牴牾与互补——论鲁迅和梁实秋对人性与阶级性的思考

对文学的人性与阶级性的思考,抛开论争的火药味以及意气之争,鲁迅和梁实秋其实是"双赢".鲁迅是兼顾人性的阶级论者,梁实秋是兼顾阶级性的人性论者,二者的观点并不只是一种尖锐对立的柢牾,也是一种可贵有益的互补,是多元价值观的体现,共同完善了对人性与阶级性共时性和历时性的深刻思考.     

“两个口号”论争与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

上世纪30年代在"左联"内部发生的关于"两个口号"的论争,表面看起来是两种话语的表述方式之争,实际上是两种政治策略之争,更是中共中央的两个权力中心之争,即以王明为代表的"莫斯科中央"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陕北中央"之争。即使到了"延安时期",党中央内部对于"两个口号"论争的评价,又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的政治形势下产生了不同的理解。而这时毛泽东对"两个口号"的理解和阐释与当初鲁迅有着根本的不同,他把鲁迅在"两个口号"论争中所坚持的"文学的独立性"转换成了"艺术上的政治独立性",进而演化为"艺术上的政治立场",这与当年"国防文学"论者的思想逻辑是暗合的。表面上,毛泽东是"国防文学"的批评者,但在思想逻辑上,毛泽东与以周扬为代表的"国防文学"论者有着惊人的一致。     

丁文江和"科学与人生观论战"刍议

丁文江是"科学与人生观"论战中科学派的主要代表.过去学界在论及这一论战时,一般论者只注意丁文江与张君劢的思想差异,往往忽略了他与张有着许多相似的经历和共同的研究系背景;只纠缠于对参与论战者文本字里行间的歧异解释,忽略了他们在论争背后的"策略"运用,特别是梁启超为代表的研究系争夺话语权的意图.     

关于马克思“不平衡关系”问题的两次论争

关于马克思"不平衡关系"问题,国内学术界曾有过两次较大的论争:一次发生在20世纪50年代末,一次发生在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论者们都借着马克思的名义来说话,而且都自以为抓住了马克思的本意.但由于各自的前见不同,马克思在他们那里便呈现出了斑驳的色彩.这些斑驳的色彩交互冲突,相互否定,为凸显出一个真实的马克思提供了某种契机,同时也提示人们:在马克思思想框架内未必能获得彻底解决的"不平衡关系"问题,或许可以获得另一种途径的解决.     

对我国经济体制改革论争的回顾与思考

我国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发生了三次重大的思想论争.第一次论争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论争主要围绕着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问题展开;第二次论争发生于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论争的焦点在于市场化改革到底姓"资"还是姓"社"这一问题;第三次论争发生在2004～2006年间,论争的重点在于改革的成败得失问题.在这几次论争中,改革派最终取得了上风,使改革开放得以持续推进.这些论争归根结底是意识形态的论争,核心是如何认识社会主义,起因是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的奇妙结合.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法学界关于废止死刑之论争

20世纪二三十年代,随着国内刑罚制度改革实践的深入发展,兼受欧美各国废止死刑运动之影响,中国法学界曾掀起了一场关于废止死刑的论争。当时持死刑废止论者以死刑的历史传统和民族信念、社会契约论、人道主义、死刑报应主义和刑罚功能主义等为立论基础,力辩死刑之应行废止。此外,他们还就死刑存废与社会安全、死刑与国家表率、死刑与犯人自新和司法补救等问题与死刑保存论者进行过论争。该时期关于废止死刑之论争,某种程度上冲击了人们传统的刑罚观和死刑观,对于其时之刑事立法,也或隐或显地施加了一定的影响。     

“问题与主义”之争的再评价

“问题与主义”之争的再评价李安增刘煜五四时期“问题与主义”关系的论争，是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上一次极为重要的理论探讨，史学界曾给予长期关注与评说。一般教科书和多数论者认为，在论争中胡适向马克思主义发动了“猖狂进攻”，是“恶毒的挑战”，这场论争是“两种敌...     

“民族形式”论争的起源与话语形态论析

国统区文学的"民族形式"问题之争,与毛泽东在延安提出的有关理论并无直接关联,这是一场由文协在抗战初期组织和倡导的通俗文艺运动引发的论争,论争双方分别是通俗读物编刊社和新文学同人.论争起源于抗战初期利用旧形式问题引发的分歧,向林冰挪用延安的意识形态话语,把通俗读物编刊社的"旧瓶装新酒"和"民族形式"直接等同起来,导致了论争的复杂化,也造成了研究者长期的误解.今天看来,这场影响深远的论争,本身并没有多少理论价值,而在论争中暴露出来的种种问题,显然比论争本身更值得反思.     

对义和团运动学术讨论中几个问题的管见

一九○○年爆发的义和团运动,到现在已经过去八十六年了.近年来,随着对这一运动的讨论不断深入,不少论者在义和团战争、义和团运动性质、以及它的历史地位等问题上展开了学术论争.本文拟就上述三个问题略陈管见,不妥之处,敬请指正.     

“文化工业”下的当下文学论争剖析

结合网络在当下中国的超常发达,运用"文化工业"理论剖析当下的中国文学和文学论争的特点,指出"文化工业"下的商业资本的统治本性淹没了文学所必需的创造个性和文学论争所必需的独立公正立场,使得环绕著作权和名誉权的文学论争成为当下"文学"场的可怜点缀和可笑搭档.     

20世纪前半叶中国关于三农出路论争的回顾与检讨

20世纪前半叶中国发生了关于如何解决三农出路的三次论争高潮.论争的结果是,工业化道路得到较为普遍的认同,但农业在工业化进程中的重要性也得到充分理解.不过,检讨论争史,其中存在着应时化、简单化、公式化、理想化和非理性化的错误.     

从《庄子》谈到中国特色的浪漫主义

1 以前,我们的文学史、文学批评史著作大多认为《庄子》对浪漫主义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前不久,有些论者为了抬高庄子的地位,反对以前打棍子、扣帽子的作法,提出了《庄子》的现实主义特征问题.于是,学术界就产生了一场关于《庄子》是现实主义还是浪漫主义的论争.陶白     

关于《荷塘月色》中"月夜蝉声"的论争——兼及朱自清的两封佚信

1935年3月至6月《民报》副刊《民话》上发起了 一场关于朱自清《荷塘月色》中"月夜蝉声"的论争,论争的焦点集中于夜里到底能不能听到蝉声.论争持续了三个多月,有八人参与,发表论争文章十余篇,其中还涉及朱自清的两封佚信,具有较高的文学史料价值.十一年后,1946年朱自清写了《关于"月夜蝉声"》一文回顾了此次论争,然而该文...     

《渔父》沧浪地理位置之究索

屈原遇渔父之沧浪水,究竞在何处?如今有两种说法:一种认为是汉水下游近楚都的沧浪之水;一种认为是沅江下游汉寿境内的沧浪之水,由此引发一场"沧浪"地理位置的论争."楚都说"出现最早,论者最多,几乎成为历史定论;"汉寿说"出现较晚,知之甚少,但言之凿凿,颇能令人信服.然而,从有关历史资料、汉寿古迹遗址、屈原放逐后的活动范围、屈原与渔父会遇时间等四方面来考证,沧浪水的地理位王应该是在沅水下游的汉寿,而不是在汉水下游的楚都.     

编辑·考据·文字--兼谈编辑的职业道德与学养

清人治学,提出"义理、考据、辞章"三者兼善为用,影响深远.后来,学界视考据、辞章为小技、末道之风渐盛,以致空疏学风泛滥成灾.编辑,特别是文史哲编辑应加强自己的职业道德修养及学养,在审稿和编辑加工时,应正确对待和认真查考核对论者所用材料、引据以及文字表达方面的问题,以努力编出精品.     

"民族形式"论争的名与实

20世纪40年代关于"民族形式"问题的论争具有比较浓厚的意识形态背景,这直接表现在这场论争的关键词--"民族形式"的使用上."民族形式"的提出是民族战争中民族意识高涨的结果.从文艺理论的角度看,"民族形式"这个术语并不具备理论的严谨性,但是由于现实的原因,仍然在论争中被普遍使用.     

从中西文化论争看世界民族主义及其对现代化的回应

中西文化论争,随“西学东渐”而发生。自近代以来,这场文化论争更是高潮叠起,热闹非常,它伴随着中国走过了上百年的历程,其漫长、深刻、复杂和激烈为中国文化史上所仅见。时至今日,这场论争仍为学界乃至社会各界所关注。 决不要误以为这种文化论争仅仅发生在中国这块历史文化悠久的土壤上。如果借助世界历史的宏观视角我们便可以发现,同类性质的文化论争与冲突实际上在世界的许多地方都不同程度的发生过。日本,早在开埠之前就有兰学与官学之争,开门论者与后期水户学派的分歧。明治维新后又有主张“脱亚”论的欧化派与强调民族本位的政教派的对抗。在印度,类似的论争也很激烈,泰戈尔与甘地对西方     

关于"五四"文学革命激进与保守论争的再思考

本文对学术界关于"五四"文学革命激进与保守论争的来龙去脉进行梳理和评述,及对该论争从拓展研究空间,突破思维定式,及存在的问题等方面进行了再思考.     

我看审美意识形态之争

本文考察了近年来关于"文学是审美意识形态"的论争,认为论争的焦点在于如何界定"意识形态"概念,以及是否承认"意识形态"的阶级性.笔者认为,定义文学艺术的本质,不必一定选择"意识形态"这个具有极大歧义可能性的概念.     

从开明专制、训政到新式独裁——兼论近现代中国对宪政民主路径的采择

近代中国围绕宪政民主路径的选择发生了三次论争。一是清末围绕“开明专制”的论争 ,论争双方都承认国民程度影响宪政道路的采择 ,但双方给出了不同的判断 ,共和立宪派更否定了依靠清朝统治者推行立宪的可能 ;二是民初围绕袁世凯专制行为展开的论争 ,论者较系统地批判了所谓的“开明专制” ,提出只有实行宪政民主才能促进国民程度问题的解决。在对中国宪政民主路径的采择中 ,孙中山的“训政论”日益系统 ;三是 30年代关于“新式独裁”的论战 ,双方争论的焦点是“新式独裁”的必要性与可能性。