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歌》“东皇太一”祭祀渊源考论

＂东皇太一＂的神格与太一祭祀的渊源,是《楚辞》研究中争议较大的问题。文章从道家哲学与方术对楚国祭祀礼仪之影响的角度,结合考古发现,对以上问题加以探析,认为＂太一＂是创世神、祖先神与观念神的统一,根植于楚国的神话土壤,又孳乳于道家关于世界本原的哲学,经过战国中晚期道家、方士的鼓吹,才从哲学范畴演变为方士崇拜的至上神,最终进入楚王室的郊祀大典。     

“~应”“伊~”等并非附加式双音词

就学者新说中古诗歌中＂伊＂＂於＂＂为＂＂试＂等是词头,＂应＂＂已＂＂云＂＂来＂＂其＂＂取＂等为词尾的观点,文章从宏观与微观角度作细致准确研究,论定它们都不是附加式构词。得出结论为：＂伊~＂或表肯定和强调语气,或为判断系词;＂於＂为＂於乎＂之省,＂为~＂为泛义动词;＂试~＂或为动词＂尝试＂,或为副词＂姑且＂;＂~应＂为动词＂应当＂;＂~已＂或是＂以＂的通假,或为副词＂已经＂;＂~云＂,或是动词＂说＂,或为＂运＂的通假;＂~来＂为助词;＂其＂为助词,＂载＂是＂才＂的通假;＂~取＂为泛义动词。     

说“伐”

伐的本义为以戈击人。甲骨文及西周金文伐形多象用戈刃击人颈,以示击杀。卜辞所见杀人以祭之“伐”,用的就是本义,如“其伐十人卯三牢”(前·1·18·4),谓伐杀十人与卯杀五牢以祭也,(伐与卯均为殷祭祀时的用牲之法,伐,以戈击人颈,卯,杀也,)又,“伐廿鬯卅牢卅”,谓伐杀廿人与卅鬯卅牢同祭也(鬯为祭酒,牢为祭牲)。伐字在使用过程中,由本义大致分三路引申:一是由以戈击人之击,引申为用于战争方面之攻击,如习见于卜辞之“伐某方”及《左传》中“齐师伐我”之类的“伐”,义为“征     

“人”、“人民”及“人民之国”——浅析“中国式的个人主义”

尽管＂个人主义＂一词发源于西方,但是,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却从没有消失过对＂个人＂崇拜,只是这种＂个人＂是完全不同西方的＂中国式个人主义＂,是把＂家＂、＂家族＂、＂宗族＂等特殊群体作为价值对象的,而忽视了＂个人主义＂所拥有的＂公共精神＂。     

“臣”字新论

《说文三下·臣部》“臣”字下云:“牵也,事君也。象屈服之形。凡臣之属皆从臣。”许慎于“臣”之说解,可谓得其神髓,本无疑可举,然自郭老释“臣”为竖目以来,后学莫衷一事,至以许说为误。细检甲、金文及先秦古玺文字,方悟今世之“臣”,其字形由来有两个源头:“臣”象人被束缚之形是正宗主流;象竖目之形乃是旁支杂厕。“臣”于造字之初,与“目”在形、音、义三方面都完全无涉,但后来甲文横写之“目”有变竖者,字形与“臣”混而为一,竖写之“目”原有的读音遂为臣的读音所取代,各自原有的意义却在形、音统一的条件下保持下来。是以“臣”字不但字形的由来     

示与“大石文化”

“示”字表示神圣。汉字有关神物的字都有“礻”的偏旁。它的原义让旧学者搞得一塌胡涂。例如《说文解字》卷一示部说:“示,天垂象见吉凶所以示人也。从二(二古文上字)。三垂,日月星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示神事也。”于是出现了“示”为“三光崇拜”的说法。近人努力发现它的古义。有人说:“示则实为崇拜光明之义。三垂盖本作○○○,变为□□□,又变为|||也。”有人却说:“三垂象垂示之多。”有人竟说示所从之|,象征着“恍惚有神     

说“■”

“中”字金文或作“■”。一般认为,“■”字写法有误,当作“■”,取旗帜之象,因为上古有立旗(即“立中”)聚众之传统。学界的这一普遍看法其实是错误的,因为通过对古代神话文本与哲学文本的综合分析,并结合对“中”字得以构形的经验原型的具体考察,便不难发现,“中”字在上古除了取象于旗帜之外,还取象于“旋转”,而这恰与金文中“中”作“■”形是相吻合的。“中”字之所以在取象于旗帜之外,复取象于“旋转”,这与它内含“世界本原”之意蕴有关。     

论中国山水画之“一笔三象”

“一笔三象”是中国山水画的一种笔墨语言,它指的是画者一笔应呈现三象：视觉之象、心灵之象与哲思之象。山水画作者运用笔墨的点、线、面、色等言语建构视觉之象,使观者从中领略到景物原初的鲜活气息;画者以笔墨塑物造象时,一笔唤起的心灵之象在节律、时间的变奏中,呈现出滞涩光润、软揉硬枯、亦或曲直、流动的痕迹,传达的是人心灵的畅欢、忧虑、酸涩等情感,笔净心空、笔凝心重;山水画以充实为美,讲究执两用中,追求象外传思,以哲思之象创造出中国山水画特有的审美样式。     

试论“依生之美”范式在侗族民歌中的体现

民族生态的审美范式是在民族生态审美活动中以主客体的关系为轴心而形成的审美类型、美学范畴。它体现在两个层面：一是民族人民与自然的关系;二是民族与民族之间的关系。笔者试图用民族生态审美的＂依生之美＂范式从微观角度来论述侗族之审美范式民歌。     

论中西方“天人合一”思想的本质区别

中西方关于＂天人合一＂的思想具有本质区别：中国的＂天＂是形上层面的＂德性之天＂,西方的＂天＂是经验世界中的＂自然之天;＂中国的＂人＂是整体主义环境下的强调＂天（道）＂的人,西方的＂人＂是个体主义环境下的强调人类自身发展的人;达到＂天人合一＂的途径中国是内省式的,从正心开始,而西方是外求的,从研究自然开始。二者应当保持和谐的张力：在形上的超验层面应当具有传统中国＂天人合一＂的信仰,而在经验世界里应当注重＂人与自然（天）的和谐共存＂。     

论吕柟的“学仁学天”说

吕柟是明代关中之学的大儒,其思想特征主要体现于他的＂学仁学天＂说。一方面,本着＂因材施教＂的教育理念,吕木冉要求学者＂以天为学＂,对各家思想学说要兼容并蓄,不偏于一端;另一方面,学者应＂以仁为心＂,这既是＂学天＂的一个基本内容,也是在面对朱子学与阳明学并立相争的环境下进行的第三种选择,即向先秦孔子思想的回归。     

从“澄怀”到“味象”——从宗炳“澄怀味象”看审美条件

从宗炳＂澄怀味象＂的美学意义、＂澄怀味象＂与审美发生机制、＂澄怀＂与＂味象＂的顺向关系、审美的主客关系4个方面探讨审美得以产生的条件。分析认为,美是主客体相互融合、共生的结果,真正的审美就是沉潜于对象中＂主客合一＂的先＂澄怀＂后＂味象＂的一个审美过程。     

从“重生”到“知死”——简论孔子的人生哲学观

以《论语》为原典,集中分析和讨论了孔子＂未知生焉知死＂、＂生死有命＂和＂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生以成仁＂等人生哲学思想,指出：孔子重视＂生＂并不意味着忽视＂死＂,强调人之＂知生死＂就是＂知命＂,即明白＂死生有命＂;面对＂求之在天者＂而非＂求之在我者＂的生死问题,人所能做的就是以＂践仁＂来实现生命的永恒价值,并借此获得对个体生死的超越。     

傣历中的干支及其与汉历的关系

干支是天干和地支的合称,天干即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地支即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汉族农历(以下简称汉历)中用十天干与十二地支相配,得六十数作为历法中的纪时周期,是为一花甲(或称甲子)。每一花甲通常以甲子始,顺序为乙丑、丙寅、丁卯直至第六十癸亥止。 用干支来纪时间,在汉历中有悠远的历史。早在甲骨卜辞中,即已使用干支纪日,夏代帝王中有以天干取名的,如孔甲、胤甲、履癸,可见那时已有天干了。有人作过研     

话“径”说“园”——来自现象学语境中的解读

在现象学语境下对中国古典园林路径进行解读,从物我关系角度探讨园林路径之＂源＂起;以生命轮回意识看园林路径＂圆＂之循环模式;透过园林路径与＂天地人神＂四者之＂缘＂探寻其空间赋形机制;由人对自身存在的时间阐释揭示园林路径对于时间的＂援＂引,旨在以现象学理论重新审视中国传统哲学、文化及建造意识,反思其本质,并从中发掘创作灵感,对当代建筑及园林创作具有跨领域、创造性的现实指导意义。     

传统“天命”观的确立及其象征

殷周剧变诞生出“以德配天”的天命观,旨在为世俗统治提供某种来自天意的合法护符,其后经春秋战国到秦汉一统。“天命”受重视的程度恰与它所代表的王权之强弱相互照应。终于形成一套由“奉天承运”和“天谴弗违”辅助论证的天人感应体系,与西方的“命运”说不同,这种意识形态更强调天命与人事之间的双向效应,因此又具有强烈的象(取象于天)征(有徵予人)色彩。     

“转灯”习俗的审美人类学解析——基于高台县罗城乡的考察

审美与艺术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许多日常的生活场景本身就是某种审美和艺术的表达。高台县罗城乡的＂转灯＂习俗体现了崇拜与禁忌、仪式与狂欢的审美特征;作为一种民俗事象,又承载着汉民族自形成至今积淀而成的价值观和道德精神。     

“国”字新证

“国”字新证贾子炯国字初文作或，甲文作，金文作，国是或的今字。文字改革后，简化为国。关于国的古文或字的字形分析，文字学界历来众说纷纭。大体说来，一为形声说，一为会意说。高鸿缙认为：或为国之初字，从□，为地区之通象，合之为有疆界之意，属指事符益之以戈声...     

补空谈之虚空 破株守之迂滞——薛凤祚“会通”的科学思想探微

薛凤祚是明清之际中西会通大潮中承前启后的重要学者。经世致用的实学思想使得薛凤祚的学术思想向更为广博的文化领域和农、工、兵、商等具体应用学科拓展,他沉潜于百工之技的研究中,讲之不厌其繁,行之不嫌其贱,这实际上将理学家＂为生民立命＂的实学理念真正落到了实处。在会通中西学术的方法上,他不斤斤计较于以夷变夏还是以夏变夷,而是兼收并蓄,＂熔各方之材质,入吾学之型范＂。在处理＂象＂和＂数＂的关系上,薛凤祚继承了徐光启＂由数达理＂的科学思维方法,比较系统地论述了数学在一些学科领域中的应用,使得中国传统的象数观念具有了走向近代科学发展的倾向。     

从历代典型文学作品看“红色崇拜”的传承和发展

红色,是中华民族的国色,自古就受到人们的顶礼膜拜。不同的历史时期,＂红色＂所代表的含义都有所变化和发展,这些含义的变化发展反映在历代典型的文学作品中。在先秦,＂红色＂象征着血腥和神圣;在唐宋,＂红色＂不仅意味着富有、庄严,而且还有美丽及＂花＂等物品的代称之意;在明清,＂红色＂有勇猛、忠诚、热闹、吉祥等意;而在现当代,＂红色＂又增加了野性、不屈和革命等意义。本文借助历代典型的文学作品探索中华民族＂红色崇拜＂传承和发展之线索,揭示＂红色崇拜＂产生的历史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