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能主义官僚制行政刍论

首先对“全能主义官僚制行政”这一学术概念进行分析 ,指出西方公共行政范式传统上的分野。在此基础上 ,着重考察了全能主义官僚制行政的产生及其危机 ,批判了理性崇拜、“三权分立”学说的权力概念的缺陷 ,及其对效率、民主等的损害 ,论证了新公共管理兴起的必然性     

突破理性官僚制伦理困境的基本逻辑

官僚制化的行政管理是民主政治的委托授权式的他治的现代范式,但西方理性官僚制构造了形式合理性与实质非理性的伦理悖论,在公共权力运行中导致他治与自治的矛盾是公共行政的现代性困境。西方以否定他治为指向的解构理性官僚制的运动并不能为中国的公共行政改革制作范式。在人类还没有能力实现自治的境况下,否定合理的他治是乌托邦式的幻想。但面对理性官僚制发展不足的问题,应在反思理性与建构理性相统合的视阈中避免西方所遭遇的现代性悖论,需要以公共生活的智慧限制他治对主权的僭越以及克服官僚制本身的形式合理性与实质非理性的伦理困境,这一智慧在制度伦理视界体现制度与人格双重向度的整合。     

关于公共行政伦理的思考

以政治与行政二分说为起点、以官僚制为主要理论模式的传统公共行政过分强调行政的事务性、技术性和价值中立原则。这是传统公共行政模式的效率所在,也正是其缺陷所在。因为公共行政不仅是理性管理的领域,而且是价值追求的领域。为了克服官僚制的缺陷、纠正现代社会广泛存在的伦理失范现象,其根本方法是把价值因素及实质理性引入官僚制,进行公共行政的伦理建设,实现人类社会公共行政的伦理化和道德化。     

论传统公共行政的合法性危机及消解

传统公共行政受合法性问题困扰由来已久,传统公共行政范式形成于对代议民主制权力结构之上的现代理性官僚行政的持续改革中.传统公共行政以政治-行政二分作为其理论成立的根据,其官僚体制的特性使得民主与效率之间产生了深层对立,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在各个层面冲击着传统公共行政的合法性,表现为合法性危机.我们应该从深入理解合法性危机中学习如何巩固公共行政的合法权威.     

现代公共行政的数字化要求及其调适

在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中 ,韦伯选择了工具理性建构了官僚制理论的框架 ,随着世界的“解魅” ,以工具理性主导的官僚制成为现代社会的内在特征 ,从而形成了现代公共行政的数字化特征 :抽象还原、定量计算、准确预测和有效控制。然而社会的理性化带来了现代性的价值荒芜 ,哈贝马斯特别是罗尔斯等人的理论从不同方面对现代公共行政数字化要求特征进行调适 ,去实现公共行政的价值回归。     

传统荒政的公共性与行政国家成长的再审视——基于“官僚制实践困境”命题中的行政伦理

在政治与行政融合的表象下,传统荒政之演进内含官僚制通过构建和完善赈济灾荒的公共行政体系,达致提升荒政的行政效能和表达政治价值诉求的合理化过程.但时至近代,国家能力下降和近代化因素的引入却使其内含的传统公共行政的价值观念受到再审视,甚至发展为对整个官僚制体系遵循的行政规范的全面修正,亦使官僚制自身的演进陷入巨大挑战之中.因此,仅就行政国家成长中的“制度设计”而论,这关涉是否能在“重塑政府与社会关系”或“在社会成长中再造政府”的过程中重新定义政府(国家),使政治和价值问题再度回到公共行政的核心位置.此过程即从官僚制生长的政治、社会、组织与管理背景揭示了中国传统公共行政体制自身具备的变革逻辑.     

破解后官僚制合法化的伦理谋划

西方公共行政的组织理论意向是谋求替代韦伯范式官僚制的后官僚制。后官僚制的合法性离不开伦理的维度 ,后现代主义力图实现道德的无根化或祛伦理化。拯救现代性的意向是启动商谈伦理或美德伦理 ,他们都建构在民主的载体之上 ,但民主的形式却是多元化的。     

论民主治理中的合作行为——议题建构及其解释

公共行政的社会设计观点与民主治理的精神不谋而合,民主治理无论是趋于治理结构的非中心化模式还是后官僚制的模式,都是公共行政的社会设计理念的一种产品.合作行动贯穿公共行政演化始终,但民主治理视角下的合作行动作为一种设计的结果,不同于危机设计的命令型合作,也不同于理性设计的纪律型合作和渐进设计中的协作型合作,而是一种回归政治平等的协商型合作.在合作的概念家族中,形式化的合作行为实际上隐含着巨大的类型差异.区别这些差异,不仅是公共行政学合作议题研究的知识积累,恰当的合作行为类型还是民主治理得以实现的条件.     

超越官僚制与中国公共行政改革

官僚制凭借其制度设计的合理性,曾在西方社会产生了积极影响,并取得了极大的成功.随着时代的变化和社会的变迁,官僚制也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和困境,但是,纵观西方社会的公共行政改革,实质上是对官僚制的扬弃而非抛弃.用官僚制理念审视我国公共行政之现状,不难发现,官僚制的缺失是一个重要问题,因此,超越官僚制是我国公共行政改革的必然选择.     

转变中的公共行政范式--从官僚制行政走向后官僚制行政

二十世纪下半叶,西方各国掀起了以市场化为导向的公共行政改革,这一治道变革预示了西方公共行政范式正在从传统的官僚制行政向后官僚制行政转变.本文试图通过剖析公共行政范式转变的根源即传统官僚制的当代困境,揭示当代西方公共行政的主流趋向--后官僚制采用的行政范式以及它的理念抉择.     

批判与辩护之间：理性官僚制发展趋向分析

理性官僚制在实践中的弊端和原因可以分别从经济学方法论、民主政治理论和管理学上加以分析。应该从社会、制度与个人三者之间的关系中寻找理性官僚制失效的原因。理性官僚制可与批判、修补或改造它的各种理论相结合,从而理性官僚制会以各种形式出现;发展中国家面临着理性官僚制本土化的问题。     

重新认识公民和国家--二十一世纪初期的公共行政学走向

公共行政学从前范式阶段(伦理行政时期)进入正轨以来,主要经历了官僚制范式和民主制范式两个时期,现在的一切研究不外乎这两种范式的混合.民主行政范式在部分地松解了官僚制"牢笼"时,并没有使自己变成完全自由的.本文试图对建立在官僚制基础上的民主制范式进行一定的改革,主张对公民和国家问题进行彻底的反思,进而提出用"伙伴关系"取代"公民身份"作为公共行政学的元分析单位,在此基础上,以自治社群为社会管理的根本重构公民与国家间的关系.     

公共行政:超越工具理性

内容提要近代社会的理性发展推动了科学技术的发展、工业文明和经济繁荣。但是,理性的发展走向了形式化和工具化的歧路,出现了工具理性对价值理性的排斥。进而,工具理性征服了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现代官僚制是工具理性的典型形式。官僚制不仅把官僚体系中的人变成了官僚机器中的齿轮,而且进一步推动了社会的工具理性化,把官僚制作用范围中的人都变成了片面发展的人。正是由于官僚制的工具理性统治,造成了整个社会的宗教化、行政官员的腐败等等。而且,对于一党制的国家来说,它则是引导其政治解体的陷讲。因此,当代社会的行政改革纷纷对官僚制提出了批评。走出官僚制的根本出路就在于:超越工具理性,在公共行政的体系中引入道德价值理性,走以德治国和以德行政之路。     

公共行政的对话模式

在20世纪末西方公共行政改革的浪潮中,多种民主行政的理论构想涌现,其中包括对话模式.这一模式以哈贝马斯的交往行动理论为基础,强调政策制定与执行过程中拥有理性的民众参与商讨的重要性.该模式批评官僚制范式下只有少数人掌握话语权,也指出了社群主义者所提出的话语模式缺乏组织和混乱无序的弊病,认为在公共行政领域中应当构建一些人的对话.总体上看,公共行政的对话模式肯定了公民直接参与行政过程的重要作用,并提出了对话参与的设计,在理论上贡献很大,但它不具有现实性,缺乏有效的制度举措来实现其理论主张.     

从贤人之治走向民主治理——儒家治道学说的反思与价值重构

儒家的治道学说以“贤人之治”为核心内容,以“内圣外王”为逻辑起点,以“仁”与“礼”为终极价值,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传统德治主义。从本质上看,儒家的治道学说是一种“精英专政”,在历史进程中衍生出政治的宗法化、道德化倾向,展露了政治哲学的工具化、实用化特征,反映了传统儒学社会“公”领域的缺陷,因此与当代民主治理的核心价值相异。目前我国的民主治道变革面临双重任务：一方面,从儒家贤人之治的传统德治主义向理性官僚制的范式变迁是民主化转型的前提;另一方面,面对“后官僚时代”的挑战,治道变革还应该积极回应参与民主、理性行政、多元价值、公共利益等诉求。只有这样,适合我国民主治理的道德生态才能孕育而生,儒学政治文明也才能在全球化时代焕发新的生命力。     

价值理性与韦伯式官僚制构建——基于英普比较的历史视野

在韦伯的官僚制思想中,官僚化意味着行政方式逐渐摒弃特殊主义色彩,更具普遍主义特性。韦伯也认为,普遍主义所带来的差异的拉平,可以促进官僚化进程。然而,韦伯在对理性官僚制进行论述时,选取的案例是君主专制的普鲁士,而不是政治平等程度更高的秉承议会主权的英国,这里似乎出现了理论与案例的“错配”。通过韦伯官僚制理论中这一“案例错配”问题为切口,揭示了韦伯官僚化理论中隐而未彰的官僚化实际产生条件,以及价值理性对维系官僚制的重要意义,从而帮助我们更全面地认识韦伯的官僚制思想。最后,对价值理性和官僚化进行总结与讨论,为进一步认识韦伯的政治思想提供启发。     

试论功能分析法在公共行政中的应用

功能分析方法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公共行政研究也不例外。论文在对功能分析作了一个概述后,重点研究了功能分析方法在公共行政研究领域的应用,一是政治-行政二分法,另一个是官僚制的负功能分析。论文认为,政治-行政二分法尽管遭到严厉的批评,但对于理解公共行政研究仍然有着重要的意义。而对官僚制的负功能分析将为修正官僚制提供某些重要的理论启示。     

论行政人格之于公共行政研究的意义

人格问题是公共行政研究的中心议题之一。从公共行政思想史及国内外研究现状看,行政人及其人格即行政人格是公共行政研究的重要主题;从公共行政实践看,行政人格在公共行政及其理论研究中起着基础性作用,如果公共行政研究将官僚制作为中层的分析单位,那么官僚就是官僚制及其理论的微观基础或微观分析单位;从行政人格的性质来看,行政人格对于公共行政具有方法论意义,是公共行政研究的重要方法。     

韦伯的理想与现实——对韦伯官僚制理论的一种解读

对韦伯官僚制理论的评价是相当多、相当复杂、甚至相当矛盾的。正如克罗齐曾言 :“有关官僚制的讨论在很大程度上充满着迷思……一方面大多数学者把官僚制组织看作是现代世界理性的化身 ,并因此而认为它高于所有其他理性的人类组织 ,但另一方面 ,许多作家 ,常常是同一批人 ,则把官僚制看作是一种利维坦 ,准备把人类置入牢笼”① 。而韦伯的官僚制理论本身就包含这看似相互矛盾的两个方面的内容 ,一方面他认为官僚制对于人类的未来而言就是一只“铁笼” (ｉｒｏｎｃａｇｅ) ,但另一方面他又义无反顾地指出 :“正如自从中世纪以来 ,所谓的迈向…     

对理性官僚制批判的反思

自从韦伯提出官僚制至今,这种理论不断被批判,摒弃官僚制的呼声越来越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也适应时代的变化,进行了一系列政治体制改革,但是我们到底应该如何对待理性官僚制：是响应西方国家新公共管理,对理性官僚制进行摒弃,还是立足中国国情,理性分析理性官僚制,在中国对理性官僚制进行调适性完善？本文结合理性官僚制的理论和我国的具体国情作了初步的具体阐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