兴起阶段、科学发展阶段、科学普及阶段以及超越科学阶段等五个阶段.     

收入差距缩小的条件——经济发展理论与中国经验

本文从"避免中等收入陷阱"这一命题出发,回顾了发展经济学理论与经验中关于收入分配与发展阶段关系的成果,评述了相关的发展模式及其得失,探讨了随着经济增长逐步缩小收入差距的条件,指出随着经济发展阶段的变化,市场机制的完善、政府再分配效率的提高和社会对收入不平等容忍程度的降低,是改善收入分配的必要务件.本文特别揭示和论证了中国经济发展所处的新阶段特征,强调了劳动力更加充分流动对于缩小收入差距的重要意义,并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模仿陷阱与经济赶超——基于水平创新理论的基准模型

后发国家实现经济赶超的过程中,推动技术进步的主体形式也会随之发生转换,逐步由处于较低发展阶段的以对外模仿引入相对较新的机器设备推动技术进步转向进入较高发展阶段后以自主研发为主要形式推动技术进步。在这一过程中,后发国家的政府将会扮演极为重要的角色。如果政府主导的发展战略适当,并能够做出适时调整,那么该国就可以顺利跨越模仿陷阱;相反,如果政府主导的发展战略超前或者滞后于其所处的发展阶段,就有可能将该国置于模仿陷阱之中,经济停滞,无法实现经济赶超。     

为我国经济发展服务的一面镜子：读《韩国经济发展的经验与教训》

《韩国经济发展的经验与教训》一书是由李东旭等专家主编 ,由延边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一部韩国经济发展经验与教训的富有现实意义的力作。一、这本书主要阐述了以下几个主要内容 :第一、政府主导的经济发展战略。其表现为政府主导的经济开发战略与政策 ;制定经济社会发展计划 ,以此指导经济活动 ;政府直接介入市场价格决定 ;政府对大财阀的控制。第二、韩国工业化建设中的产业政策。韩国产业政策基本经验和教训归纳如下 :根据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 ,适时地调整其产业政策的方向 ,表现出了产业政策的鲜明的时期特征 ;从韩国的产业政策的内容看 ,出…     

经济增长中人力资本驱动作用辨析

人力资本理论认为人力资本能够极大促成落后地区跨越式发展的实现,历史上三次成功的经济赶超证明了这一点,同时引发了人们对人力资本阶段性驱动作用的思考。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驱动作用不同,确定适当的人力资本投入比例才能够最大限度地发挥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驱动作用。中国的经济发展应当借鉴人力资本驱动作用的阶段性原理,制定合理的人力政策。     

韩国和江苏省产业结构、产业政策比较

韩国和中国江苏省自然条件和经济发展条件相近,产业结构各有特点.在产业政策上,韩国60年代实行“政府主导型”产业政策,80年代实行“政府主导,民间配合”产业政策,重视利用经济杠杆调整产业结构.江苏省实行科教兴省、经济国际化和区域共同发展战略,调整产业结构.韩国与江苏省在产业结构和产业政策上可相互借鉴.     

发展陷阱多样性与非均衡大国的应对

从国别和地区经济发展来看,尽管各国各地区生产方式不同,但在工业化、城市化及现代化过程中,一国(或地区)从低收入阶段经过中等收入阶段向高收入阶段迈进,甚至即便已经进入高收入阶段,其经济增长也会遇到形式各样的"发展陷阱"。经济发展和国民福利提高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不断突破一个又一个"发展陷阱"的过程。中国经济总体发展水平快速提升,但从地区层面看,由于"非均衡"发展战略的实施,中国实际上已陷入三种生产方式下发展陷阱的"多维并存"格局。认清当前中国面临的复杂经济形势,对推动中国经济的转型升级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     

理解"局部改革的陷阱"——基于国家能力的分析及其拓展

应当如何理解"局部改革的陷阱",当前理论界存在着不同的看法.我们认为应当从国家能力角度来理解其本意.在进一步的研究中,我们认为正是单纯的政府治理改革使前苏联、东欧的局部改革走向了死胡同.而从政府治理改革走向国家治理模式重构,是中国经济改革成功的根本原因所在.在经济转型新阶段,如何协调好政府与社会的关系,从而构建现代国家治理模式是中国能否建立起支撑一国长期经济发展的制度结构的关键.     

云南南部山区农业生产结构与农户增收的关系探讨

收入分配、产业结构和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内在关联,而云南南部山区农村场域的特殊性显示了深入探讨借助农业生产结构优化促进农民增收,进而促进农村经济发展问题的必要性.根据“倒U型”理论,将云南南部山区调查样本村的发展划分为四个阶段,不同发展阶段下收入分配特征与农业生产结构具有静态上的契合性和动态上的规律性.因此,需要采取相关措旌,优化农业生产结构和农户收入分配结构,提高农民收入水平.     

数字归责：基层网格化治理运行机制与优化路径研究

进入新时代,基层网格化治理已经成为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数字政府建设的不断深入,促使“数字归责”成为基层网格化治理的显著特征。数字归责,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为用数据刻画政府流程,内在逻辑表现为“以事定责”。数字归责,不仅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城乡治理的一个阶段性发展,更是技术的迭代更新下治理绩效提升的结果。实践中,这种职责优化的路径,扩大了政府职责的具体边界,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基层政府责任在“问责统领”的体制下日渐累积加重。因此,应客观评估数字归责的改革效应,避免“数字形式主义”,警惕落入过度现代主义的“数字化”陷阱。     

发展中大国制度变迁、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

制度因素是经济增长要素的“黏合剂”,对转型期发展中大国而言,制度变迁更加复杂,具有长期性和渐进性等特征.制度变迁与技术进步具有内在逻辑性与辩证关系,制度创新与技术创新推动产业创新并对经济增长产生重要影响.中国转型阶段应以制度改进和技术创新引领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构建一种引导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体制机制.     

全球化背景下中心城市工业化发展的再认识——以广州为例

工业化先行国家和典型城市发展的经验表明,经济发展与工业化进程随着产业结构变化而呈现出一定的规律性,而在全球经济一体化背景下新兴经济体形成了服务于全球的制造业,其制造业比重更高,在一定程度上偏离了经典理论的“标准结构”.通过对广州工业发展的状况与特征的深入分析发现,其发展路径、现状与经典理论存在一定的偏差,目前广州远没有进入技术集约化阶段,仍处于工业化中后期.因此,广州要根据工业化发展的阶段适时地调整发展路径和产业政策.     

中等收入陷阱：命题真伪与问题实质

中等收入陷阱一直是备受关注又饱受争议的重要问题,也是广大发展中国家难以回避的重大课题。中等收入陷阱并不是发展中国家步入中等收入阶段难以逃脱的宿命,中等收入陷阱其实是一个伪命题,也是一个遮掩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失败真相的理论陷阱。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澄清中等收入陷阱问题的真伪,洞察中等收入陷阱理论的缺陷,揭示中等收入陷阱的实质,有助于认清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巨大危害。抵制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道路,以新发展理念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积极统筹发展与安全、构建新发展格局,是跨越中等收入阶段迈向高收入国家的中国经验和中国智慧。     

分权治理与地方政府责任研究述评

地方政府责任和治理是世界各国政府分权改革中的一个基本问题.早期财政联邦制理论将分权引入政府公共支出的分析,维持市场的财政联邦制理论则考虑了政府组织结构与激励问题,结合分权和治理两个维度,带来了地方政府、财政激励与经济发展关系的理解.近来的研究进一步表明不同的政治体制下地方政府责任机制和治理结构的差异,同时发展中国家分权治理的实践表明,既定的不同政治体制下,公民参与是强化地方政府责任的一种重要机制,参与式预算就是其中“自下而上”的重要责任机制,对中国政治集权经济分权下地方政府治理具有一定的作用.     

从不平衡到平衡:重塑中国产业结构

产业结构的合理均衡对我国经济的平稳运行具有重要影响.建国以来,中国产业结构经历了在波动中不断调整、改进、完善的演变历程,产业比例从农业主导转变为工业主导,再到三大产业协调发展;产业内部结构也由单一化走向多元化,由追求总量平衡转向结构优化与升级.结合国际发展经验,未来中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将成为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关键.产业结构应向“绿色产业结构”转变,一方面继续加强产业外部结构调整,力求第一产业稳定发展,第二产业适度增长、加快升级,第三产业加速增长,由“传统工业主导”转变为“现代服务业主导”;另一方面要注重产业内部结构升级转型,发展新兴绿色产业,增强科技创新能力,完善市场竞争机制,逐步形成以现代化农业为基础,以先进制造业、现代化服务业为引导的新型产业体系,实现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以及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新中国成立初期储蓄政策分析(1949-1957)

储蓄政策是新中国成立初期经济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以政府为主导的高度集中的储蓄政策不仅是计划经济发展模式的支撑,也是上世纪50年代中国经济发展中实物经济和生产力积累的必要.计划经济体系不仅强化了政府对国民储蓄的控制,而且通过储蓄总量、结构政策以及强制储蓄等方式,最终形成了以政府为主导的储蓄格局.而储蓄政策阶段性成功的历史惯性则进一步导致了对政府主导的路径依赖.     

区域协调发展与政府体制变迁的制度分析

区域发展状况与政府的体制变迁密切相关。区域非均衡发展是经济市场化过程中的“自在状态”,而区域不协调发展则是政府进行强制性制度变迁的“自为状态”,也是对“元制度预设”价值目标的“偏离”。通过一元回归模型y=-ax+b的分析,我们认为,中国区域不协调发展的表现形式是“行政主导下的板块式经济”,但其实质是地方政府体制变迁滞后于经济发展的步伐,构建实现区域协调发展的制度基础是“复合行政”,其运行过程受到政治效率合法性、组织效率合理性和职能效率有限性的制约。     

总部经济及其在我国的发展

在经济全球化和信息网络技术快速发展的背景下 ,区域资源配置及企业组织结构正在发生着深刻变革 ,出现了企业总部与制造基地空间分离的现象 ,这一新的经济现象可以用“总部经济”来概括和描述。“总部经济”是一个全新的概念和理论。笔者经过长期深入研究 ,对总部经济进行了概念界定 ;通过构建总部经济的“三赢模型” ,深入分析了总部经济产生的内在机制 ;对总部经济产生的五种效应及其理论和实践意义进行了理论阐释 ;并对我国总部经济发展现状及存在的主要问题进行了简要剖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